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通信与政论文为核心进行考察, 可以管窥两人思想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他们在有关中国著述的创作过程中分享资料、交换看法、彼此支持。在分析方法上, 运用唯物史观开展中国研究且叙述生动;在主要思想上, 聚焦中国社会的独特变动与世界影响;在研究宗旨上, 重在揭示中国与欧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联动的规律以促进人类解放。由于两人的生命历程、学术专长和分工不同, 马克思“论中国”的成果数量多于恩格斯, 但恩格斯“论中国”的时间早于且跨度长于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长期性及其方式等个别认识上略有不同;从关注领域看, 马克思侧重中国经济社会议题, 恩格斯擅长中国军事地理分析;从解释方式看, 马克思善用借喻或暗喻来陈述事实, 恩格斯文风朴实自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国论域既有总体一致, 又存具体差异, 对于探讨两人关系及其书信、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中国观和区域国别研究都有启示意义。

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是“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 也是应对全球思想文化博弈、塑造国家外部环境、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选择。增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在于强化“以文化与世界对话”的理念, 将我国的文化资源禀赋与鲜活的发展实践优势转化为有效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对当代中国的理性认知、亲近情感与价值共识的战略能力和实际效能。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需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 持续推动价值内核的全民构建,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不断推动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智慧广泛深入地走向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2卷已于2025年底出版。该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9年1月至1871年3月期间所写的著作以及相关文献133篇, 其中包括中文第一版没能收入的20篇文献。全部译文都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时的原文翻译或重新校订, 全部资料都根据中文第二版的体例和要求, 并立足新的研究和考证成果, 重新编写、修正和补充。这一卷的出版旨在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提供译文更准确、收文更全面、资料更详实的基础文本。

本文围绕特雷尔·卡弗和丹尼尔·布兰克所著两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版本政治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费尔巴哈”章的呈现与分析》的核心问题展开系统性批判。第一, 鉴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内容的复杂程度和出版形式的计划变更, 其编辑方案始终面临着严格的时间顺序编排与内容逻辑编排之间难以弥合的张力, 卡弗和布兰克试图兼顾文献学合理性和大众可读性的目标难以实现, 其“费尔巴哈”章英译本的创新程度也相当有限。第二, 二者敏锐地洞察到文献编辑本身蕴含的政治历史维度, 但当其宣称自身所梳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版本政治史确立了超越特殊利益束缚、唯一正确且客观的阐释立场时, 反而忽视了政治历史条件对版本阐释的影响, 这一立场理应被摒弃。第三,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编排关乎文本内容理解和编辑原则设计, 必须不断经受读者诠释、哲学前提反思和文献考证的多重检验, 在不同版本的编辑实践中焕发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探讨和研究, 在改革之初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 逐渐拓展到其他方面, 进而深入到从整体上对改革本身的反思和对改革经验的总结提炼。本文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改革理论研究的概况, 对学术界关于改革的背景和动因、性质和方向、地位和功能、目的和目标、主体和动力、判断标准、方法论等七个方面研究的主要观点作了概述。在此基础上, 本文分析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理论研究的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具有清晰而严密的任务逻辑。这一任务逻辑由四个层面构成: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新发展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四重任务各有侧重、层层递进、有机统一, 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框架。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任务逻辑, 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四重任务的理论渊源、历史演进与现实要求, 阐释其内在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 分析其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向, 以期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与路径参考。

本文详细介绍了辛亥革命时期到五四运动时期社会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过程。这一过程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十月革命以前, 湖南少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的同时, 零散地译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 是马克思主义被毛泽东等湖南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 并开始与劳动运动相结合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湖南支部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通过湖南的党组织以各种方式和渠道, 与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进一步深化在湖南的传播, 由此培育了湖南第一代的共产党人, 迎来了湖南劳动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从而为湖南民众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新旧杂糅的经济方式、反洋教和保路运动的革命实践、教育改革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 为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创造了条件。1919—1927年, 杨闇公等革命先驱通过进步报刊、早期党团组织、社会团体和工人群众运动等多种渠道在西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多维度特点, 传播内容不断深化,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逐步拓展至革命实践活动, 并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尽管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较为浅显、办刊方向存在偏差、受众范围有限、组织体系脆弱等问题, 但历史价值仍无可替代, 不仅培育了吴玉章、杨闇公等一批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兼具的本土革命领袖, 而且通过劳工互助社、工会等组织在封闭边远地区播撒了阶级觉醒的火种, 为西南地区革命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亦对后续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和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 是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学界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领域的哲学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传统哲学基础展开了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研究视域上体现时代性, 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多样性, 在学术观点上彰显创新性, 为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了良好铺垫。同时, 现有研究在学理化阐释、体系化建构、实践性关切、历史性观照等方面仍有些许不足, 存在提升空间。

20世纪上半叶,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新疆的传播译介活动, 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重要思想实践。本文立足于新疆独特区域位置与近代社会变革这一背景, 系统梳理了自辛亥革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进步思想初步萌芽, 至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与进步力量推动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传播高潮, 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复杂形势下以隐蔽方式持续译介传播经典文本的历史脉络。这一传播译介进程并非线性展开, 而是受到国际形势、国内政局与地方权力更迭的多重影响, 呈现出“公开—受挫—转入地下—再公开”的特征。传播译介活动主要通过输入俄文、中文等文字版本的经典文本, 以及向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口头及书面转译得以实现, 译介主体从早期的联共党员、旅俄华侨, 扩展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 以及后期本土培养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一过程不仅冲击了新疆地区旧有的封建文化结构, 启蒙了各民族反帝爱国思想, 也为新疆和平解放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革积淀了初步的思想基础与本土干部资源。本研究力求在严谨的史料辨析基础上, 客观呈现马克思主义在新疆早期传播的复杂机制与多维影响, 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地区思想建设早期历程的认识。

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根基性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度耦合, 在理论体系建构、教育内容创新、传播路径拓展、主体协同推进以及对象分层施策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真理性与价值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观与方法论辩证统一的鲜明特质。新时代新征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需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 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把牢政治方向, 在守正创新中优化内容体系, 在解放思想中推进方法革新, 在践行群众路线中巩固教育根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能。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价值创造的本质、主体及分配逻辑带来了诸多挑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量决定规律等核心内涵, 为解析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创造机制提供了理论工具, 同时, 生产关系理论也为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关系变革的本质奠定了思想基础。人工智能时代新型生产关系呈现诸多特征, 生产资料向智能化与数据化转型, 劳动主体多元化且出现异化新形态, 劳动过程走向社会化与协作化重构, 同时具有动态性。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可知, 人工智能是物化劳动的高级形态, 是价值创造的条件而非源泉, 这其中, 活劳动仍是价值创造的核心。面对“人工智能价值论”“数据价值论”等挑战,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当代仍具解释力。

学界往往将苏联教科书体系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论”溯源至列宁“推广说”, 但并未对后者本身进行系统考察。事实上,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意涵复杂且具有动态的演进轨迹, 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解读: 第一, 方法论祛魅。突破苏联教条化阐释的“神圣化”叙事与西方解构主义批判的“污名化”窠臼,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虽与苏联教科书体系“推广论”共享“域转换”模型外壳, 但其与后者诉诸人类社会几近全盘复制自然界规律不同, 列宁思想语境中的“推广”是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规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表达而非实质规定。第二, 历史逻辑重勘。思想史考证表明,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认知是在普列汉诺夫辩证唯物主义与狄慈根实践哲学构成的他者性理论场域中, 通过主体间性对话形成的中介化理论装置, 这种哲学建构既是对民粹派认识论危机的策略性回应, 更是革命实践逻辑在理论层面的必然投射, 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独特路径。第三, 发展轨迹显影。通过对“伯尔尼笔记”的文本考古发现, 列宁后期实现了从“推广说”到“实践辩证法”的思想认知革命, 即通过将客体结构嵌入“实践认识”的辩证运动, 在保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内核的同时, 完成了对早期理论局限的自我扬弃, 这一思想演进构成了列宁哲学思想史上的关键转折点。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纲领性文献。它不仅从顶层设计角度明确了我国“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发展目标和任务举措, 而且在理论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尤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 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历史性贡献。本文将这些重大贡献概括为“十论”: 关键时期论、承前启后论、阶梯式发展论、决定性进展论、物质技术基础论、科技现代化支撑论、战略依托论、重要保障论、必然要求论、重要标志论。“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这些具有内在联系的重大创新论断, 并将其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十五五”规划的整体部署当中, 这不仅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而且也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创新性贡献。

围绕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形态问题, 学界提出了“非物质劳动论”和“产消劳动论”等阐释模式。前者认为网络用户生产了被平台无偿占有的信息文化产品, 后者则认为用户生产了可供平台出售的数据商品。立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 从哲学现象学视角来看, 在本质抽象层面, 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具有物质生产性、工具中介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等特征, “数字劳动”不过是掌握数字技术的劳动者运用数字化工具生产数字产品的过程。而在现象具体层面, 由于现实的劳动过程是在一定的“技术-协作”关系和“权力-支配”关系中完成的, 所以“数字劳动”表现为数字开发劳动、数字维修劳动、数据加工劳动、数字管理劳动、数字媒介加工劳动、数字商业劳动等不同的现象形态。以此来看, “非物质劳动论”和“产消劳动论”不仅混淆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 而且混淆了劳动与非劳动(如消费活动)。

是谁提出了工农联盟? 我国1995年出版的《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说明》和2012年出版的《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一卷说明》, 认同苏联思想界的观点, 认为是列宁提出了工农联盟。同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说明》和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一卷说明》, 认为是马克思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辨析这一问题, 须阐明19世纪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工农关系。本文梳理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工人政党的工农关系及其思想的实际情况, 进而阐述列宁提出并创建了工农联盟。

加强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创新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精神之一, 事关“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贯彻实施。这次全会对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的认识从宏观层面深入到微观层面。为此, 深化制度创新须在微观的操作层面下功夫, 特别是要落实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原则,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目标管理”和服务发展上, 尽量减少管理环节,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人民至上是其根本价值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明确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和价值遵循, “高质量发展”与“人民至上”作为两大核心概念, 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践主线。必须站稳人民立场, 厚植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 要坚持造福人民, 让人民享有高品质生活, 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并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黎明》杂志1892年2月第35期刊载的《 <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的波兰文首版译文漏译了“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须的”这一表述。被恩格斯称为“《共产主义宣言》波兰文新版本”的1892年译本里同样没有这句话。漏译是蓄意删减德文原文造成的, 表明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分子背弃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波兰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原则。

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明观”在欧洲形成并扩展为全球性话语。这一观念体系主要呈现出“文明进步论”“文明相对论”“文明悲观论”三种理论形态, 它们从不同的向度阐释“文明”的内涵, 却始终存在着根本性缺陷, 难以科学解释文明发展的本质规律与历史走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域中, “文明”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线索。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明”概念的使用可区分为实在论与价值论两种基本语境, 这为科学理解“文明”提供了文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为审思并超越“现代文明观”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它指认“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文明的现实基础, 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是文明的发展动力, 并坚持历史阶段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统一是文明的演进图式, 从而突破了“现代文明观”的局限, 为把握文明发展规律提供科学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