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探讨和研究, 在改革之初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 逐渐拓展到其他方面, 进而深入到从整体上对改革本身的反思和对改革经验的总结提炼。本文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改革理论研究的概况, 对学术界关于改革的背景和动因、性质和方向、地位和功能、目的和目标、主体和动力、判断标准、方法论等七个方面研究的主要观点作了概述。在此基础上, 本文分析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理论研究的建议。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通信与政论文为核心进行考察, 可以管窥两人思想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他们在有关中国著述的创作过程中分享资料、交换看法、彼此支持。在分析方法上, 运用唯物史观开展中国研究且叙述生动;在主要思想上, 聚焦中国社会的独特变动与世界影响;在研究宗旨上, 重在揭示中国与欧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联动的规律以促进人类解放。由于两人的生命历程、学术专长和分工不同, 马克思“论中国”的成果数量多于恩格斯, 但恩格斯“论中国”的时间早于且跨度长于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长期性及其方式等个别认识上略有不同;从关注领域看, 马克思侧重中国经济社会议题, 恩格斯擅长中国军事地理分析;从解释方式看, 马克思善用借喻或暗喻来陈述事实, 恩格斯文风朴实自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国论域既有总体一致, 又存具体差异, 对于探讨两人关系及其书信、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中国观和区域国别研究都有启示意义。

本文详细介绍了辛亥革命时期到五四运动时期社会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过程。这一过程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十月革命以前, 湖南少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的同时, 零散地译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 是马克思主义被毛泽东等湖南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 并开始与劳动运动相结合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湖南支部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通过湖南的党组织以各种方式和渠道, 与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进一步深化在湖南的传播, 由此培育了湖南第一代的共产党人, 迎来了湖南劳动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从而为湖南民众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具有清晰而严密的任务逻辑。这一任务逻辑由四个层面构成: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新发展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四重任务各有侧重、层层递进、有机统一, 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框架。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任务逻辑, 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四重任务的理论渊源、历史演进与现实要求, 阐释其内在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 分析其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向, 以期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与路径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2卷已于2025年底出版。该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9年1月至1871年3月期间所写的著作以及相关文献133篇, 其中包括中文第一版没能收入的20篇文献。全部译文都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时的原文翻译或重新校订, 全部资料都根据中文第二版的体例和要求, 并立足新的研究和考证成果, 重新编写、修正和补充。这一卷的出版旨在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提供译文更准确、收文更全面、资料更详实的基础文本。

新旧杂糅的经济方式、反洋教和保路运动的革命实践、教育改革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 为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创造了条件。1919—1927年, 杨闇公等革命先驱通过进步报刊、早期党团组织、社会团体和工人群众运动等多种渠道在西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多维度特点, 传播内容不断深化,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逐步拓展至革命实践活动, 并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尽管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较为浅显、办刊方向存在偏差、受众范围有限、组织体系脆弱等问题, 但历史价值仍无可替代, 不仅培育了吴玉章、杨闇公等一批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兼具的本土革命领袖, 而且通过劳工互助社、工会等组织在封闭边远地区播撒了阶级觉醒的火种, 为西南地区革命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亦对后续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和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

本文围绕特雷尔·卡弗和丹尼尔·布兰克所著两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版本政治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费尔巴哈”章的呈现与分析》的核心问题展开系统性批判。第一, 鉴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内容的复杂程度和出版形式的计划变更, 其编辑方案始终面临着严格的时间顺序编排与内容逻辑编排之间难以弥合的张力, 卡弗和布兰克试图兼顾文献学合理性和大众可读性的目标难以实现, 其“费尔巴哈”章英译本的创新程度也相当有限。第二, 二者敏锐地洞察到文献编辑本身蕴含的政治历史维度, 但当其宣称自身所梳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版本政治史确立了超越特殊利益束缚、唯一正确且客观的阐释立场时, 反而忽视了政治历史条件对版本阐释的影响, 这一立场理应被摒弃。第三,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编排关乎文本内容理解和编辑原则设计, 必须不断经受读者诠释、哲学前提反思和文献考证的多重检验, 在不同版本的编辑实践中焕发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是“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 也是应对全球思想文化博弈、塑造国家外部环境、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选择。增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在于强化“以文化与世界对话”的理念, 将我国的文化资源禀赋与鲜活的发展实践优势转化为有效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对当代中国的理性认知、亲近情感与价值共识的战略能力和实际效能。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需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 持续推动价值内核的全民构建,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不断推动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智慧广泛深入地走向世界。

20世纪上半叶,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新疆的传播译介活动, 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重要思想实践。本文立足于新疆独特区域位置与近代社会变革这一背景, 系统梳理了自辛亥革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进步思想初步萌芽, 至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与进步力量推动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传播高潮, 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复杂形势下以隐蔽方式持续译介传播经典文本的历史脉络。这一传播译介进程并非线性展开, 而是受到国际形势、国内政局与地方权力更迭的多重影响, 呈现出“公开—受挫—转入地下—再公开”的特征。传播译介活动主要通过输入俄文、中文等文字版本的经典文本, 以及向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口头及书面转译得以实现, 译介主体从早期的联共党员、旅俄华侨, 扩展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 以及后期本土培养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一过程不仅冲击了新疆地区旧有的封建文化结构, 启蒙了各民族反帝爱国思想, 也为新疆和平解放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革积淀了初步的思想基础与本土干部资源。本研究力求在严谨的史料辨析基础上, 客观呈现马克思主义在新疆早期传播的复杂机制与多维影响, 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地区思想建设早期历程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昭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

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自然分工状态下的劳动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但阿伦特认为，由于马克思劳动概念过于宽泛，既包括仅仅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又试图彰显自由自觉活动的维度，模糊了劳动、工作及行动的边界，劳动必定会以其必然性和同一性侵袭和破坏政治领域中行动的自由，同时劳动地位的提升使得“人沦为工具”，进而带来现实中的极权主义和人的不自由状态。着眼于思想生成的维度，通过考察马克思不同时期哲学文本可以发现：其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基于人本主义和伦理批判，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局限以及扬弃异化劳动的可行路径；其二，《德意志意识形态》揭示了进入客观历史进程的劳动的五重维度，指出通过消灭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而实现自由的科学路径；其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揭示了劳动从资本关系中得以解放的现实基础，诠释了劳动由手段变为目的的必然性。只有准确把握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具体内涵，把握其劳动—自由理论的要义，才能真正回应阿伦特的误读。

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个人”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选择将“现实的个人”放在人类现实的历史进程中论述。与“费尔巴哈”章相比，马克思在“圣麦克斯”章中侧重于对施蒂纳“唯一者”进行批判性吸收，批判西方观念论中的抽象人，阐述了“现实的个人”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在“圣麦克斯”章语境中，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概念有三个主要规定：存在于发展着的历史和社会之中的个人；个性与共性、具体与抽象辩证统一的个人；运用实际手段改变社会现实的个人。

20世纪30年代，清华学子在民族危亡之际，敢为人先，走出书斋，在“一二·九”与“一二·一六”两次大规模学生运动中唤起更多青年的爱国意识。此后，清华学子不仅走向民间、走向工农，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动荡与贫弱的症结所在，进而决心以“科学救国”的方式去改变中国。从“走出书斋”到“走近现实”，再到“走向世界”，尽管清华学子自主选择的人生轨迹出现了多次折返，经历了重重磨难，但始终不变的是将“小我之道路”与“国家之道路”紧紧相连。对清华学子红色足迹的考察，不仅折射出清华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更有助于深入理解“青春”必经“烽火”之考验才会格外耀眼。

“症候阅读法”是阿尔都塞所提倡的一种哲学式阅读方法，体现了阿尔都塞思想的特点。采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并融合辩证法的整体性框架，是重新认识“症候阅读法”的一条可行性思路，它能够从认识论的层面较为全面清晰地揭示出“症候阅读法”所具有的理论得失。“症候阅读法”以文本对象为基础，直面认识活动中的他心难题，体现认识对象之间的界限，坚持认识的非本体论化，然而不容忽略的是，由于阿尔都塞无法具体给出实现“症候阅读法”的实现路径，“症候阅读法”存在着认识论基础不稳固，问题式或总问题结构难以完全客观化，并具有容易将认识论问题复杂化等理论的不足。

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现代化与全球化相伴相生，成为深刻改变国家和世界面貌的大事。在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现代化既呈现出某些总体上的统一性，又呈现出地区上的异质性，其中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模式与战略具有典型性。梳理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历史演进，比较和分析四国现代化进程及其战略的纵深发展，能够为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提供借鉴和启示。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方面，发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的关键作用，重视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的保障作用，实现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标志的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征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理论与党的自身建设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江泽民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胡锦涛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以保证党的领导地位为核心，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展开，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新境界，是党的建设的基本遵循，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回顾新时代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研究成果，《实践论》《矛盾论》的创作背景、理论渊源、思想内容、语言风格、历史地位、时代价值、文本考订等命题的研究以及海外《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的译介与评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实践论》《矛盾论》研究要从深耕和创新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发掘史料、考证史实以及将学术成果融入教学中四个着力点入手，不断构筑新的学术生长点。

正确认识中国的经济成就，有助于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因而构成“原理”课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经济数据，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全国人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数据支持。学术界和媒体中个别认为我国经济数据质量不高的论调，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试图弱化甚至否定我国的经济成就，对思政课的教学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正本清源。只有从根本上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深刻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就是真实不虚的，才能真正地推进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头脑，进心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生成，有其客观的逻辑机理。就历史逻辑看，它是改革开放40多年社会治理经验的凝练，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治理艰辛探索的积累，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思想智慧的传承；就理论逻辑看，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引领，吸收借鉴现代社会治理思想，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结果；就实践逻辑看，它是在应对时代与世界变局、化解危机与挑战、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中形成的思想结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应深入理解和把握其生成的逻辑机理。

思想政治理论课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彰显了教学活动中师生角色定位的辩证关系，遵循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三大规律”，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是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必然选择。基于对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主导”与“主体”相统一的边界如何廓清、张力如何平衡、效度如何评价等现实难题的把握，提出“一个遵循”“两对关系”“三个着力点”的实践进路，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