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昭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

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个人”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选择将“现实的个人”放在人类现实的历史进程中论述。与“费尔巴哈”章相比，马克思在“圣麦克斯”章中侧重于对施蒂纳“唯一者”进行批判性吸收，批判西方观念论中的抽象人，阐述了“现实的个人”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在“圣麦克斯”章语境中，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概念有三个主要规定：存在于发展着的历史和社会之中的个人；个性与共性、具体与抽象辩证统一的个人；运用实际手段改变社会现实的个人。

20世纪30年代，清华学子在民族危亡之际，敢为人先，走出书斋，在“一二·九”与“一二·一六”两次大规模学生运动中唤起更多青年的爱国意识。此后，清华学子不仅走向民间、走向工农，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动荡与贫弱的症结所在，进而决心以“科学救国”的方式去改变中国。从“走出书斋”到“走近现实”，再到“走向世界”，尽管清华学子自主选择的人生轨迹出现了多次折返，经历了重重磨难，但始终不变的是将“小我之道路”与“国家之道路”紧紧相连。对清华学子红色足迹的考察，不仅折射出清华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更有助于深入理解“青春”必经“烽火”之考验才会格外耀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生成，有其客观的逻辑机理。就历史逻辑看，它是改革开放40多年社会治理经验的凝练，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治理艰辛探索的积累，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思想智慧的传承；就理论逻辑看，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引领，吸收借鉴现代社会治理思想，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结果；就实践逻辑看，它是在应对时代与世界变局、化解危机与挑战、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中形成的思想结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应深入理解和把握其生成的逻辑机理。

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现代化与全球化相伴相生，成为深刻改变国家和世界面貌的大事。在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现代化既呈现出某些总体上的统一性，又呈现出地区上的异质性，其中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模式与战略具有典型性。梳理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历史演进，比较和分析四国现代化进程及其战略的纵深发展，能够为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提供借鉴和启示。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方面，发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的关键作用，重视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的保障作用，实现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标志的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

正确认识中国的经济成就，有助于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因而构成“原理”课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经济数据，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全国人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数据支持。学术界和媒体中个别认为我国经济数据质量不高的论调，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试图弱化甚至否定我国的经济成就，对思政课的教学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正本清源。只有从根本上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深刻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就是真实不虚的，才能真正地推进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头脑，进心灵。

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成果积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持续探索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面临着错误文化心态影响、西方文化势力渗透以及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弱势等多方面挑战，应从增强文化认知、推动文化创新、推进文化交流和提升文化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坚定新时代文化自信。

思想政治理论课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彰显了教学活动中师生角色定位的辩证关系，遵循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三大规律”，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是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必然选择。基于对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主导”与“主体”相统一的边界如何廓清、张力如何平衡、效度如何评价等现实难题的把握，提出“一个遵循”“两对关系”“三个着力点”的实践进路，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回顾新时代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研究成果，《实践论》《矛盾论》的创作背景、理论渊源、思想内容、语言风格、历史地位、时代价值、文本考订等命题的研究以及海外《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的译介与评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实践论》《矛盾论》研究要从深耕和创新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发掘史料、考证史实以及将学术成果融入教学中四个着力点入手，不断构筑新的学术生长点。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是在起伏的阶级斗争中形成的科学方法体系。1840年，恩格斯在《唯理论和虔诚主义》中最早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概念。此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斗争和实践斗争中，统一战线思想从萌芽逐步走向了成熟。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统一战线思想成熟的标志。统一战线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指导，为中间阶级指明了政治方向，初步认识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自然分工状态下的劳动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但阿伦特认为，由于马克思劳动概念过于宽泛，既包括仅仅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又试图彰显自由自觉活动的维度，模糊了劳动、工作及行动的边界，劳动必定会以其必然性和同一性侵袭和破坏政治领域中行动的自由，同时劳动地位的提升使得“人沦为工具”，进而带来现实中的极权主义和人的不自由状态。着眼于思想生成的维度，通过考察马克思不同时期哲学文本可以发现：其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基于人本主义和伦理批判，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局限以及扬弃异化劳动的可行路径；其二，《德意志意识形态》揭示了进入客观历史进程的劳动的五重维度，指出通过消灭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而实现自由的科学路径；其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揭示了劳动从资本关系中得以解放的现实基础，诠释了劳动由手段变为目的的必然性。只有准确把握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具体内涵，把握其劳动—自由理论的要义，才能真正回应阿伦特的误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前，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整体性研究较为薄弱，对构成基本制度的各个部分研究较为充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展开了深入讨论。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整体性研究，应从基本制度的内在逻辑、优势、治理效能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当今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虽共处于全球化进程中，但两者的发展逻辑迥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主宰人的个性，造成人与自然、社会与自我精神的异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在人的发展形态上属于人的自由个性初步显现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力于以人的逻辑驾驭资本逻辑，并在资本逻辑与人的逻辑之间保持适度张力，既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合理地利用资本，又充分发挥自身制度优势促进人的现代化，因而在实践中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和解，进而能够进一步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征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理论与党的自身建设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江泽民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胡锦涛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以保证党的领导地位为核心，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展开，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新境界，是党的建设的基本遵循，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症候阅读法”是阿尔都塞所提倡的一种哲学式阅读方法，体现了阿尔都塞思想的特点。采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并融合辩证法的整体性框架，是重新认识“症候阅读法”的一条可行性思路，它能够从认识论的层面较为全面清晰地揭示出“症候阅读法”所具有的理论得失。“症候阅读法”以文本对象为基础，直面认识活动中的他心难题，体现认识对象之间的界限，坚持认识的非本体论化，然而不容忽略的是，由于阿尔都塞无法具体给出实现“症候阅读法”的实现路径，“症候阅读法”存在着认识论基础不稳固，问题式或总问题结构难以完全客观化，并具有容易将认识论问题复杂化等理论的不足。

政治认同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教育工作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加强政治认同教育是高中思政课的应有之义，关键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八个相统一”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政治认同教育需要思政课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理论素养，创新教学方式。

新中国外交战略意志始终遵循一条基本主题主线：赢得和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现代化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外交战略意志的实现来自外交制度、法治外交、国际身份外交、正义外交和外交哲学等系统性变革的叠加推动。必须以历史逻辑、时代观逻辑、价值逻辑和正义逻辑为理解维度，历史地甄别和辩证地审视新中国外交战略意志的基本特质和发展脉动，实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的演进。

1949年，美国主流报纸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报道，观察中共内外政策，讨论中共执政后给美国带来的挑战。美国舆论界重点关注中共对大城市的接管工作、中共取得政权后的外贸和投资环境、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以及中共对亚洲的影响力等问题。美国主流报纸对中共的预判受到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双重影响。研究和分析1949年美国主流报纸对中共的报道，可以为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提供独特的视角。

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利润率相关理论，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估算了1800—2015年具有代表性的21个国家的利润率，并在此基础上平均得到世界总体利润率。结果显示，世界总体利润率呈现出波动中下降的趋势，支持了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发达国家利润率的下降是世界总体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利润率是维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总体利润率相对稳定的重要力量，其中中国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利润率开始了新一轮下降，世界总体利润率的整体下行压力也再次增大。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应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现实问题的总体规划，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意识。对包括陷阱问题导向、根本问题导向、短板问题导向和利益问题导向在内的要素进行深入解读，不仅将为有针对性地推动改革、完善政策提供参照，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思路的准确把握，进而为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升华创造条件。

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是在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倡导科学和民主的呐喊声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批判传统就不能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然而，如果没有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同样难以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体现在：重现世、重实践、重事实、重功效的实用理性；和而不同、互鉴互学、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既必须以西方为师又否定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心理。

自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提出以来，相关争论层出不穷。20世纪初以来，围绕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争论主要有四个主题：一是规律存在性，二是规律所涉及变量以及变量之间关系，三是规律与资本主义阶段之间的关系，四是规律与危机的关系。通过对上述争论的梳理可以发现，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诘难是不成立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没有被否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决定性因素；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不是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初期；该规律构成了近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进行经验检验还存在诸如价值衡量、统计口径等问题，有待后续研究。

在西方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政府、市场、社会之间是建立在分离和对立基础上的“大小”“强弱”关系，这种关系在实践中导致了诸如“政治衰败”“失败国家”等一些国家治理质量低下的现象甚至引发全球性危机。我们应该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确立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发挥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更为积极的功能和价值，构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符合国情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话语权。

“苹果—代工工厂—一线工人”三者之间的分配问题，包含了产业链内部资本之间的竞争以及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出发，分析了苹果产品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揭示出资本权力是决定当代跨国资本流动中产业链内部以及劳资之间价值分配的重要因素；认为在当前中国为了保障劳工利益，除了促进劳工自我保护外，还要加快实现民族产业的转型升级，使劳工在产业链价值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

西方近代自然权利学说强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对于平等这一理念，马克思揭示出，形式上所赋予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有可能掩盖人们相互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而不平等又不能依赖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个人自由选择而得到完全的正当性辩护。一种更大程度的社会平等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更大功能的国家理念，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立场奠定了基础。

突发重大疫情是危及公共卫生安全的紧急事件，由于社会危害大，因此一旦发生，必然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进而引发舆情。在网络信息日趋畅通发达的今天，围绕疫情形成的舆情时刻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舆情作为公众对社会问题的意见、态度、情绪表达，是实现社会调控的必不可少的制约力量。特别是在众志成城克服困难与病毒作斗争的特殊时期，重视疫情相关舆情对社会的影响，关注其发展变化，从而有针对性地做好疫情期间的宣传思想工作，有着不亚于控制疫情本身的重要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思想走向成熟过程中的重要著作，其中蕴含强烈的立场性与理论建构的诉求。《手稿》展现的是马克思对不同理论的选用与扬弃，反映的是马克思力求建构一种工人人学理论的努力过程。马克思出于其工人立场的需要，引入异化劳动理论，否定了国民经济学的私欲逻辑。《手稿》中的人本主义价值体系并非“价值悬设”，而是因引入异化劳动理论带来的、必须完成的“价值建设”。对思辨哲学进行批判，否定精神的主体性地位，代之以感性实践性的人的主体地位，同样是出于建构工人人学的立场性需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新的历史方位上，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强基固本的战略工程，对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作用。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不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向纵深，就要保持定力、耐心和韧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注重发挥法治的支撑保障作用，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注重发挥良好政治文化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