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依托数据价值和科技创新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全新经济形态。从外部需要看,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 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 更是重塑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从内在逻辑看, 两者存在价值追求耦合、动力需求契合、发展过程嵌合的多维链接, 使数字经济成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因此, 需多措并举, 协同释放数字经济的正向赋能价值。强化数字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创新发展能力, 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倍增协调发展动力, 加快数字生态文明建设、释放绿色发展效力, 拉动数字贸易国际合作、激发开放发展活力, 优化数字风险治理生态、增强安全发展定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 是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学界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领域的哲学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传统哲学基础展开了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研究视域上体现时代性, 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多样性, 在学术观点上彰显创新性, 为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了良好铺垫。同时, 现有研究在学理化阐释、体系化建构、实践性关切、历史性观照等方面仍有些许不足, 存在提升空间。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五”规划, 在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社会经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条重要经验,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从“计划”到“规划”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 反映出我国发展理念、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我们取得的经验是坚持和加强党对规划编制工作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制定规划、靠人民制定规划, 坚持依法制定规划、依法遵守和执行规划, 拓宽国际视野、吸取外国经验、加强比较研究。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系化制度化的优势、胸怀天下的国际化优势。

加强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创新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精神之一, 事关“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贯彻实施。这次全会对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的认识从宏观层面深入到微观层面。为此, 深化制度创新须在微观的操作层面下功夫, 特别是要落实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原则,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目标管理”和服务发展上, 尽量减少管理环节,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纲领性文献。它不仅从顶层设计角度明确了我国“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发展目标和任务举措, 而且在理论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尤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 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历史性贡献。本文将这些重大贡献概括为“十论”: 关键时期论、承前启后论、阶梯式发展论、决定性进展论、物质技术基础论、科技现代化支撑论、战略依托论、重要保障论、必然要求论、重要标志论。“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这些具有内在联系的重大创新论断, 并将其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十五五”规划的整体部署当中, 这不仅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而且也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创新性贡献。

在人类文明社会对法哲学的探索历程中, 马克思基于实践观探讨法哲学的意义非凡。它如同里程碑般的存在, 镌刻着一条全新道路———将实践概念置于法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枢纽, 使得从实践出发洞悉法的现象的根本属性的目标得以实现。迥异于唯心主义法哲学的抽象思辨、旧唯物主义法哲学的机械直观以及费尔巴哈人本学法哲学的观念论思维局限, 马克思基于实践观的法哲学紧紧围绕物质生产所蕴含的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展开, 深入挖掘人类现实感性活动的本质价值。在马克思看来, 现实个体的感性活动并非盲目与无意识的活动, 而是自由且具有明确意识与目的的实践过程。凭借对对象性实践活动的深入剖析, 马克思精准把握了法的现象的客观根基, 透彻地揭示了其运动的内在机制, 深入分析了法的实践世界的主要趋向。这一系列深刻见解在人类法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推动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 彻底改写了法哲学的发展轨迹。

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根基性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度耦合, 在理论体系建构、教育内容创新、传播路径拓展、主体协同推进以及对象分层施策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真理性与价值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观与方法论辩证统一的鲜明特质。新时代新征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需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 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把牢政治方向, 在守正创新中优化内容体系, 在解放思想中推进方法革新, 在践行群众路线中巩固教育根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能。

学界往往将苏联教科书体系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论”溯源至列宁“推广说”, 但并未对后者本身进行系统考察。事实上,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意涵复杂且具有动态的演进轨迹, 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解读: 第一, 方法论祛魅。突破苏联教条化阐释的“神圣化”叙事与西方解构主义批判的“污名化”窠臼,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虽与苏联教科书体系“推广论”共享“域转换”模型外壳, 但其与后者诉诸人类社会几近全盘复制自然界规律不同, 列宁思想语境中的“推广”是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规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表达而非实质规定。第二, 历史逻辑重勘。思想史考证表明, 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认知是在普列汉诺夫辩证唯物主义与狄慈根实践哲学构成的他者性理论场域中, 通过主体间性对话形成的中介化理论装置, 这种哲学建构既是对民粹派认识论危机的策略性回应, 更是革命实践逻辑在理论层面的必然投射, 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独特路径。第三, 发展轨迹显影。通过对“伯尔尼笔记”的文本考古发现, 列宁后期实现了从“推广说”到“实践辩证法”的思想认知革命, 即通过将客体结构嵌入“实践认识”的辩证运动, 在保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内核的同时, 完成了对早期理论局限的自我扬弃, 这一思想演进构成了列宁哲学思想史上的关键转折点。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价值创造的本质、主体及分配逻辑带来了诸多挑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量决定规律等核心内涵, 为解析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创造机制提供了理论工具, 同时, 生产关系理论也为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关系变革的本质奠定了思想基础。人工智能时代新型生产关系呈现诸多特征, 生产资料向智能化与数据化转型, 劳动主体多元化且出现异化新形态, 劳动过程走向社会化与协作化重构, 同时具有动态性。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可知, 人工智能是物化劳动的高级形态, 是价值创造的条件而非源泉, 这其中, 活劳动仍是价值创造的核心。面对“人工智能价值论”“数据价值论”等挑战,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当代仍具解释力。

科学家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也是科技强国背景下推动本土创新的价值引领。工科院校是培养工科人才的高校, 科学家精神融入工科院校思政课是工科院校落实立德树人任务、提升工科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素养、解决工科院校人才培养内在矛盾的必然要求。科学家精神融入工科院校思政课要以生成性融入、内涵性融入、价值性融入为要点, 做到内涵式融入与外延式融入相结合, 科学性融入和高效性融入相结合, 过程性融入和结果性融入相结合, 为工科院校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方向指引和道德保障。

学界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已展开开创性探索, 形成双重研究进路: 在概念解析维度, 部分学者聚焦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这一核心范畴, 尝试揭示其内涵要义; 在关系阐释层面, 部分学者着力破解二者的契合机理, 围绕本质属性、生成逻辑、表征维度、实践向度、价值意义等核心命题搭建分析框架。总体观之, 现有研究呈现理论建构与实践导向相统一、文本诠释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特征, 但仍存在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核心范畴的概念阐释有待深化, 历史演进的动态考察存在缺环, 系统全面的契合路径尚待建构。未来研究须从三方面进行突破: 明晰核心概念, 建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话语阐释体系; 深化历史研究, 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推进二者由“先在契合”转向“高度契合”的百年实践脉络与历史经验; 强化问题意识,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场域探索二者高度契合的推进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人民至上是其根本价值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明确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和价值遵循, “高质量发展”与“人民至上”作为两大核心概念, 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践主线。必须站稳人民立场, 厚植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 要坚持造福人民, 让人民享有高品质生活, 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并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明观”在欧洲形成并扩展为全球性话语。这一观念体系主要呈现出“文明进步论”“文明相对论”“文明悲观论”三种理论形态, 它们从不同的向度阐释“文明”的内涵, 却始终存在着根本性缺陷, 难以科学解释文明发展的本质规律与历史走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域中, “文明”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线索。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明”概念的使用可区分为实在论与价值论两种基本语境, 这为科学理解“文明”提供了文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为审思并超越“现代文明观”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它指认“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文明的现实基础, 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是文明的发展动力, 并坚持历史阶段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统一是文明的演进图式, 从而突破了“现代文明观”的局限, 为把握文明发展规律提供科学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中国家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就家庭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三个不可替代”的家庭价值理论, 深刻揭示了家庭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和稳定性地位; “四个目标”的家庭建设新方向系统论述, 创建了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家庭建设目标体系; “两个独特作用”的重大论断, 将妇女发展与家庭建设高度统一, 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鲜明特色。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集中体现了总书记对新时代家庭问题的深邃思考, 既有深厚的理论价值意蕴, 又有强烈的现实实践指向。

我国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 业已形成一个自主的知识体系, 本文是对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的探讨。本文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学科、发展线索四个方面从总体上探讨了我国学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 进而本文着重剖析了从属于这一总体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四个具体的自主知识体系, 即: 关于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价值取向的自主知识体系; 围绕着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成就与不足等的独立见解所形成的自主知识体系; 揭示和总结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所形成的影响所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 就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与未来影响的研究所形成的自主知识体系。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 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100多年来,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经历了“两次结合”。“第一次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形成了第一个理论硕果, 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结合”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形成了第二个理论硕果, 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结晶, 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把科学社会主义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是谁提出了工农联盟? 我国1995年出版的《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说明》和2012年出版的《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一卷说明》, 认同苏联思想界的观点, 认为是列宁提出了工农联盟。同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说明》和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一卷说明》, 认为是马克思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辨析这一问题, 须阐明19世纪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工农关系。本文梳理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工人政党的工农关系及其思想的实际情况, 进而阐述列宁提出并创建了工农联盟。

围绕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形态问题, 学界提出了“非物质劳动论”和“产消劳动论”等阐释模式。前者认为网络用户生产了被平台无偿占有的信息文化产品, 后者则认为用户生产了可供平台出售的数据商品。立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 从哲学现象学视角来看, 在本质抽象层面, 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具有物质生产性、工具中介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等特征, “数字劳动”不过是掌握数字技术的劳动者运用数字化工具生产数字产品的过程。而在现象具体层面, 由于现实的劳动过程是在一定的“技术-协作”关系和“权力-支配”关系中完成的, 所以“数字劳动”表现为数字开发劳动、数字维修劳动、数据加工劳动、数字管理劳动、数字媒介加工劳动、数字商业劳动等不同的现象形态。以此来看, “非物质劳动论”和“产消劳动论”不仅混淆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 而且混淆了劳动与非劳动(如消费活动)。

《黎明》杂志1892年2月第35期刊载的《 <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的波兰文首版译文漏译了“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须的”这一表述。被恩格斯称为“《共产主义宣言》波兰文新版本”的1892年译本里同样没有这句话。漏译是蓄意删减德文原文造成的, 表明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分子背弃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波兰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原则。

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和研究出发点, 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校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 并取得一些成效, 但仍存在认识误区制约教育目标与效果的实现, 面临各种有神论思潮及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挤压高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带来的挑战。为此, 中国高校迫切需要坚持将思政课作为主阵地, 积极培养大学生做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立足于“两个结合”开展高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 从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挖掘一切优秀文化资源、精准选择教育方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并强化课程建设方面探索实践路径, 为实现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是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时期、“三农”面临现实困境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其理论基础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乡村社会治理的经验积累, 实践基础蕴含着习近平知青岁月的三农情怀及农村基层工作的积极探索。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呈现出思想价值的人民性、思想内容的广泛性、理论内涵的创新性、逻辑结构的系统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主要表现为: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社会发展方面的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乡村社会治理的理论, 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基石, 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社会, 是没有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的社会, 是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的社会。它是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是人类社会继续前进的思想指南。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速进性”发展的特点。它成就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 它积累了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快速地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的经验, 它使苏联有足够的国力和军事力量打败德国法西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 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 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它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鲜活生命力,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二个结合”以真理之力激活中华文明基因, 中华文明又以深厚底蕴滋养真理的发展, 在四力共生中实现双向赋能, 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一是“第二个结合”坚持熔铸古今, 厚植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扎根中华文明的文化实际, 谱写中华文明的文化华章, 在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中提升自信力。二是“第二个结合”坚持汇通中外, 厘清魂脉与根脉关系, 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在兼收并蓄中深化包容力。三是“第二个结合”坚持守正创新, 准确把握结合的前进方向, 辩证审视结合的现有成果, 拓展延伸结合的影响领域, 在中华民族旧邦新命中凝聚创新力。四是“第二个结合”坚持人民中心, 明确结合为了人民, 结合依靠人民, 人民共享结合成果,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增强生命力。总之, “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 使其以更坚定的文化自信站稳脚跟, 以更开放的包容姿态拥抱世界, 以更蓬勃的创新活力突破边界, 以更旺盛的生命状态延续辉煌, 为人类文明进步书写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1949—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时代课题的不懈探索。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产生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开设第一批政治理论课, 承担了为国家建设培养政治立场坚定、专业能力过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课程开设之初, 面临师资力量短缺、教师队伍政治素养和专业水平普遍有待提高等现实问题。为此, 各高等院校先行先试, 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 探索“课堂讨论”教学方法, 为推动政治理论课程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对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的探索, 以及由此带来的将学生作为课堂教育的主角,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 亦为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及其改革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

基于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逻辑和世界新变局的科学把握,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功实现了一场深刻的空间生产变革。这就是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价值目标, 旨在超越为资本积累服务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逻辑。表现为: (1) 地方空间尺度上的城乡新空间建设: 城镇化建设重点城市群建设与“四化同步”; (2) 国家空间尺度上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经济轴带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双向循环相互促进; (3) 全球空间尺度上的新文明发展空间: 建设海洋强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空间转向彰显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文明形态的辩证法意义, 是一种新型全球化思想观念, 包含多重哲学意义。

近年来, 我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及其历史研究不断深入,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具体视角也越来越深化。已有成果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总体框架的基础上, 从整体性视角, 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前提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传播的特点和影响; 从传播学视角, 分析了传播的主体和载体特点; 从考据学视角, 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情况, 整理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考证研究成果。这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作用下, 作为工人阶级核心主体的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状况发生了深刻变革, 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劳动智能化、结构复杂化、意识差异化、认同弥散化四个方面。针对这种变化, 学术界和舆论界对我国工人阶级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扩大、政治属性与经济地位的融合统一、阶级话语的时代转向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形成有关我国工人阶级的新认识。为有效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更好激发新型产业工人的生产活力与创造力, 我们有责任从目标导向、顶层设计、节奏把握等层面积极建构与新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工人阶级的话语与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