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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的表达经历了一个提出、丰富及拓展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党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顺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潮流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并在探索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党在“两个结合”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坚持人民至上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必须坚持人民权力至上。坚持人民权力至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在新时代的具体表达,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须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必须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必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二是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要求和重要体现。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必须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三是必须坚持人民评判至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必须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新时代新征程,要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党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2022年,国史学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将国史与党史研究相融合,积极挖掘新史料、探索新方法,有力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总体来看,国史学界在理论与方法、内政外交、经济建设、社会文化、人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并积极探索党史国史的书写新范式,努力构建国史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叙事体系。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功能发挥、价值实现与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有着密切关系。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在实践中愈发凸显实践性、愈发注重制度化、愈发趋向整体性。统观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历程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呈现出科学化、法治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政治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政治主张的媒介之一。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话语多角度地阐发三民主义,通过明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理论关联、阐发自身对三民主义的政治实践以及将三民主义融入抗战时局等方式,以推进民族解放事业和增强政治合法性。对三民主义的阐发成为考察中国共产党因应时局、推进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要视角。
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在回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征,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和实践要求。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这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因此,要继续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聚焦新形势新问题,提出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在形成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成果的同时,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成就。
异化论具有深厚的哲学传统,被卢梭用以批判文明社会对自然状态的背离,被黑格尔思辨哲学化为精神的“创生”环节,被费尔巴哈人本学贯彻于抨击宗教对类本质的抹杀;其理论困境体现为“逻辑在先”的方法论与脱离社会现实的“异化史观”。青年马克思在传统哲学影响下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其劳动观、人学观与历史观也显露着上述症候。因此,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关键环节就在于扬弃异化论逻辑并生成历史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剖析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全面生产与现实中的个人,消解了“逻辑在先”的异化论理路,彰显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在历史观上,历史唯物主义基于分工引发的所有制和阶级分化,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相互作用的维度揭示了异化这一客观历史现象的产生根源,进而探寻消除异化并实现自由的路径,实现了从“以异化观历史”到“以历史解异化”的视位转换。
“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提出的要求之一。隐性课程作为教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里都扮演着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角色。西方国家高校利用学科教育中的隐性课程,进行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再生产,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物质再生产和利润积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隐性课程建设,应当以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任务和目标,通过强化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政治素养、构筑更加平等的教和学关系、挖掘学校博物馆等文化设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等多种方式,让隐性课程与思政课形成合力,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会议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治国理政过程中经常思考、研究和采用的一种工作方法。围绕会议的意义和功能、会议的准备、会议的进行和会议的落实等问题,毛泽东在其文章、谈话、书信和电报中作了大量精辟论述,从而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会议观。毛泽东论述的会议工作方法,既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又是他领导实际工作的经验总结;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要求,又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中许多内容不仅在理论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领导理论和领导艺术,而且对现实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运用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升华。“两个结合”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深刻蕴含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的内在逻辑。“六个必须坚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要内容,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之中。
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进程和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百年历史劫难中,中华法治文明开启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进程。它始终面临如何处理中国与西方法治文明、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法治文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法治文明之间关系的三大难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破解了这三大文明难题,而且将中华法治文明推向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高度。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华法治文明成功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标志,它呈现出自身独有的、顺应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趋势的、合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法治文明价值理念、共存逻辑和实践方式,进而创造了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和运用,又与时俱进地实现了创新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蕴含于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和灵活运用,并历史性地愈发彰显出改变世界的方法论意义,成为指引中国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以“六个必须坚持”为主要内容和具体呈现,充分体现了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原则,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升华到了新境界。迈上新征程,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中形成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注入强大动力。
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证研究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向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客观数据与案例开展的定性与定量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实证研究有利于发现和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新问题,应用和验证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证研究并非全能,其在时空、技术和伦理等方面均存在有限性。
由物质利益问题触发的对国家理性与私人利益之间的逻辑断裂现象的初步诊断,促使马克思由《莱茵报》时期主要在黑格尔框架下进行的政治批判,转向了对黑格尔法哲学本身的清算,进而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作为反思现代国家的新起点。具体而言,马克思在揭示政治异化的同时已达到了对人性异化的自觉:他一方面通过对黑格尔中介推理方案的批驳,指出其理性国家观背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不可调和;另一方面透视由此矛盾所致的人的生存境况,即人的现实生活分裂为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两个维度,无法实现作为整体的人的自由。作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产物的“真正的民主制”,指向的是弥合人之社会存在与政治存在,将真正实现人的普遍性的类生活寓于理想的共同体构建之中。尽管以选举改革作为克服异化的实践方案表明,青年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尚未完全脱离政治解放的理论语境,但已鲜明地呈现出人的解放的主旨依归,并就此构成了他后期共产主义思想的先声。
近代以来以等级制为基础的传统共同体解体,新兴的市民社会成为单子式个人出于利己目而自发构成的组织形式。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的私利性使其无法克服不平等的加剧和分裂的倾向,因此要诉诸政治理性的统筹功能,以国家的普遍性力量来弥合市民社会的矛盾。马克思则认识到现实的经济利益对政治理性的发挥有着巨大影响,他批判黑格尔的方案只是表面的概念游戏,并深入到经济关系中考察共同体分裂的原因,最终提出超越政治理性框架的全新方案,即无产阶级发动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并在新的物质基础上重建共同体。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构建乡村善治生态,形成良性治理生态系统,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善治生态是指通过党建引领下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路径的创新,撬动治理资源、凝聚治理合力、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乡村治理生态。善治生态系统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五个子系统有机组成,而每个次级系统在运转过程中都涵括人、事、地三个更为根本性的要素。党建引领下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路径的创新本质上是对这三种要素的重塑,而其中的关键是基层党建与中心工作的有效复合,处理好“小党建”和“大党建”的关系。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劳动异化思想作为该手稿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青年黑格尔主义等基础上提出的。劳动异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生动展现了异化劳动的历史形式。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等内容,对培育新时代劳动观具有重要启示。
2022年,学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理论与方法方面,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和世界视野的运用着墨颇多;在政治史研究方面,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建党史、党建史和统一战线史中的经验教训;在经济史研究方面,主要通过对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具体经济活动的考查,关照时代语境与当时革命形势;在军事史研究方面,对编制、战略和技术的研究有了新突破;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思想的传入、接受与转化的过程。
我国公安人员大多来自专门从事公安教育的公安院校,其思想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素养也主要形塑于公安院校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深化和提高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效果,需要探寻和拓展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优化公安院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和方法,注重学理性基础上的价值引领和政治引导,构建课内舆论辨识场,增强学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认同和辨识能力;探索意识形态隐性教育机制,充分开发利用公安院校线下线上隐性教育资源,注重教师榜样教化和身教示范,帮助学警意识形态观念建构;构建思政课实践教学联动公安实践机制,促使学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觉。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通过党史学习和研究统一党的思想,毛泽东提出了党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历史解放,毛泽东强调党史研究的历史镜鉴功能。“古今法”是马克思主义联系观、发展观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它要求人们追源溯流、探因求变,寻求历史发展演变的具体规律。“古今法”强调历史分析原则,它要求人们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具体全面的考察。“中外法”是对立统一规律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的应用,它要求系统全面地占有历史研究资料,用矛盾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寻找事物发展演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主张研究历史要站稳中国立场,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古今中外法”蕴含的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历史、把握现实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022年,海外学界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丰硕、主题鲜明。第一,海外学界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第二,海外学界运用新史料、新方法深化毛泽东研究,关注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形成过程,探究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长远影响。第三,海外学界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侧重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双边外交关系等。此外,海外学界对区域史、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等主题亦有关注。2022年,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传统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出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西方经济学发展遭遇的瓶颈和困境,亟须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的经济学者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立场,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着力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打破西方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偏见。
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掌握领导权、强化领导力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初期,为适应党在新时期的领导需要,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领导制度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实现全方位重塑。具体来说,为强化依规领导,重新确立了党的领导的制度规范;为探索依法领导,健全完善了党的领导所需的法律体系;为改善民主领导,恢复重塑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推进科学领导,恢复重建了党的集中领导制度。新时期党的领导制度的重塑与重建,从根本上实现了党的领导制度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巩固和加强了党的执政地位,保证了新时期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在党的领导制度发展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革故鼎新的重要作用。
在黑格尔看来,真实的自由是在普遍伦理秩序与个体意志之间达至一种内在的和谐。其中,普遍伦理秩序囊括现实世界中具有必然性的伦理生活,家庭是其中兼具始点与终点意义的重要环节;此外,家庭伦理形态同古希腊社会模式具有一致性,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一个阶段的缩影,这是家庭与自由实现产生联系的历史原因。从合乎人的需要出发,黑格尔认为爱是家庭伦理的精神,它体现自由的本质,自由在家庭里的实现即爱现实化自身的过程。黑格尔通过思辨逻辑进一步揭示出:家庭作为伦理的最初形态,其在活动范围和理性参与等维度存在局限,这推动伦理向其他环节过渡以追求更高形态的自由,而后续自由的实现又依赖于家庭伦理对个体整体意识的最初培养。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生产力发展演变的新质态,也是新时代发展生产力的新理念,更是一种超越传统、变革旧质、注重品质的新时代劳动观,与作为劳动价值取向与行为表现的工匠精神不谋而合。新时代,弘扬工匠精神与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出场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等方面内在耦合、高度关联。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弘扬工匠精神,有助于激发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汇聚改革创新力量、引导劳动者树立新发展理念。为此,必须从明确原则遵循、健全制度供给、完善教育普及、营造社会环境等方面建构工匠精神融入新质生产力的耦合路径,才能切实深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综合改革,全面推动生产力转型升级提质。
探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当前学界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命题的探讨,多注重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忽略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所秉持的现代性价值维度的探讨,因而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认识不够完善。从中国现代性价值体认探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特色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志,体现为人民性、完备性、规范性、包容性、有效性;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体现为整合性、协调性、法治性、创新性和生产性。
把握历史主动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成功秘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主要体现为强烈的历史担当、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伟大的历史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实践性、斗争性的理论特质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具有内在契合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历史见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方法,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继续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推进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是新时代我们党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重大课题。从习近平强军思想“十一个明确”的主要内容和“五个坚持”的军事观和方法论来看,可将其内容体系概括为“七个思想”,即新时代政治建军思想、新时代强军战略思想、新时代军事战略思想、新时代备战打仗思想、新时代军队现代化思想、新时代一体化国防思想、新时代军事辩证法思想。其中,新时代政治建军思想、新时代强军战略思想、新时代军事战略思想构成内容体系的龙头,从中可领悟我们党强军胜战的战略考量;新时代备战打仗思想、新时代军队现代化思想、新时代一体化国防思想构成内容体系的主体,从中可领悟我们党强军胜战的战略部署;新时代军事辩证法思想构成内容体系的精髓,从中可领悟我们党强军胜战的战略灵魂。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推进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指导中国实践。党的二十大以来,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视域,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理论借鉴。着眼新时代新任务,随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的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空间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考察资本的内在逻辑发现,其既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也有无序扩张破坏经济发展的一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治理优势,能够超越资本的内在逻辑,在限制资本和利用资本之间找到最优解。为此,要强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治理效能,限制和约束资本无序扩张的冲动,引导和规范资本投资行为,使资本充分发挥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设中的价值在于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规律,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实现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设面临着产业升级与转型问题、发展的艰难与曲折问题、统筹兼顾问题、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分为市场导向型、合作经营型、农田流转型、农业产业化经营型、农村创业就业型等建设方式。
从思想传承发展的角度看,列宁关于执政党自我批评、自我改造的思想展现出一种深刻的自我革命精神,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概念有启发性的意义。在哲学基础层面,列宁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提出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成为执政党坚持自我革命精神的关键所在;在现实实践层面,列宁晚年围绕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问题,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出发探索了执政党如何具体开展自我革命工作。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工作而言,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把握列宁关于执政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以便找到破解现实问题的思路。
第22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于2022年10月27日至29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与会政党在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加剧的背景之下,深入探讨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及实质,充分总结了目前国际工人运动的现状,并进一步展望了社会主义的未来。会议就制定工人联合行动策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斗争达成了有效共识,有力凝聚了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力量,必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联合,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精神特质。自信是中国共产党素有的精神气度,自立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汲取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丰富养分,拥有走自己的路的宝贵历史经验,最有理由自信自立。坚持自信自立,就是要坚持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的自信自立,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扬敢于斗争精神,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思想交往是个人意识通向共同体意识的过程。筑牢共同体意识离不开思想交往的保障,它也是交往共识能否出现的依据。从交往前、交往中、交往后看思想交往可能性条件,可以发现交往主体的物质生产实践需求、交往资质与关系、心智同一、碰触点感觉是思想交往的发生学基点。基于这四个可能性条件的交往主体话语能力决定了思想交往的深度与广度。主体话语能力越大,思想交往成功的可能性越大;主体话语能力越强,越能快速促成思想共识,其思想引领力愈强。
党内政治文化概念作为党建话语创新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新性发展和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其从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体系。对于这一概念的考察必须要坚持唯物史观,需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审视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实践主体和理论特质。就其科学内涵而言,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的政治生活实践的文化样态;就其实践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党内政治生活实践的建构者,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培育者和践行者;就其理论特质来看,党内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这种实践导向突出地体现在其生成后,就对党的全部实践活动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历程,体现出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张力。从政治与学术良性互动的视角出发,揭示两者是如何从相遇、契合到结合、融合的发展规律与经验镜鉴,对于新时代筑牢文化自信的理论根基具有重要价值。五四时期,两者结合处于初步探索时期,早期知识界尤其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通过“译介比附”“以中释马”,已经有了两者结合的思想萌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政治与学术有了初步的良性互动。延安时期,两者结合处于深入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作为两者结合的主要推动主体,致力于“中马会通”“中马融合”,使政治与学术有了深度的良性互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两者结合处于深化发展时期,学术界提出了“综合创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的典型体现,中国共产党在两者进一步深入结合过程中实现了融合创新,使政治与学术的互相促进达到了新的境界。新时代,两者结合处于全面深化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成就,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学术界也从深层挖掘关于“第二个结合”研究的新面向,充分展现了政治与学术良性互动的强大力量。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中具有鲜明的历史思维,如将中国历史纳入调查研究的范围,借鉴治史之法提出“四面受敌”的调查研究方法,注重在历史变动中审视调查研究的核心命题等。这种历史思维与毛泽东本人的史学素养及对唯物史观的遵从密切相关,也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阶段性总结的逻辑结果。历史思维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具体实际与文化传统的深刻洞察,也力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两个结合”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