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和凝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基本特征的凝练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功能，依据经典作家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借鉴学界的研究成果，并适当考虑当今时代的条件和教育对象的可接受程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有若干，其中最直接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特征是本质特征或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而这四个方面又集中体现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中。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大思政课”，具有视野开阔性、时空延展性、内容针对性、方法开放性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政课”建设的经验，为“大思政课”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未来“大思政课”建设要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百年伟大成就和信息技术大变革的新机遇，应对复杂多变意识形态斗争、汇聚学科协同育人合力、提升大思政建设育人质量的新要求，在时间维度上，处理好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在空间场域上，处理好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关系；在教学内容上，处理好科学理论与生动实践之间的关系；在教学手段上，处理好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方式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与约翰·穆勒均肯定了生产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对社会进步与人的自由实现的积极作用，但穆勒仅从“以物质产品增加为最终结果”的视角规定生产劳动，导致其生产关系视角的缺失。穆勒生产劳动理论陷入了“非历史性”误区，突出表征为它以人类社会物质产品生产的一般性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性。对此，马克思强调只有在物质产品生产与生产关系生产的统一中解读生产劳动的历史性内涵，才能破解历史-自由之谜。对穆勒生产劳动理论的超越是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生成的重要环节，由此启示我们在物质产品生产与生产关系生产的统一中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锲而不舍的追逐目标，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人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满足不同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指向，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相结合，完成了从被动卷入到主体性的自觉唤醒，通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实现了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到人与物协调发展的整体现代化的突破，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科学的理论指导为实践的开展提供了思想来源与智力支持，同时实践的检验也深化了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文章通过对《晨报副刊》上所发表的若干典型文本的研析，初步厘清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思想理论资源。在欧洲社会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安部矶雄的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的范本；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不少来源于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释；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主要受到河上肇等日本学者对《资本论》的简明解读的影响，但考茨基、柯尔等欧美理论家、学者的作品，也是他们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昭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

伴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全面推进，法治理念已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领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法意识形态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核心是要解决“中国法治从何处来”“当下中国法治如何”以及“中国法治往何处去”这三个时间维度上的重大命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三大基本属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存在，需要我们不断根据新的实践要求去充实它、发展它、完善它。

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新思想是恩格斯晚年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早期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策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恩格斯晚年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新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政策的调整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等新情况，为恩格斯晚年研究革命策略提供了客观基础和条件;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新特点为恩格斯晚年研究革命策略提供了新材料。恩格斯根据这些新变化和新特点，从革命时机、革命手段、革命形式、革命同盟军、革命领导力量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关于革命策略的新思想。当今时代与恩格斯晚年所处时代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谈论具体的策略没有实际意义，但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蕴含的哲学智慧和方法论意义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精神的力量和价值，在多个场合围绕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生成基础、重大意义等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从理论逻辑、生成逻辑和实践逻辑等方面深刻回答了中国精神“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何价值意义”等重要问题，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谨、联系充分的思想体系，是新时代理解把握、培育弘扬中国精神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国外学者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学者从多角度研究并提出，新时代之所以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了抵御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纠正日益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重建弱化了的意识形态，重塑新时代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整合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提升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但也会迟滞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并给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带来威胁。在此基础上，必须明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需要，也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的需要，更是新时代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的需要。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繁荣稳定，是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作出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大意义，完善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安排，深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施路径。这些新论为新时代持续巩固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行动指南。

现代性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学界对现代性的内涵却没有形成统一观点。解读现代性需要从现代性的历史发展脉络、现代性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以及现代性危机三个维度着手。其中历史发展脉络体现了现代性的理性取代传统的权威并成为最高价值标准；对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体现了现代性虽然促进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但也使人与社会之间呈现不协调性；现代性危机则体现了现代性非理性的一面。只有深入理解现代性的三个维度，才能更好地把握现代性概念的内涵，从而更好地解决现代性危机并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我国第一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该书与当时流行的同类著作特别是与陶希圣的同名著作相比，具有鲜明特点：重视下层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肯定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对被统治阶级思想家给予正面分析；对古代每一位思想家的阶级背景进行考证，从文本入手来解读思想家的思想。正因为有这些特点，此书出版后，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至在抗战期间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书，这显示了吕振羽运用唯物史观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突出的革命性和实践性。该书针对陶希圣而生，带有明显的论战性质，其中纯熟的阶级分析法比起陶希圣而言，更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史领域树立革命合理性的一个标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发展。

国民心态是一个国家公民所展示出来的整体心理和精神状态。中国共产党素来重视国民心态的培塑，并于改革开放后明确提出国民社会心态培塑的任务。经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近二十年，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年的努力下，国民社会心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心态培育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背景下，通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培塑国民心态，主要举措包括：高举马克思主义精神旗帜、确立中华民族共同的目标愿景、厘清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边界、凝练当代中国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唤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激活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举办重大文化及仪式活动等。正是在此基础和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国民心态培育提出新的重点内容和心理品质要求，以树立自信自立、开放豁达、奋发有为的社会心态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长期以来，学界在解读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时，主要是沿袭《自然辩证法》的逻辑思路。但事实上，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无论在写作时间、批判对象还是文章旨归方面都高度一致。因此，应回归恩格斯写作《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真实意图，深入挖掘其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的理论价值。

列宁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过程从时间看，历经四个阶段，即早期、新民主主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从内容看，则经历了从翻译片段到翻译全文、从自发翻译到自觉传播、从秘密出版到公开发行、从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从译为汉语到译为多种民族语文、从纸质文献到电视片和网络版等的过程;可谓艰难曲折、成就巨大。列宁著作及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五一”纪念，主要用来表达革命主张，诠释革命策略，培育工人的阶级意识、责任意识。新中国成立后的“五一”纪念，注意强化劳动者的光荣意识、主人意识，激励劳动者提高劳动技能水平，投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的“五一”纪念，充分肯定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动员其投身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一”纪念是中国联通世界的窗口，也是协调国际关系的纽带。

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要深入把握其中蕴含的历史道理，由此我们才能更坚实地锤炼党性，在把握历史的基础上实现更好的再出发。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是百年党史凸显的深刻道理，它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理集合，内含着不同层面的更多的具体道理，如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理、不负使命的自信之理、独立自主的自立之理、律己为民的自律之理、砥砺奋进的奋斗之理等。学习、研究党史，深入挖掘、阐述这些具体的道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深刻道理，汲取历史智慧、提高思想认识、把握历史规律，切实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属于“概论”(2023年版)教材变动最大的章节，新版教材将原来第八章的位置上移至第五章，同时合并了第八至十四章内容，对于教师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章节。要讲好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的内容，需要把握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从学理上弄明白为什么要在此处增加第五章；第二，梳理清楚新增章节包含哪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三，厘清新增章节的内容与前后章节的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只有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的高度把握新版教材第五章增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晰新增章节的主要内容并厘清该章节与前后章节的逻辑关系，才能真正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这一章节的教学内容。

贫困问题随着以个体权利为标志的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生而成为一个必然性难题。黑格尔首次从个体权利的视角考察现代市民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将其根源归结为贱民精神并试图用现代市民社会的伦理普遍性加以克服，但在私有财产的主导下，市民社会伦理普遍性固化为遮蔽性的抽象普遍性，从而阻碍了个体权利的实现，贱民仍被排除在现代市民社会权利体系之外。青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视角出发，在指认黑格尔伦理普遍性的私人本质的前提下，通过对现代市民社会私人表象的本质性分析，抽象出人的一般本质即现实的人，并以现实的人为中介实现了从贱民向无产阶级的过渡，同时在现代政治解放的基础上，通过公民向现实的人的复归赋予了无产阶级彻底的普遍性。

中共党史学科的形成历经三个历史阶段。1921年至1935年是萌芽阶段。这一阶段确立了中共党史的课程设置，阐明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阶级状况、中国共产党任务等若干核心概念，明确了以党的历史经验指导现实的研究目的。1935年至1949年是奠基阶段。这一阶段丰富了中共党史的课程设置，提出了“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明确了以党的历史发展全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奠定了1945年以前党史叙事的基本框架。1949年至1958年是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创立了中共党史专业，形成了规模可观的研究队伍，完善了中共党史学科的知识体系，并对党史资料进行了系统搜集与编纂。中共党史学科由此正式形成。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情感治理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治理传统和广泛的现实需求，在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在认识社会治理中情感的作用机制基础上，从价值、主体、结构三方面推动情感有机嵌入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同时把握情感的特点，明确情感作用的边界，促进情感与其他治理要素有机结合。

坚持人民至上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必须坚持人民权力至上。坚持人民权力至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在新时代的具体表达，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须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必须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必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二是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要求和重要体现。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必须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三是必须坚持人民评判至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必须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新时代新征程，要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党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要求发挥好政府的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特殊规律。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同时不能忽视特殊规律，并从观念上、理论上澄清对市场决定性作用、政府调控和资本运动规律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以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为原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赋予市场作用和资本运动新的内涵。

回顾新时代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研究成果，《实践论》《矛盾论》的创作背景、理论渊源、思想内容、语言风格、历史地位、时代价值、文本考订等命题的研究以及海外《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的译介与评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实践论》《矛盾论》研究要从深耕和创新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发掘史料、考证史实以及将学术成果融入教学中四个着力点入手，不断构筑新的学术生长点。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社会概念无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着重要的理论地位。社会概念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哲学致思方向从抽象天国向世俗生活的本体论转换，更反映了他对困扰时代普遍的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为破解这一时代难题，马克思一步步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内部，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为现代人走出时代困境、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指明了方向。在逐渐深入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马克思的社会概念经历了从萌芽、确立和成熟三个不同阶段，彰显了马克思对社会本质愈发深刻的理解和对人类未来解放之路愈加清晰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围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展开了诸多分析探讨，认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是一个承前启后、不断发展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抓住了“两个结合”的着力点和发力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诸多原创性贡献，是党在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这一思想体系符合理论创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未来研究可继续聚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整体性分析、系统性总结、学术性凝练和原创性贡献，推动该领域研究取得新进展。

卢梭超越了之前的政治哲学传统，从人的本质属性和存在方式的维度来考察自由问题，强调个人在契约国家中服从作为“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这一公意，诉诸契约国家中的法律和道德上的平等来实现自由。但由于现实中的物质不平等导致占统治地位的集团的特殊意志取代了公意，契约国家反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集团的统治工具，进一步扩大了现实中的物质不平等，从而加深了人的不自由。基于理性建构的社会契约却导致了非理性后果，由此形成了“卢梭悖论”。不同于卢梭认为自由是个人在契约国家中服从公意，马克思揭示了自由是现实所有制状况的重要表征，人的不自由在近代达到顶峰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诉诸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才能真正化解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以生产辩证法对“卢梭悖论”的破解，开启了探寻自由问题的全新哲学视域。

网络空间是全球治理的新领域，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事关人类共同福祉。面对网络空间治理制度、治理主权、意识形态安全防范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类共同体利益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为更好地治理网络空间，须进一步构建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让网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以其独创的战略战术迅速引起英美记者的关注。英美记者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认为其抗击并牵制了日军主力，有效动员与组织群众，在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英美报纸对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集中报道引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广泛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在此阶段经历重要转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的最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即将之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史这一主叙事，可从历史、理论、实践三重逻辑展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扭转了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权势下移趋势，重塑社会重心，是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成为民族复兴的科学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因此，讲好百年党史才能更好讲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指导思想、实践路径与美好前景，完整呈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的表达经历了一个提出、丰富及拓展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党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顺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潮流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并在探索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党在“两个结合”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前提是要掌握其中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关键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核心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前提是要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关键是系统挖掘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源头活水，核心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就是要坚持胸怀天下，以世界眼光观察时代；坚持博采众长，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坚持问题导向，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习近平关于“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的重要论断，强调了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的全过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创制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实践中的协商民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独特的民主形式与优势，是人民民主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环节、各链条、各层阶完整有序的实践形态，表明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协商民主内生的逻辑关联性，形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形态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只有遵循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能动反作用原理，以勤劳致富的奋斗精神教育人民、以改革创新精神激发人民、以斗争精神武装人民，才能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消除当前我国社会思想领域阻滞共同富裕实践的消极心态，必须从教育引导、制度规范和实践锻炼等多点着力，为共同富裕实践培育精神动力。

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联合与斗争的关系，对国共两党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要面对外敌，两党合作势在必行;要长期作战，两党都力主“得尽力于民间”。因此，两党竞争在所难免。武汉会战前后，国共两党以不同的方式企图撬动基层、联合民众，使得统战之中波澜迭起、暗流涌动。本文以国共两党合办湖北汤池训练班为线索，旨在提供一个微观的视角，对国共两党“联合”之中的暗流、“斗争”之中的共识予以描绘。

晚清民国时期，云南藏区政教关系由政教合一走向政教联合，其经济机制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入侵封建农奴制。在传统封建农奴制下，经济剥削依靠寺院体系化的宗教影响和规模化的寺属武装等超经济强制来维系，与之适应的支配形式是政教合一。清末民初，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冲击封建农奴制，门户制和份地制的松动产生大量流民，商会和地方豪强依靠吸纳流民和应对匪患的地位相继崛起，民国政权依托商会嵌入权力版图，行政吸纳各精英阶层，形成政教联合格局。政教联合使得土地、特权与资本具有了通兑性，其实质是在封建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基础上的精英整合，虽对短期稳定云南藏区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未反映社会底层的利益而呈现出脆弱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关乎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大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3年版)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一环，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从内容结构和理论体系来看，毛泽东思想在该课程体系中占据较大比重，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地位。讲好毛泽东思想，既是讲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新时代理论创新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