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5, 1(1): 19-24
doi: 101349A-2015-1-003
历史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何自力
 
【摘要】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可以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实践维度和总体性维度这四个基本维度来把握经济学的历史感。而西方经济学坚持个人主义、形而上学和自然主义的态度,追求超历史的经济学,因此历史感缺失是西方经济学的典型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鲜明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这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成为与时俱进、充满生命力的经济学。
【关键词】  历史感 ; 客观历史过程 ; 实践

【Abstract】 

什么样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管用的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界长期以来不断追问的问题。近期有学者主张中国应当建立适合自己需要的经济学,而在如何建立这一经济学的问题上,有人主张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人主张回归哈耶克,还有人主张回归亚当·斯密。笔者认为,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亚当·斯密和哈耶克,都无力帮助中国建立适合自己需要的经济学。从方法论角度讲,这些经济学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缺陷,那就是它们都缺乏起码的历史感,而不具备历史感的经济学是没有生命力的。

一、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是对经济学学科属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它表明,是否具有历史感是决定经济学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根本条件。对于经济学的历史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了精辟的阐述:“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从恩格斯的定义出发,可以从四个基本维度来把握经济学的历史感:一是时间维度,即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形态都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时间流中存在的,它要求经济学用发展变化而非静止僵化的眼光看待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二是空间维度,即任何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形态都是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和存在的,不同空间环境中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形态具有不同的特点,经济学要从特定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出发观察和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而不是抹杀多样性和独特性,进而将某种社会经济形态宣布为超历史的、永恒的社会经济形态;三是实践维度,即人通过劳动实践而与自然界形成的物质变换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变化,经济学要从对人的劳动实践的深入研究中探索和阐明经济运动的规律性,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描绘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海市蜃楼;四是总体性维度,即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是在社会经济关系中进行的,只有从这种总体性的社会关系中,而不是从单个人的本性出发,才能理解和把握社会生产活动的性质和目的,才能理解人们在物质产品生产和分配中的地位,经济学要从存在于生产关系中的人而非存在于孤岛上的鲁滨逊式的抽象个体出发去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可见,经济学的历史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探索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所形成的经济学的本质属性的,是经济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基础,是构建科学和管用的经济学的首要和根本条件。

二、历史感缺失是西方经济学的典型特征

西方经济学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资产阶级的基本要求和观念在理论上的总结和反映。从经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发展阶段,历史感越来越缺失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典型特征。

重商主义是最早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研究所形成的经济学,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由商业资本推动的海外贸易活动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形式的经济现实。重商主义的典型观点是: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它只能来自外贸活动,因此要求国家鼓励和保护国内工商业,对海外贸易活动进行经济干预,奖励出口,限制进口,以便积累国民财富。重商主义从流通过程而非生产过程研究财富的源泉,只是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假象,没有看到财富产生的真正来源,因而是错误的,是缺乏历史感的重要表现。

古典经济学发展分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早期的古典经济学是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代表,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合理性提供理论解释为主要特点,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此时的古典经济学与重商主义的最大不同点是着重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非流通过程探索财富的源泉,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对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这些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2]但是,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缺乏历史感,将资本主义视为永恒的生产方式,导致其经济学观点自相矛盾,逻辑混乱。进入19世纪3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和加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趋于尖锐化,古典经济学进入后期阶段,此时经济学的最大特点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辩护:或者如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等人那样放弃劳动价值理论,提出生产费用价值论、让渡利润论、节欲论等理论;或者用折中主义的方式对各种矛盾的理论和观点进行综合,宣扬阶级利益调和论,开始由早期古典经济学对生产领域的研究向对流通领域的研究倒退。这种“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3],标志着古典经济学历史感缺失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随着“边际革命”的出现和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占据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新古典经济学得以形成。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特点是将社会经济现象直接等同于物理界和生物界的自然现象,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拿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使经济学范畴失去历史感,经济学蜕变成自然科学。在这一研究方法的引领下,新古典经济学从生物学角度观察和解释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方式,用人的主观心理感受解释价值的形成,用物理学的钟摆原理解释供求关系的变动,用数学方法对供求变动、价格变动、货币流通、利率和汇率变化等经济现象进行机械线性的数量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开启了经济学数学化的先河,随后的经济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越来越缺乏历史感:经济学教科书用高度简化和抽象的模型将资本主义描绘成普遍均衡和和谐的世界,而现实的资本主义既不存在均衡,更谈不上和谐,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社会动乱和战争冲突此起彼伏。

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大萧条,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历史阶段。凯恩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丧失自动恢复均衡的能力,只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实行以刺激需求为核心的需求管理,才能实现经济的均衡和充分就业。但是凯恩斯主义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提出国家干预主张的,这一缺乏历史感的致命缺陷导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滞胀局面束手无策,遂走向破产。继凯恩斯主义之后,除了演化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对新古典经济学持异议的经济学流派出现和得以发展之外,西方经济学分为两大派系:一大派系以对凯恩斯主义的继承为出发点,肯定以理性和自利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重视政府干预职能,代表性学派是新凯恩斯主义;另一大派系以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为出发点,继承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信奉新自由主义,代表性学派有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等。在这两大体系中,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流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宣扬个人高于社会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反对公有制,主张全盘私有化,迷信市场自发调节和自动平衡,反对国家干预,恪守“大市场,小政府”的教条。新自由主义方法论继承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感缺失的传统,推动西方经济学更加脱离实际,沦为不折不扣的辩护工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陷入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对此次危机的发生,西方经济学事先没有作出任何预测,危机发生后没有就危机发生的原因作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面对如何摆脱危机和实现经济复苏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更是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西方经济学应对金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无能和无奈将其华而不实、外强中干的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令其名誉扫地。

西方经济学面临尴尬局面和信任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其历史感缺失的必然结果。

三、西方经济学历史感缺失源于其错误的方法论

其一,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经济哲学,歪曲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哲学基础是方法论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经济哲学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甚至将个人凌驾于社会之上,过分夸大个人的需要和意志,歪曲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条件下体现资本本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标榜为人的抽象不变的本性,为资产阶级剥削和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行为辩护。事实上,经济主体的行为目标与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直接相关。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追求最大利润,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分不开的,归根结底是与生产力水平低下分不开的。随着生产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和人们社会交往活动日益密切,合作和互利共赢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标取向,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片面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忽视合作和互利共赢原则,将越来越难以在复杂的社会经济交往中立足。这意味着在经济学研究中固执地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将越来越不合时宜。

其二,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人的理性,歪曲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关系。西方经济学要么过分夸大人的理性,认为经济主体面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抉择时总能理性地进行决策,也就是说,进行选择的经济主体是在占有充分信息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决策具有天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要么肆意贬低人的理性,如哈耶克就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只具有有限的认知能力,只能掌握有限的知识,因此经济决策由个人作出才能确保其科学性,而由组织或政府进行决策必然导致低效率。其实,人的理性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统一,就人类理性的特定发展阶段而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不完全的。但是就人类理性的长期发展而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有无限提高的可能性,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趋于完全的,因此随着人对客观世界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和所掌握知识的不断丰富,人类可以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更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与自然更加和谐地共处。西方经济学对人类理性的片面理解导致其对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认识严重缺乏历史感,这使得以此为基础构建的经济理论体系不能正确认识经济主体决策和选择的内在逻辑,不能科学判断资源配置机制的优劣,不能对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预测,进而不能对微观经济规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科学的指导。

其三,用自然主义的态度看待人类社会,歪曲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西方经济学用自然主义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和人的经济活动,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简单照搬到人类社会,宣称生物世界的自发演化规律和物理世界的自动平衡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供给和需求关系可以自动实现均衡,即使由于种种原因供求关系出现了失衡,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也依然可以自动恢复均衡,企图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不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其实,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具有内在联系,这就是它们共有的物质性,但是这种共同性又存在于二者的特殊性之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其特殊的运动规律:在自然界,自然规律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下作为一种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起作用的;在人类社会,社会经济规律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存在,通过抱有一定目的和意图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发挥作用的。把自然规律生搬硬套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必然会误导人们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使人们不断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市场经济中的供求关系是在价值规律的调节下不断变化的,每当供求关系失衡时,如果不对其进行有意识的干预,价值规律就会以经济严重波动乃至危机的形式强制性地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由此造成社会资源的惊人浪费和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市场交换范围的国际化扩展,供求关系的失衡引发的危机程度更深、波及面更广、损害更严重,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四,追求超历史的经济学,歪曲社会生产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尽管西方经济学的不同流派面对一些共同的经济问题会提出形形色色的看法,但是在对经济学的内容和形式的认识上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约而同地认为存在着一种超越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差异的一般经济学,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存在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学。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西方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刻意抹杀不同时空、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差异,将一切时代或某几个时代生产和交换活动的共同标志、共同规定视为一般范畴,进而构建起所谓的一般经济学体系,他们甚至认为探索超越国家差异的一般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学发展和创新的目标和任务。其实,否认社会关系的差别是不可能建立科学的经济学体系的,因为人类的财富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以及消费关系必然存在差异,经济学只有研究和探索特殊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特点,揭示其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抹杀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差异的基础上建立一般经济学理论是不科学的,其结果只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某种现存社会经济形态永恒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本身一般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生产形态之中,而不同时代,生产的各种具体形态又具有各自的特殊规定性和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4]3

其五,滥用数学进行经济分析,歪曲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新古典经济学首开经济学数学化的先河,从此以后,先提出待证明的假说,然后设计一套数学模型,接着把刻意选择的数据代入进行推演,最后对推演结论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就成为经济学研究和叙述的基本套路。这种套路的最大缺陷有三点:一是假说设计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研究者根据数学模型的要求选择数据进行推演,得出的结论虽然精确却与现实毫无联系;二是数学模型只是线性地刻画经济关系,无法辩证地反映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三是只对个别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机械刻画,难以反映普遍的社会经济联系,导致分析结论碎片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这种研究套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里昂剔夫教授提出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专业经济学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引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的理论结论。”[5]西方经济学不对社会经济过程进行潜心研究,而是靠主观想象任意设置分析命题,再用刻意挑选的数据套用数学模型来证明假说的正确性,这种结论先行、削足适履式的研究方法是注定无法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性的,是注定无法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这样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盛行,必然严重阻碍经济学的发展,扼杀经济学的生命力。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鲜明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感

与亚当·斯密以来以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为己任的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鲜明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这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成为与时俱进、充满生命力的经济学。

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是经济学理论逻辑过程的基础,经济学理论逻辑过程则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所以,经济学理论逻辑的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进程的有机统一是经济学成为科学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历史的反映不是直接和简单的复制,理论逻辑是修正过的历史,它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加工改造,抛弃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表面的、偶然性的因素,提炼并保留了历史发展进程中本质的、必然性的因素,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和基本趋势,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4]43

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过程及其运动规律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源于对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特殊历史环境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离开了对特定时空的经济现象的抽象分析,任何精巧的推理和演绎都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建立在非历史性的抽象假设和脱离实际的逻辑演绎基础上的经济学注定会走向破产,而以这样的经济学为指导去理解和认识社会经济运动过程,甚至据此制定经济政策以影响社会经济过程,必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感使其摆脱了形式主义的窠臼,始终把认识和揭示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征和内在必然性作为首要任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不存在抽象的人的需要,也不存在抽象的理想状态,从不在抽象的逻辑层面上讨论理论命题的真与伪,更不脱离实际去构建所谓“标准的”分析模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总是从具体中来,又还原到具体中去,从不玩让客观实际服从空洞假设的削足适履的游戏。

其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科学的经济学命题和观点不是来自人的观念,而是来自鲜活的生活实践,是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从事经济学研究不能闭门造车,不能凭空想象,经济学必须直面客观现实,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不回避尖锐问题,更不回避所谓的敏感问题。在纷繁复杂、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面前,经济学只有迎难而上,敢于和善于回答各类重大问题,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生活的运动规律提供指导,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的命题是否正确、是否有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合乎逻辑或是否有多么精妙的表达形式,而在于它是否反映客观实践,是否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作为一种富有历史感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宣布自己掌握了永恒的真理,而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变化加以丰富和发展的。早在189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应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感表明,经济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某种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就会因为理论脱离实际而缺乏说服力和生命力。

其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感强调经济学必须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总是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通过理论创新回答新问题,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价值的判断,不在于它曾经回答了什么问题,而在于它根据实践的变化,尊重和遵循客观规律,不断超越前人和自己的已有观点,不断提出新的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理论和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永远没有止境,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的源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9.
[本文引用:1]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6.
[本文引用:1]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
[本文引用:1]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本文引用:2]
[5] 瓦西里·里昂惕夫绪言[M]//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
[本文引用:1]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249.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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