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时,马克思在该版“序言”中说明了自己的著作计划,即“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1]13。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反映了他关于《资本论》的创作由“册”的构想到“卷”的变动,本文中将涉及《资本论》卷次的“册”统称为“卷”。
2012年9月,
第一,《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马克思直接撰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主要有发表于
第二,《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卷撰写的手稿共计19份[2],时间跨度为18年(1865—1882),发表于
第三,《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三卷创作的手稿共计17份[2],时间跨度为15年(1864—1878),发表于
第四,《资本论》第四卷的手稿。在马克思的“四卷结构”计划中,前三卷是“理论部分”,第四卷则是“历史部分”。对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政治经济学历史的批判是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手稿的发表还第一次还原了马克思创作过程的全貌,表明其创作从来不是一个按照预定计划按部就班论述的直线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探究新问题、反复尝试新论述方法、持续收集新材料、最终实现新认识的研究和叙述相互交替的螺旋式上升过程。[4]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手稿中对社会总再生产理论的探索生动体现了其创作过程的渐进性。第2稿第3章采用两阶段式的论述方法,即首先撇开货币流通这一中介考察社会总再生产过程,然后再加入这一中介考察社会总再生产过程;而在第8稿中,马克思认识到,无论如何,交换背后所隐藏的都是货币的各种变形之间的相互交织,因而从一开始就加进了对货币的各种运动及其形态的论述。[5]又如,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对美国和俄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对金融业兴起及其垄断影响的关注,都表明他的理论视野在不断开拓并不断涉及新问题。再如,马克思曾多次尝试结合《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来撰写《资本论》第二卷的开始部分,涉及1877年4月到1878年7月四份标题为“资本论”、“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一篇”的草稿。此外,为写作《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章,马克思于1867年6—9月还撰写了三份标题相似的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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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和修订。《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二、三两卷不同,马克思亲自出版了该卷并修订和翻译了3个不同版本的卷次。这意味着第一卷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成形态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出版的6个不同版本全面生动地展现了第一卷所经历的20余年的文本发展过程。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修改和补充过程中,马克思听取了恩格斯在第一版校订时提出的建议,为了使“价值形式”部分通俗易懂,将这部分内容另外撰写了一个版本并以附录的形式放在卷末。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中,马克思重新撰写了“价值形式”的部分,叙述更加明确并移入正文。此外,马克思还对商品拜物教、价值尺度、剩余价值率等部分作了较大修改。[1]14在1872年至1875年出版的法文版中,马克思对第一卷的内容作了修改和补充,在翻译上也作了斟酌和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改动要数论述资本积累的部分,马克思对该部分德文版中许多没有详细阐述的内容进行了展开论述,并补充了一些新材料。例如,第一次使用“资本集中”的概念,并对该理论充分展开。在翻译上,由于语言转换有难度,马克思对此作了一些灵活处理。例如,将《资本论》第一卷的标题“资本的生产过程”译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将第五章的标题“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译为“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等等。[7]此外,为了适应法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马克思在法文版中采用了与德文版不同的叙述方式,使内容更加通俗化,对理解难度较大的“商品”和“货币”部分,有的几乎逐段改写,从而使法文版“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1]27。
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也作了修订和翻译。1883年马克思逝世不久后出版的德文第三版是恩格斯以马克思遗物中的一个德文本和一个法文本为依据修订出版的
除了内容上的变化,《资本论》第一卷的篇章结构也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1867年德文第一版的结构为六章
第二,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卷的编辑出版。
马克思手稿是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的基础,但是马克思手稿情况复杂,这为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增添了不少难度。“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做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连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8]3编辑材料的特点决定了恩格斯编辑工作的内容包括文本筛选、结构划分、内容增删、术语统一、文字润色等。
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的工作准则有三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具有研究性质的手稿编辑成相对完整、逻辑连贯、具有可读性的著作;二是规定自己的操作范围,将自己的身份限定为编者而非作者
第三,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出版。与《资本论》第二卷手稿相比,第三卷手稿的研究性质更为明显,因此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也更为复杂和艰巨,面临的困难也更多。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所说,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根本不同于第二卷。因为“第三册(指第三卷——引者注)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表达的思想是按照形成时的原样写下来的而越冗长,越复杂。”[9]7
对于《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恩格斯的工作准则没有改变,仍然是“把这种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尽可能保存初稿的面貌”[9]7。为了克服马克思笔迹难以辨认的问题,恩格斯首先在秘书的帮助下整理了一份誊清稿,然后在誊清稿上进行修改。基于《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复杂性,恩格斯所作的结构调整、文字改动、内容增删甚至完全补写就更多了。例如,第一篇的第4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马克思的手稿中只有一个标题,内容完全是由恩格斯写作完成的;第三篇的第13—15章马克思没有细分章节,全部章节标题都是由恩格斯添加的[10];第五篇“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按照其轮廓来加以充实的纲要”[9]8-9,恩格斯曾试图像对第一篇那样对该篇进行补充填写,但至少试了三次都失败了,最后只好限于整理已有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真正的困难是从第30章开始的,因为从这章起,“不仅要整理引证的材料,而且要整理思路”[9]9。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针对《资本论》第三卷所引发的质疑和争论,恩格斯写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和《交易所》两篇文章作出解释和回应。此外,马克思试图用数学的方法说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问题,手稿中还有一系列未完成的数学计算和计算错误,这些问题都是由恩格斯进行内容取舍并使之逻辑化、科学化的。
《资本论》第三卷没有完整的编辑稿流传下来。为了说明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工作,
第四,《资本论》第四卷的编辑出版。恩格斯把编辑出版《资本论》第四卷列入计划,并为此做了一些工作,他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就说过:“第四册(指第四卷——引者注)——剩余价值理论史,只要有可能,我就着手去编。”[9]12恩格斯确定了编辑计划,明确说明将《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确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范围;对这部分手稿的性质、内容和方法等留下一些宝贵的指示;校改过一些手稿,包括考茨基的抄写稿和马克思的手稿原件。[11]恩格斯为《资本论》第四卷写过3份手稿,发表在
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对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17—19世纪政治经济学史部分的内容进行编辑,出版了三卷本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关于这项编辑工作,考茨基在其编者序中作出了说明:“在这个著作的整理工作上,我越是向前,我越是明白,要照恩格斯的预期,把它编成《资本论》第四卷,是我的能力办不到的……我在进行中,曾尽可能把这些已经编在第二卷第三卷内的部分勾销,但这些文字,大都这样与全书密切地交织着,单是勾销,是不可能的……当我让这一切文句照样留在书里,它就不能算是《资本论》的第四卷,不能算是前三卷的续篇了。这样,它就成了与前三卷并行的著作,像第一辑《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相并行一样了。”[12]考茨基的工作大致分为三步,即抄写手稿、划分章节并拟定标题、编辑付印稿。其中,考茨基在材料取舍、结构划分、语言统一和引语查证方面都遇到了较大困难。考茨基在兼顾党内社会运动和理论斗争工作的同时,终于在1904年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05年和1910年出版。考茨基版的中译文于1949年由郭大力翻译,由实践出版社出版。2011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对这一版本进行了再版。
考茨基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编辑出版引发了学术界不同观点的碰撞。1954—1961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重新编辑出版了三卷本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作为与《资本论》前三卷相连续的第四卷传世。这一版随后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6卷。为了不受考茨基版对马克思手稿删改和变动的影响,俄文版按照马克思手稿的次序编辑,较大程度地保持了手稿的原貌,但这版的章节标题也大部分由编者拟定
作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编辑基础的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
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三卷自出版以来就争议不断,从最初的失望质疑到资产阶级学者的诘难攻击,既有对其语言风格的批评也有对其逻辑内容的非难。无论是资产阶级学者的恶意诋毁还是学术界的理论争论,都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是否正是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本意,也即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思路。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的“《资本论》恩格斯编辑问题”,也叫“《资本论》研究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近些年来,随着
对马克思手稿性质的正确认识是研究“《资本论》研究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前提。在《资本论》第二、三两卷出版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恩格斯的刊印稿就是马克思手稿的内容,把刊印稿的内容完全当作马克思的思想来对待。达维德·梁赞诺夫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集版本(
基于
恩格斯的刊印稿与马克思的手稿之间存在差异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种差异说明恩格斯在编辑过程中对马克思的手稿作出了改动,作出改动的充分理由在于马克思的手稿具有未完成的性质。为了使具有研究性质的手稿成为一部完整连贯的著作,修改是必需的。问题在于恩格斯所作的修改是否改变了马克思的思想观点,或者说在恩格斯所作的诸多改动中,哪些只是为了实现形式上的逻辑畅通和行文连贯,哪些已经改变了马克思的原本观点。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版本与马克思手稿之间存在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性质,学术界对此存在不同的判断标准。总的来说,由于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作出改动的复杂性,所以在对两者之间差异性质的判定上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了将“具体”判定标准与“抽象”判定标准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并通过“列举变更”“判定差异”“必要性总结”三个步骤具体呈现这一设想。[17]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不能执行统一标准,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在对马克思手稿与恩格斯刊印稿进行详细比对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无论如何,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和研究伙伴,将马克思的手稿编辑出版实属一项居功至伟的工程,他的工作不仅使自己成为马克思手稿的第一个“解读者”,也无意中使自己成为《资本论》的“作者”之一。马克思手稿的复杂性和未完成性为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恩格斯的编辑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甚至可能会与马克思原意存在偏差,但是他为《资本论》的出版和普及所做的工作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如果没有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可能都不会有如此的成果。因此,恩格斯的编辑思路或许不是唯一的,但是他的工作无疑是伟大的。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项目批准号:11JZD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