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5, 1(1): 44-52
doi: 101349A-2015-1-0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理论与现实*
顾海良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昭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中国特色 ; 理论创新

【Abstract】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中,总结中国的实际经验,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使从中国实际中得出的新的思想和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内涵和新形式。这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这两个方面交互作用、结为一体,呈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包含了上述两个方面及其内在统一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昭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这些基本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应该具有的主题和要旨。

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根本原则和主要方法

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体系而言,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革命性的高度统一。相对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言,基本原理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石,没有基本原理就没有这一理论体系,不坚持和发展基本原理就不能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多样性的生动体现。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2]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破除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个别结论或外国现成经验的有害做法和错误思想观念,立足中国的实际,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光辉旗帜,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精神支柱。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会议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时就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534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得到进一步弘扬。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的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实践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即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下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化”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发展特征,深刻地蕴含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之中。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对事物“过程”的重要意义作过深刻论述。他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是“伟大的基本思想”。[5]298对事物“过程”的历史探索就成为把握事物本质和特质的必然视界。无论是历史逻辑还是理论逻辑问题,抑或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的问题,实际上都是事物发展“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方法论要义。

二、以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相继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为基本的社会和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为出发点的。1941年,毛泽东就曾指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6]80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就是以中国社会和时代发展为背景,以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展开的。

自20世纪初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就是以这些“历史性变化”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制度日渐腐朽没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中国社会危机四起、战乱频发,人民苦难深重、民生凋敝,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探寻,但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7]1471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对当时纷至沓来的各种理论思潮和学说进行反复比较鉴别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探求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直面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毛泽东总结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6]795-796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此“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践证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7]1516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1/5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行,写就了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新篇章。

肇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更是以第三大历史性转变为社会和时代背景的。这一历史性转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提出了新的诉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成为推进社会和时代发展、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光辉旗帜。

回望历史,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8]497牢牢把握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紧紧扣住中国社会历史性转变过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去“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为形态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粹实现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主要思想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在1938年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534,在1942年又提出“要追求一个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6]820的要求。这两个重要观点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特征的基本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本土文化密切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6]801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深相结合”中,而且还体现于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相结合”中,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9]这两个方面的“深相结合”紧密相连、相互辉映,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5]53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基本方法,在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得到新的运用和落实。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思考中,总结历史经验,立足现实国情,将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和百姓的民生追求融为一体,赋予浸染着深厚传统文化意蕴的“小康”一词以全新的时代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谈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习近平提出“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10]163的新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沃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的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源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和结合,是同思想文化的“转化”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10]170-171要牢牢把握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在创造中转化,在创新中发展,使根植于中华大地的思想文化精华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之中,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

四、以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变革独特实践中的理论创新为显著特色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1]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变革独特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过程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面向实际,着力在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实践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1942年,陈毅在撰文阐释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时曾提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12]毛泽东开辟的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工农红军建设的理论、社会调查的方法,“如实”于中国的实际,是以中国特殊的国情为背景的,因而是“创获”于中国实际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正是这些基于中国社会变革独特实践的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的理论创新。这就如毛泽东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6]820

正是“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以及“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样一些道理,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7]1514。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更是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没有照搬苏联模式,坚持不懈地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如毛泽东所一贯倡导的:“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6]820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变革独特实践中理论创新的成就更为显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体现的独创性理论,既是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过程的科学反映和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括和凝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色,深刻地蕴含着中国社会变革独特实践中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8]75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毛泽东率先冲破教条主义的藩篱,最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科学命题和主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探索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路径。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6]952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特殊贡献作出的第一次正式评价。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13]这是在党的章程中第一次明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显著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依据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失时机地推进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走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8]691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科学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10]436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标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内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的主题和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8]73-74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标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内涵,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社会历史性转折中的接续作用。

六、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中以坚定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基本主题

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0]35-36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的共同理想的生动的、深刻的概括。中国梦是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的思想升华,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主题的历史意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梦的追求,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我们的先辈,几代杰出的共产党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中国梦的思想内涵。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无数志士仁人奋起抗争,历尽艰险,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8]69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宝贵经验。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就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在不同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梦的追求都有非常形象、直观也非常深情、透彻的表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社会进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8]73

中国梦是对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是对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一种宣示,更加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时代色彩。中国梦表达的是一种提升中国软实力的理念,更多的是一种自信自强的精神和力量的激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从“三个自信”的高度增强对中国梦的理解,对于彰显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有着深刻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习近平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8]69-70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接续的基本主题,也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主题。

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中的时代化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发展的新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其时代化、大众化是并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为理论本质的。这三者之间,“中国化”是根本过程,“时代化”和“大众化”分别反映了这一过程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取向。三者结合在一起,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要求的概括,也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概括。

“时代化”,在根本上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成为体现和弘扬时代精神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中,形成过一系列能够解决重大实践问题、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和理论,根本就在于其深刻地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准确地体现时代发展的精神。

紧紧扣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时代发展和时代主题,适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其实就是“时代化”的过程,即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思想来理解时代的变化,这是“时代化”的第一方面含义。“时代化”的第二方面含义是解决时代发展的根本问题,形成时代发展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形成新时代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时代化”达到的结果和目标。所以,“时代化”的基本含义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这个时代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新时代的新形式。

“大众化”,在根本上就是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益,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真诚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大众化”,不仅在于凸显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还在于采取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使之更广泛地适合于当代中国的实际、适合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适合于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新的时代特色。只有这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重要的是“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534

“大众化”一方面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另一方面也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所运用,这是“大众化”的结果。只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才能“化大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掌握群众后,才会成为群众手中的武器和思想,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所运用,这是“大众化”的结果。没有“化大众”,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人民群众就不会买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也是写就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代史

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理论与实践过程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接续推进的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与时俱进,首先在于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理解。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一样,具有显著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上,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歧途”;另一方面“必须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活力,以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1]。这两个“必须”,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阐述。这两个“必须”,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两个显著特点的概括,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反对和澄清各种违背和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观点思潮的过程,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不断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理论探索的艰辛过程。这两个显著特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全部过程之中,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党的十八大刚结束,习近平就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8]75这里提出的两个“一定”和三个“着眼于”的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中必然呈现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习近平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10]67在习近平思想中,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是时常与对历史和未来的探讨结合在一起的,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系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真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强调:“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历史经验”不仅昭示当下“现实需要”的由来,而且预示“现实需要”的未来走势;不仅是现实的鉴镜,而且是未来的映照。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过程的分析中强调:“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8]494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过程的这一“历史的评论”,也是马克思认为的对经济学发展过程的“历史路标”的探索。[14]“历史路标”或者说“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所揭示的,就是历史、现实和未来链接的内在逻辑。“历史路标”不仅明示了前人探索的印迹,还留下了前人探索的智慧和勇气;不仅揭示了理解现实的基础,还留下了继续探索的台阶;不仅显现了未来发展的路径,还留下了接续前行的经验。回溯历史,理论就能以此为基础而赓续,现实也能以此为平台而前行。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趋势来看,习近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0]21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进程中,开拓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历史路标”。

本文有些观点,在笔者任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四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总序”中有部分阐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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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顾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