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如，男，193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高校党建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项目首席专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张静如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无疑是贯串在中共历史上的一根醒目红线，反过来也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基本能体验到中共历史的大致脉络。”^[1]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与时代共进互动、思想理论不断创新的历史”的系统研究，伴随了张静如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他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探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成果，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成果对中共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围绕着张静如先生从党史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展开的系列研究，访谈人与其进行了交流对话，他的诸多新思想、新观点，对于如何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引领历史学界学术研究都有着重要启示。

访谈人：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以后，“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作为一位资深的党史学家，您对于怎样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避免再走党史学科“先教学后科研”、“先教材后专著”的弯路，怎样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曾进行过较早的理论思考。尤其是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内涵、引进阶段基本情况的阐述，对加强学科建设方法和途径的分析，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能否请您就这些方面，详实地介绍一下您的观点？

张静如：首先，谈谈我对“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考察。

就我而言，对“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历史比较熟悉，因此，自然而然地去关注并考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在中国的缘起和具体使用情况。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提出，经过了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我在《关于“中国化”》一文中指出：“到‘五四’前后，在中国思想界中人们已形成共识，即无论引进外国的何种学说，都要力求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随后，‘中国化’的概念也就被提出来。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中国化’的概念已广泛被使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共成立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而且也是受‘五四’以来思想界、学术界引进外国学说应该‘中国化’的思路影响的结果。”^[2]

其次，说一下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科学内涵的认识。

毛泽东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又在什么时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要求：第一，立足于中国实际；第二，体现民族性；第三，要有新结论、新观点；第四，要同时代特征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都有不同角度的表述。在革命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直到抗日战争以前，都没有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也说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4]要更好地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必须了解：“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支撑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础，即通常所说的世界观、方法论；一个是由一批理论观点组成的体系的内容，或称为一般理论观点。”^[4]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界有着诸多看法。比如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当代化要求；而在我看来，将民族化与当代化结合起来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做法很值得提倡，只是这种表述似乎还可完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与时俱进的。也就是说，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当代化都会面临各异临界点，只有不断推动民族化、持续实现当代化才能顺利完成长年累月量变之基上的每次质变，才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勇往直前。从字面上来看，说“当代化”未必恰当，因为“当代”是指当前时代，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先进的中国人在当代之前、之后，或者说在近代、现代以及未来信奉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都必然要切合时代特点进行相关取舍，不管是丰富内涵，还是拓展外延抑或修正观点，都必定要烙上各自所在时期的印记。所以，“‘当代化’面太窄，也许提‘时代化’更能传达出题中的动态意蕴。”^[1]而且，我深感学界有不少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不注意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放性。因此，有必要强调：马克思主义按其本质说来，就具有开放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开放性，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再则，介绍一下我对马克思主义引进阶段的相关研究。

在平时的研究中，我比较关注和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和起始问题，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引进阶段的研究。我在文中曾经写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至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引进阶段、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阶段。”“没有引进，就没有结合。研究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引进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是怎样树立起来的。”^[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引进阶段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介绍进来，到确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过程；是从初识马克思主义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是从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到试图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但并未能达到同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这个引进阶段最显著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所以，引进阶段也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阶段。”^[6]

在引进阶段，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在前人鳞爪碎片介绍的基础上，集中汇成一个较完整的体系，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宏观上有了整体概念；第二，从阐述体系出发，更为详细地介绍了各构成部分的观点，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掌握更具体更清晰；第三，注意到阐明马克思主义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各个部分的认识不再是孤立的；第四，通过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使人们对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有了一定的认识。这说明，引进阶段中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比前人跃进了一大步。^[5]

在马克思主义引进阶段，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初步的，加上能够看到的有关书籍不多，以及在文字、词义、语言上的障碍，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和错误难以避免。他们认识中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把共产主义当作理想的社会制度确定为奋斗目标时，并未真正搞清楚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差异；第二，在关于“社会主义”含义的理解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缺乏正确的领会和把握，忽视了对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内容的关注；第三，在社会主义的模式选择上，出于厌恶资本主义的情感，对私有制度的看法偏向绝对化，潜伏下机械、僵化思维定势的根苗。^[5]

至于马克思主义引进阶段的时限应该如何确定，我也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李大钊在1918年下半年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等三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也是这个阶段的开始，至于结束的时间大致上可以定在1922年党的二大之后。理由是到党的二大时，全党在认识上有很大提高，即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开始结合起来。^[5]毕竟，党的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将其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开始结合的起点是有客观依据的。

最后，简单说说我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一些想法。

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下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6个二级学科。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成为当时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我相继发表了《关于“中国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几点想法》、《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等文章。其创作动机，用我自己的话来解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虽然单独成为一门二级学科，但它历来是中共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我操点心，不算管闲事，而是管正事。”^[7]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门学科属于理论学科，其特点有二：一是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形成的理论；二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理论。其学科研究体系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第二，中国国情研究；第三，世界文明遗产与现当代国际形势研究；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第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研究；第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第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史；第九，国内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评价；第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7]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兼有理论学科和历史学科的双重属性。学科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研究者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两个方面的理论素养和基础知识。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也要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原理非常熟悉，否则，一无所知、一知半解，或不甚熟悉，都无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从现状来看，多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者是出身于研究中共历史的，这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原理不能说不了解，但要说达到非常熟悉的程度则可能还有一定距离。如果让研究哲学的或研究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会不会好一些呢？也不行，因为他们只对自己研究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较熟，出了圈也不熟悉。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像现在医学界所说的“全科医生”那样，应该有“全科研究者”，希望学界同仁“努力学习，下大功夫使自己成为合格的研究者”。^[8]

访谈人：谢谢您与我们分享您的研究心得。

个人以为，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体系的设想，虽然前四点较为宽泛，是否列入学科体系建设规划之中，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从总体上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正确方向和具体路径。而您早在2002年就发表的《中共历史研究断想十则》中的一些思路和想法，如重申学科性质、使用一手材料、审视已有成果、老题精耕细作、明确研究模式、拓宽研究领域、正确联系实际、重视意识形态、熟悉研究历史、提高写作水平等中共历史研究十个方面的指导性意见，也大多适合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及学科基本范畴的界定，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历史性飞跃成果及其关系也有过深入研究。接下来，能否请您就这些方面具体介绍一下您的代表性观点？

张静如：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我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努力：一是注重分阶段研究；二是把握一脉相承性；三是解读暂时性中断。

关于分阶段研究。1998年，我就提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引进阶段和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阶段。后者则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主要由毛泽东创立的、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阶段和主要由邓小平创立的、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阶段。我认为，当时看是两个阶段、两个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还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理论。那么，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会呈现出阶段性呢？我在文中作了一番分析：“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社会改造本身具有阶段性。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虽然根本矛盾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才能解决，但由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其他矛盾或解决或突出，全过程就显示出阶段性来。”^[9]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是社会改造的两大阶段，前者要解决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后者要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两大阶段中，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但由于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中国实际”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

关于如何分阶段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我进一步强调：“既然分阶段，那就不仅要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何时形成的，怎样发展的，而且要研究毛泽东思想这个阶段是何时结束的，在什么条件下结束，要研究在这个阶段结束之前有没有停滞的小阶段，要研究毛泽东思想阶段和邓小平理论阶段之间是完全相接的，还是中间有空白阶段。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没有明确分成毛泽东思想阶段、邓小平理论阶段之前，不存在这类问题，只说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可以了，现在则必须要考虑。”^[9]

关于把握一脉相承性。1993年，我在《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一文中谈到：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最具有意义的重大突破，就是新民主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理论的创立。“这两大理论都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又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思想的综合，构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导理论的基本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者产生的历史时期不同，担负的历史任务不同，但就它们产生的思想条件或思想基础来说，却有许多相同点。由此可以看出正确的革命和建国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第一，解放思想，敢于走自己的路，是两个理论共有的思想前提；第二，正确地把握国情，是两个理论共有的思想基础；第三，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两个理论共同的出发点；第四，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两个理论都面对的重大课题。“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它们包含的所有内容，也无不体现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10]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1998年，我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阶段的思考》一文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虽然分阶段，但又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一脉相承指的是由一个派别流传承袭下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派别”。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改造社会的根本目标上一脉相承；第二，在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上一脉相承；第三，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一脉相承；第四，在理论体系上一脉相承。^[9]2007年党的十七大概括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两大理论体系》一文，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体系，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规律，对我们今后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首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其次，必须不断总结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再则，必须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两大理论成果，具有如下共同特征：第一，两大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第二，两大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第三，两大理论体系具有创新性。^[11]

为了更好地强调和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性，我还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特殊作用等角度，进行了系统论证。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1999年，我发表《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两个问题》一文，强调要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回答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什么还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认为：第一，要认识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不仅要学习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学习贯串这些理论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第二，要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观点，对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指导意义；第三，要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基础；第四，要认识到每个人都应该掌握包括历史知识在内的各种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第五，要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中贯串着许多宝贵的精神，诸如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创新精神，等等，学习和发扬这些精神，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12] 2004年，我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毛泽东思想》一文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唯物史观核心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果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之路为“三个代表”提供了理论范式和方法论指导；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长点和有力指导；毛泽东思想的创新经验和创新精神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的启迪；毛泽东思想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发展是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的重要一环。^[13]

关于解读暂时性中断。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过渡期称为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我在肯定“这个说法很不错”的同时也质疑：“是不是这个时期内曾经出现过暂时性的中断？”理由有二：一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核心，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构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虽然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观点，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否也能纳进这一名目呢？虽然“十年浩劫”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反面教材，但在常人印象中，“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停滞甚至倒退，从客观效果来看，很难看到延伸和准备的色彩，将它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断”或许更合理？^[1]尽管在这十年中，也有一些次要论点并没有违背毛泽东思想，而占主体的指导思想却不是毛泽东思想，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断了十年。^[7]我当时还指出：“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这种中断有没有什么规律、不同时段的暂时性中断有什么共性和各自的特点、暂时性中断期间中共中央指导理论的性质，等等。”^[7]

访谈人：您的这些观点在提出之初都很有新颖性，今天听来依然不失其启迪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您在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阶段研究的同时，又倡导不应忽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一脉相承性。从历史发展进程和现实状况来看，强调一脉相承性或许比分阶段研究更为重要。您的研究关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的一脉相承性，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学术性的高度统一。尤其是您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相关观点，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正本清源、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具有特殊的现实作用。又如，您指出，虽然“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之说用心良苦，但是加入“暂时性中断”阶段的观点或许更符合历史本真和客观实际。总体来说，事物发展的延续性（一脉相承）、阶段性和中断性都是由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社会历史进程和政党发展演变也是如此。您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分阶段”、“一脉相承”、“暂时性中断”等观点，提供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方法，是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特征的本质理解，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深刻把握，需要理论勇气和学术功底，给人诸多感慨和启示。

您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体系进行的整体研究之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种最新理论成果，都有过第一时间的跟踪研究。能否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成果与中共历史研究的关系谈谈您的高见？

张静如：作为一名党史研究者，不仅要重视对史料的深入研究，而且要有意识地关注现实，才能更好地发挥学科资政育人的作用。因此，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提出之后，我都就它们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思考，并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我于20世纪90年代致力于构建的党史研究“中介理论”体系的补充和深化。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历史研究。我曾发表了《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等文章，提出了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历史研究的具体设想：“①必须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历史研究。亦即研究者首先应该在研究中更加明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而且指出，提倡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史研究，这和我过去提倡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是一致的。强调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也是中共历史研究必须注重意识形态问题的体现。②如何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历史研究。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指导党史的研究，可以将党史研究的对象调整为‘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14]既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党史的体系、内容就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作相应的调整。而且，中共十五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两个阶段，既增加了党史研究的内容，又使原有的研究内容得到适当调整。研究者就要从历史的发展上弄清楚为什么这个过程能呈现出阶段性来，就要从历史的发展上弄清楚是什么条件造成了两个阶段，两个阶段是怎样衔接的，中间是否出现过空白。^[15]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历史研究。2001年，我倡导将“三个代表”要求贯彻到学科建设中去，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至少有以下三层关系。一、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看，恰恰构成了唯物观的基本轮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之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成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基础是因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坚持和推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二、使中共党史学明确了研究的主线和新的重点，扩大了研究课题的范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中抽引、总结、概括出来的，就是它本来寓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之中，只是人们认识不足，所以没有能作出整体概括。既然是原来有的，那么就应该能够还原回去，否则抽引、总结、概括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对的、不符合实际的。所谓“还原”，就是把抽引、总结、概括出来的结论应用到历史过程之中，作为内容加以研究。三、中共党史学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历史的论证。这种历史的论证，可以从这些角度进行：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具有“三个代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践行“三个代表”好坏与否关涉中国革命和建设顺利与否；中国共产党坚持“三个代表”彻底与否关涉自身建设正常与否。^[16]

关于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自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我如此阐释科学发展观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作用：“①科学发展观是中共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发展问题所形成的总的理论观点和基本方法。”我特别提及，“不仅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社会主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历史研究，而且也应该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历史研究。”^[17]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具体思路。第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大力加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或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各方面发展过程的研究，而且以研究者自身的发展来推动研究工作的进步。第二，坚持“以人为本”，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个体和群体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上，加强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人为本”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展史的研究。第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要做到研究视野宽广、思路开阔、方法多元，而且分工协作、资源共享，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开拓性、原创性。第四，坚持“统筹兼顾”，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兼顾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兼顾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兼顾中央党史研究机构与地方党史研究机构、兼顾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引进西方理论和方法，等等。

关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中共历史研究。我一贯强调：“理论指导不是空泛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挂名的，而是实在的。它不仅在史料搜集、整理、使用方面起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研究范围、角度、层次以及观点、立论、分析等方面起作用”，亦即用“理论中最核心的理论，确定研究范围，选择研究角度和层次，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15]。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在关系也不例外。一方面，党史研究要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立场、观点、方法为依据，具体考察要符合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研究的部分内容或贯彻始终的内容。例如，在研究内容上，党史研究应深入考察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国梦不断奋斗的历史，系统考察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改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回溯党领导人民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项具体内容的历史，纵向考察“四个全面”在党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具体影响，深入总结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演变过程，等等。在研究方法上，贯彻习近平在人物和事件评价中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主义，如结合党史进程客观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准确理解“两个三十年”的相互关系。在研究态度上，秉持习近平强调的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的理性精神，“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坚持群众路线方针，体现“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重视研究者自身素养的提升，自觉投身党史成果的大众化宣传，更好地发挥党史作为“教科书”、“营养剂”、“清醒剂”的重要功效，从而使民众获得对党史正确的认知，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增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访谈人：谢谢您接受访谈！您1995年就出版了《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专著，率先在党史研究领域就“中介理论”作出了成功的尝试和初步的建构。您始终是党史学界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共历史研究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中介理论体系”的概念和主张，使更多的研究者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理论与具体研究连接起来，这种尝试助推了党史研究的科学化，使党史学科的建设水平也得以达到更新的境界。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共历史研究，需要将其理论体系的精髓，以及它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具体研究中。在史料搜集、课题选择、历史事件的原因分析、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具体方面和环节，应自觉地贯彻和落实最新理论成果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共历史研究，在研究实践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一项需要研究者和相关主管机构长期努力的工作。您对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共历史研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思路和想法。通过系统了解您的学术观点，我们不难发现，驾驭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与中共历史研究的关系需要符合两点要求：一是注重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等基本原理的宏观把握，不能停留在最新理论成果的具体内容与对应的阐述上；二是要对最新理论指导的实际运用加强学理论证，增强说服力和操作性。而您提出的“中介理论体系”设想，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提出，中共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迫切希望您能修订再版《唯物史观与中共历史学》，也期待中共历史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中介理论体系”为“介体”，开创中共历史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