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含的一系列特点，使其成为分析中国崛起的良好理论框架，既可以用于识别中国崛起遭遇的矛盾，也可以用于制定措施以克服这些障碍。首先，马克思主义对经济语境中的人类需求进行了分析；其次，它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提出了不断进步的概念；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就经济增长及其潜在矛盾发展出了一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第四，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主导思想都与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有关。
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经济学领域的延伸——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则对人类需求、社会经济进步、经济增长、社会主导思想与经济利益、经济关系之间的关系等都提出了不同的诠释。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对这四个主题的不同看法，展现这两种迥异学说对中国崛起作出的截然不同的解释，并对两种理论关于当前中国崛起遭遇的矛盾提出的解决方案进行对比，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为中国崛起之路指明前进方向，而自由主义以及新古典主义提出的举措一旦付诸实施，则将把中国崛起之路引入死胡同。
在自由主义观点中，经济语境中的“人类需求”强调对个人欲望的满足。在这种观点中，社会则是诸多个人的聚集体。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社会福利是诸多个人福利在这个社会中的总集合。自由主义学者假定，如果个人可以排除任何外界力量的作用，就可以最有效地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免于受到外界胁迫或矛盾不仅是个体应该追求的自由，这对于一个想要通过个人自由选择而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社会来说也至关重要。
自由主义思想将国家视为一个社会中“必要的恶”。社会需要国家来履行一系列必要功能，比如维持秩序、执行契约、维护私产等。为了行使这些必要功能，国家必然需要通过税收、收监罪犯等途径获得强制个人的权力。对此，自由主义者警告，因为这种强制权力，国家始终是个人自由的潜在威胁。这种观点催生了大量“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的拥趸，也许托马斯·杰斐逊所述“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就是对这种提法的最佳诠释。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基于私有产权和竞争性市场的经济系统，不仅彰显了个人自由，更能产生最佳的经济表现。亚当·斯密首创了“在竞争性市场中，生产者对于私利的追求对社会整体有所增益”，其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展和限定了亚当·斯密的思想。引入数学模型之后，这些经济学家力求找到在给定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的条件下，使得一个经济体以“最佳”效率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方法。这个“最佳”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意味着没有其他经济系统能有更好的表现。比此概念更强的是其背后的推论，即任何其他系统，比如社会主义，必定处于效率上的劣势。新古典经济学还宣称，除了有效分配资源以外，私有财产和竞争性市场还能在以下三方面取得最佳的效果：第一，达成个人收入的最佳分配，因为个人收入反映的是其对于满足消费需求的贡献和因此所作的牺牲；第二，达成强有力的经济增长过程；第三，达成快速的技术进步。
曾有古典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在20世纪70年代得出结论：私有财产和竞争性市场的效率最优在任意组合的合理假设中都难以实证。[1]而关于收入分配、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论断也从未获得缜密证据的支撑。时至今日，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才承认，一个仅有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将面临严重问题，而政府、工会等非市场机构也有助于提高经济产出。尽管如此，很多大学经济导论课本仍将私有财产和竞争性市场视为理想经济制度的象征，这两个因素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信条。
在二战之后的前几个十年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受了凯恩斯的理论，政府在促进各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主张自由市场的陈旧新古典经济学又在20世纪70年代有所抬头，在拒绝凯恩斯思想的同时，也将“自由市场最优”的信条重新引入。20世纪80年代左右，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将私有财产和竞争性市场作为经济进步唯一前提的旧思想再度复活。当前，这种思想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它主张私有化国有资产和服务、对市场进行自由化改造对于任何地方而言，都是获得最优经济业绩的途径。不管面临的问题是增长乏力、通胀过高，还是债台高筑，新自由主义思想都推荐同一套应对方案：私有化和自由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美国政府对他国提供的分析意见和政策建议，大都脱胎于新自由主义思想。
自由主义思想并不视自身为某个特殊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表思想，而是直接自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谛。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延伸——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甚至不承认其他任何经济学思想体系的合法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也就成了分析经济系统和制定经济问题对策的唯一“正当”准则。
马克思对于杰瑞米·边沁的效用理论颇为不以为然，认为边沁的著作不过是“庸俗经济学”的一个代表。
马克思将“人的需求”概念衍生出对于“进步”概念的界定，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社会生产体系满足人类繁复需求的能力不断提升，而这就代表了“进步”。不断增长的经济产出，更准确地说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这种进步的关键基础；但与自由主义的观点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劳动生产率和产出的提高本身是衡量进步的真正准绳。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所述“生产力发展”应被理解为在一个经济体系内一小时劳动满足人的需求的能力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提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因提出了远比新古典经济学有力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基于静态均衡的理论，因此难以对动态的经济增长作出解释，也难以解释作为增长动力源的资本主义特有因素。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带来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不断扩大和创新生产，以此极力避免被逐出市场的命运。
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私有产权和竞争性市场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马克思主义传统上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视为一种更高阶经济模式的基础。当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和竞争性市场的增长机制就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时，根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将会比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机制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并克服资本主义增长模式下滋生的诸多弊病，如劳动剥削、不平等和自然环境破坏等。
为何中国在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约25年以后启动了改革开放？此中逻辑就在于，中国过早开始寻求建设形式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并未发达到足以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成为其主流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加快生产力发展的名义下，中国重启商品—货币关系（竞争性市场)，并最终允许私营企业发展。
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比其他国家更为迅猛的高速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警告，中国的“不正统”的政策难以取得良好的经济结果。而当数据显示经济不再停滞、快速增长开始出现时，许多西方专家居然坚称是数据的错误。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则对中国经济1978年以来增长的根源提供了洞若观火的灼见，使得发现“中国奇迹”背后的四大源头成为可能。首先，马克思关于竞争性市场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论断是正确的。中国的经济历程显示，竞争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刺激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来推动经济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型国企开始市场化运行之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获得了快速增长。国企部门不仅没有拖累中国崛起，反而成为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其次，1978年中国成功利用了新中国29年以来社会建设的成果。在1978年以前，中国在推进工业化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培育了大量拥有产业技能的工人，工业产出从1949年到1978年也翻了16番，这为1978以后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29年来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遍及城乡的医疗保障、免费的公共教育使得中国在1978年拥有远比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更为健康和优质的人力资源。
第三，中国以极为有利的姿态挺进全球市场。在1978年以后，中国凭借其庞大、健康、优质且与全球相比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为全球市场提供工业制成品。此外，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赋予中国吸引外国投资的独有优势，借此中国可以在与跨国公司的博弈中求得更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条款。
第四，国家在1978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中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决策者采取了市场结合计划、公有制结合私有制的渐进式发展道路，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国外一些人所提倡的急骤式改革。中国的经济表现与任何受新自由主义左右的转型国家相比，都能显示中国发展道路的智慧之处。对这场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下政策即最好例证。
(1)中国对包括交通运输、能源、通信在内的基础设施保持了较高的公共投资水平，这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
(2)国家控制金融部门，包括国资对于主要银行的控制，使得国家能够将信贷导向有利于发展的部门，避免了西方发达国家无管制金融系统所头痛的“不稳定问题”(instability)。
(3)国家对于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管制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就大大避免了投机金融资本的流入，而使得流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受制于发展条款，在诸如技术转移等方面必须对中国发展有所增益。
(4)国家对教育和科研进行了巨额投资。
(5)对于城市发展的管控，避免了大规模出现的难以管控的贫民窟，同时也避免了随之而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6)国有企业在关键行业和部门保持了主导地位，这使得中国能够在关键领域将企业做大做强，在有效服务国内市场的同时，也能参与针对跨国大公司的国际竞争。
(7）国家对于总需求量增长（aggregate demand growth）的管控使得持续快速的产出增长成为可能。与新自由主义观点相反，供应本身本不能带来需求，而总需求量不仅与短期的宏观稳定有关，与长期的经济增长也有莫大关系。例如，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能够迅速加强固定资产投资，以此逆转国际危机对于国内经济的下行影响。
将私营企业、市场与公有企业、经济计划结合能产生独有优势，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便是这种优势的一个例证。
中国继续崛起将面临严重矛盾几乎已经是一项广泛的共识。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注意到中国日渐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中国的基尼系数近年来一直在0.47的高位盘旋，这种不平等已被广泛认为到了“不健康”的程度。
此外，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还提出了中国持续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三重额外挑战。首先，基于无依据的假设，他们声称只有私营企业才能高效运作，而国企天生具有低效的特点，因此大型国有企业依旧被视为拖累经济效率和增长的罪魁祸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收入分配不平等、环境破坏和腐败视为中国持续崛起的矛盾，此外还进一步甄别了其他矛盾。第一，在中国城市中蔓延的房地产泡沫将成为一大矛盾。房地产曾通过刺激建筑产业来推动总体需求增长，但这并不可持续，因为资产泡沫总会破灭。
第二，中国家庭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非常低。在改革开放初期，家庭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高达50%左右，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该比例持续下滑，近年来下落到35%~ 36%左右（国家统计局，2015)。消费占比过低反映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富人比起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更倾向于储存收入）和中国家庭平均储蓄率过高的情况。通常，免费公共服务废止之后，住房和医疗成本过高以及房地产资产价格膨胀之后的购房成本上升被认为是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当家庭消费支出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放缓之后，中国政府只能依靠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出口来取代消费增长在总需求增量中所占的位置，以此维持较快的GDP总增长[2]。近年来，这一举措已使固定投资的GDP占比达到45%，导致许多经济部门产能过剩。总之，经济快速持续增长需要家庭消费支出在GDP中占据更高比例。
第三，从前国家保障城市居民的工作机会和农村居民的经济安全（严重饥荒时除外)，如今的经济社会转型使已占人口多数的城市居民面临无保障的未来。虽然中国社会的上升通道依然存在，但在竞争高度激烈的劳动市场和教育体系内，并非每个人都能成功。年轻人通过激烈竞争获得进入顶尖高校或前往海外留学的机会。大学毕业生常发觉岗位数量远少于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数，此中产生的不满很容易发酵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开始在人群中蔓延。很多年轻人除了获取轿车房子以外就没有了其他人生目标。虽然更多、更好的消费产品对人们的福利有所增益，但是专注于获取高档消费品并不是一个好的趋势，一旦这种价值观向主流人口全面蔓延，将可能动摇中国社会的根本。
高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过度依赖固定投资的增长模式、大量民众无法企及的住房市场、日臻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于少数社会机会的白热化竞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这一切问题都表明，中国的持续崛起面临严重威胁。即使目前中国的GDP高增长模式得以为继，在GDP增速和“有意义的生产力发展率”之间必定会出现一道深邃且不断加深的鸿沟。若要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上述问题都亟须解决。
新自由主义是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它对中国持续崛起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套简单的解决方案：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将私营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视为理想体系，因此它对任何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总离不开私有化和自由化。例如，在谈到不平等问题时，自由主义专家总是把大型国企私有化作为药方。当被问及如何缓解不平等时，自由主义者总是回答国企员工获得了超高的工资。当被问及如何阻止环境破坏时，自由主义者断言大型国企利用他们的关系阻挠环保措施施行，因此将国企私有化也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如何阻止腐败？如果国家从对市场的干预中撤出，企业主将没有动机再向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以获取许可和订单。
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将大型国企私有化将使之变为更具效率和创新能力的企业。他们又声称，国家取消对于金融部门的管控，使之按照市场原则运行，将改善资本分配，并促进中小企业融资。他们还声称，削减公共投资将会为更具效率的私人投资腾出空间。
新自由主义者给中国开出的药方，一旦施行就会终结，而不是维持中国的崛起。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将会加剧，而不是缓解不平等。1978年之前，中国拥有全亚洲最平等的收入分配。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开始飙升，从1992年的0.35增加到当前的0.47
国企私有化不会缓解环境污染问题。一般而言，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的大型国企比起私营公司有更好的行为记录。认为国企的经理人比私企业主或经理人更加抗拒环境法规的假设缺乏依据。毕竟，遵循环保法规对一个企业来说意味着利润降低，这一点对于以营利为唯一目的的私企，远比对于以提升整体经济福利为目标的国企更具威胁。
通过减弱国家对经济的管控缓解腐败同样也不是一项明智的政策。适宜的国家管控可以大大提高经济运行业绩，因此对腐败应采取其他措施，而不能以反腐之名剥除国家所扮演的有益角色。
对于大型国企的私有化不仅不一定能使更具效率的私企发展更好，还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样一来，外国资本将会收购或取代许多大型国企在关键行业中的地位，导致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对于那些原来国企占重要地位的关键行业，国家也将失去策动经济增长的能力。
将银行部门彻底开放对中国持续崛起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如同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一样，金融投机活动在一个不受管控的金融系统中会变得十分猖狂，因此开放银行部门也将把中国暴露在金融动乱的风险之中。把利率彻底交给市场来决定只是一个幻想——在美国由美联储决定利率水平，这一点对于其他拥有独立央行的发达经济体来说也无一例外。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对其产业进行升级以“攀登产业链的阶梯”。如果金融部门完全以利润作为运行准则，信贷就会流向当前最有利可图的行业，而不是那些对中国未来至关重要的关键性行业。经济发展需要以未来为导向进行资本分配，而只有国家积极主动才能推动这一过程。
基础设施投资的重任只有国家才能肩负，一旦国家从中撤出，私人资本难以取而代之。国家对于运输、通信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支柱。从这个角度说，国家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撤离不但不能促进，反而会拖累经济增长。
一旦新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被照单全收，中国崛起将急转直下步入衰落。不平等程度会进一步加剧，不仅产生更多社会动乱，同时也会进一步降低消费支出。如果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下降，并放弃对于固定投资的鼓励，再加上消费支出增长放缓，这些因素叠加可能使中国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实际GDP下降。金融不稳定会冲击金融部门，中国经济沿着产业链的爬升之路将会停滞。随着国家退出经济监管，针对环境破坏的进步举措也将面临挑战。
新自由主义分析家将进步视为一方利益的扩大，不管主体是国家或是私营部门。他们相信这一过程需要国有部门缩减规模，为私营部门腾出足够空间。这种要求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观点的本质应被厘清：呼吁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而转投资本主义。如果新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被全面执行，中国将决定性地从社会主义的轨迹偏离，而转向资本主义。这无疑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重大损失。
中国作为一个曾经历过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行过社会主义制度、又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新自由主义思想居然如此影响强大，颇令人费解。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令人惊讶的现象提出了解释。自由主义思想不是普世真理，而是存在于特定阶级利益和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影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其中一个源头来自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就是自由派和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直接来源。西方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中国颇具影响力。实行资本主义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一些部门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助推了资产阶级思想风行世界。
然而，来自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并不是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解释事物发展，要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找原因。1978年中国引入市场关系以后，经济发展开始加速，但是这种发展却也威胁了这个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强调市场关系就倾向于产生自由主义思想，参与市场关系就倾向于加强利己主义。在市场活动中获得成功的人往往倾向于认为他们之所以成功，要全部归功于他们的努力和能力，而忽略工人的贡献、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和其他使一个独立经济体能顺利进行市场活动的诸多因素。同时，那些企图通过市场活动营利的人则会害怕国家会限制他们牟利的自由和保留财富的自由。因此，随着市场关系的扩散，笃信市场的合理性和效率性、反对国家积极干预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兴盛了起来。
因此，即使没有私营企业，市场关系的扩散也会促使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就有发生，笔者在1985年和1986年与一些年轻知识分子的对谈中就观察到了这一点。然而，一旦私营企业被放开，并像20世纪90年代一样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有产阶级就会崛起，而自由主义思想恰恰就成为维护他们物质利益的最佳防御。这种社会经济的演化为扩大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做了最好的铺垫。
通过引入市场和私营企业，改革开放成功使中国经济增速加快。与此同时，这种发展却威胁了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持续经济“进步”。就如同跨骑一只老虎，虽然这可以是迅速移动的最好办法，但是也要对潜在危险有所察觉并加以管控，防止发生灾难性后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应对中国持续崛起遭遇的矛盾提供了有效的方案。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本集合了各种问题现成解答的答案集，而是一种分析社会、经济的方法，并可以借此描绘通向进步之路。基于上文对影响中国持续崛起矛盾的讨论，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给出以下解决方案。
首先，必须缓解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况，一方面是为了达到更平等的收入分配状态，另一方面是为了在不过度依赖超额投资、房地产投机式发展、外贸出口的情况下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经济体产生的年度收入流应从富人转移给社会中层和底层民众手中，以此创造一个增长足够迅速的国内市场来维持经济的平衡增长。累进税制、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扩大工人所得份额的强大工会等都是实现这种转移的有效途径。中国正在跨越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获得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同时也受到了用工成本更低国家的挑战。工资水平的上升使得中国企业处于一种良性的压力之下，促使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源头。美国19世纪晚期的经验就是一个历史例证，当时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较高的工人工资（尤其是非技术劳工)，因为较高的用工成本促进了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创新，同时又为工业产出品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
第二，提供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能够缓解中国储蓄率过高、国内消费市场扩容受阻的问题。如上文所述，支付高额医疗和教育费用是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而如果能够优化医疗和教育行业，那么人们就可以将更多的收入分配到消费、提高生活质量中去，带来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第三，虽然中国在应对环境污染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第四，国家应该建设一大批经济适用型住房。没有国家能够仅依靠市场活动来为其国民提供适宜的住房。那些几乎为全体国民提供适宜住房的国家，比如一些北欧国家，都有国家大力介入房地产供应市场的先例。增加经济适用型住房的供应可以化解房地产价格虚高，使得个人住房成本更加合理，并制约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这样一来，制约国内市场发展的高储蓄率问题也可以有所缓解。此举不仅能帮助中国维持健康的经济增长，还能满足人对于居所的关键需求。
第五，应改善和加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应把能否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能否高效运行、能否适应消费者需求、能否在最低生活工作标准上确保就业、能否避免环境破坏等纳入业绩考核，并据此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进行责任问责。
第六，国家应继续通过监管金融部门和保障合理基础设施投资来引导经济发展。
对于“经济成功”不应只依据GDP增长作出评判，应该重新定义这个概念。中国已经制定政策适应相对较慢的GDP增速，而不是从前的两位数增速。如果经济治理的目标从追求GDP增速变为追求对于人类需求的满足，长远看来会使中国人民大为获益。经济发展理应被作为满足人民需求的基础，这些需求包括食物、居所、健康、称心的工作、自我发展的机会、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等。如果中国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经济保障、教育机会、适合的工作岗位，并且达成更平均的收入分配，那么最近浮现的竞争性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不良思潮将得以逆转。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球之争并未于1991年结束。对于这个世界未来的政治经济形态，两种制度仍旧处于竞争之中。虽然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保持了和平关系，其经济也和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紧密相连，但中国却是这场竞争的关键战场。这场竞争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包括思想领域以及遵循这些思想而产生的经济政策领域。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之争也是这场竞争的一部分。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以及在这些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经济政治，将使中国偏离经济进步、生产力发展、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一旦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崛起之路将面临逆转的风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将化为泡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引导：全面增进人的福利，维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确保社会大众共同繁荣，保障自然环境可持续开发。如果遵循这种引导，中国人民将会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中国也将扮演杰出角色，为全人类指明一条通向未来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马克思认为“庸俗经济学”是一种天真、缺乏科学性的经济学流派，其存在只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是所有体系中的最优选项。马克思对于他所处年代的一些经济学家敬佩有加，例如他认为大卫·李嘉图就提供了非常实用的经济学分析。虽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应用了大量数学工具，但是如果马克思能活到当下，他很可能会把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当代庸俗经济学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