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谁也不能否认，保护自然环境已经成为当前人类共同的课题。对日本人而言，这一课题所带来的普遍意义上的危机感，大概又因为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而尤显强烈。核电站事故后，一方面，恬不知耻地说出“意料外的状况”这种冷漠借口的电力公司经营方以及迎合经营方的御用黄色工会，无视民意向重启核电站施加政治压力的执政党，以及到处散布安全神话以卖论求荣的御用学者和被收买的知识分子，他们跳梁小丑般的表演无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在这些人获得利益的背后，则是背井离乡、失去工作和家人、在放射性污染恐怖下生活着的大量平民。同时，在对眼前利益趋之若鹜的人们所表现出的傲慢和经济增长的面前，不可复原的环境破坏仍在扩大，对人性的否定以及地域社会解体所带来的难以估量的苦恼也有增无减。对于这一困境，其实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就带着比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更强烈的危机感预料到了这种“自然的复仇”。在从人类存在的本质出发考察人类为什么要破坏自然环境、解决问题的出路究竟在哪儿、什么后果在等待着破坏环境和暴走的人类等一系列问题时，马恩文本中所蕴含的批判性思想遗产无疑也是极具借鉴意义的。在此，笔者希望以其为线索来重新审视当代社会中的环境问题。
在有机的自然世界（包含人类）中，一切运动都建立在生命的维持与再生产这一基础上。那么，这一“生命的维持与再生产”就既是生命体自己与包含它的环境间相互交流的结果，又是生命体对外部自然的作用（对环境的作用）与在生命体自身内部产生的自然变化（顺应、适应环境，进化和发展）这两种契机所构成的自然界的日常行为。在广义上，它既是作为物质生产基础的自然过程，又是包含人类在内所有动物进行的自然运动，其历史就是自然史。
应当承认，人类的劳动也是自然运动的一部分。马克思曾指出，人类的劳动过程首先是物质生产活动（人类的自然活动)：“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Naturmacht）与自然物质（Naturstoff）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Natur)。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202即便将其中的“人类”替换为“动物”，意思也完全说得通，因此在上述范围内人与动物之间是没有差异的。
但是，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在承认“诚然，动物也生产”[2]96的同时，还在后面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96-97
那么，导致人类与动物之间产生终极差异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要想探究这一问题，就应当注意到，人类虽然和其他动物一样进行物质生产，但同时人类又是以与动物不同的独特方法进行物质生产的这一事实，即必须注意包含在人类劳动过程中的特征性的动机。在此，最关键的概念是“目的”。与按照自己的本能进行生产的动物相对，人类设想某种目的，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发挥实现合目的的意志以进行生产。这一目的性才是区分人类与动物的最大特征，最先提出这一点的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5章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中作出了建筑师和蜜蜂的有名比较：“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202
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合目的的活动是以一定程度的精神能力为前提，并以带有人性特征的精神活动的萌芽发展为条件的。如果不发挥观念的作用，就不能意识到目的，而越是意识到目的，观念的构想能力就越得到锻炼。进一步地，不仅仅为了意识到目的，为了实现目的，还需要将一定程度的意志力的行使作为前提。因此，马克思指出：“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1]202
当我们确认了作为有目的之活动的劳动与人类独特的精神能力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之后，我们就应该进而关注，人类获得了这一具有目的性和观念的能力后，会对人类与自然间的关系造成怎样的变化。
恩格斯在论文手稿《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评述了作为人类劳动独特特征的“目的性”：“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3]518
在与自然的对峙中，人类凭借的是目的，动物凭借的是本能。换言之，人类“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动物“利用外部自然界”。因此，人类的活动是为实现目的发挥力量，而动物的活动只是偶然的、利用自然的力的发挥。
如果说，人类与动物的不同点在于前者行为中存在着目的性的话，也就可以认为，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差别在于目的合理性的存在与否。马克思曾如此道出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区别：“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409-410“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3]518因此，无论对马克思还是对恩格斯而言，历史在相当程度上都等同于人类史。当然，将自然史当作本来的历史，认为人类史是从自然史中脱离出来的看法也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从总体上看，人类史已经脱离了自然史并且不会重新依附于自然史的序列，这毕竟是一个铁的事实，而人类成了与动物迥异的存在也同样是一个严肃的事实。若我们在反省人类史时试图回到自然史的立场，则无异于将人类史的主要发展当作原罪舍去，在根源上怀疑、否定人性，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在创造新的历史中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轨迹。按马克思的话来讲，“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然而却企图做“炸毁的尝试”，这无异于“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4]
因此，基于反省潜藏在人类劳动中的目的性暴走的立场来看，所谓反省只能是建立在人类与动物相区别，以及人类史脱离了自然史而形成自我逻辑的基础之上，而离开了这一点去奢谈什么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大概难免最终会沦为缘木求鱼式的荒唐之举。
人类开始从事有目的的活动，以及人类行为开始带上目的性、理性，这两件事是人类从动物中分离、人类史从自然史中分离的最大理由。不难想象，它带给了人类巨大的优越感。当人类使自然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容易沉浸在终于支配了自然的优越感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行为完全就如行为者所设想的那样，也不意味着行为的结果一定对应其初衷。当然，人类史并不一定是完全按当事者的意图创造出来的，但不管最终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当初的意图和目的，没有意图和目的人类的行为是不会开始的，没有无数意图和目的的累积，作为行为的积累叠加的历史就不会形成。回溯历史，这一有目的、理性的人类行为和人类史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当事者当初的个别意图和目的，个人的意图和目的在集体行动和人类史的洪流中又遭到了怎样的扭曲、抵抗和妨碍，最终导致了与当初的意图、目的南辕北辙的后果，是相当值得我们深思的。对此，恩格斯曾用“力的平行四边形”的比喻来说明当事者在现实运动面前直面的“预料之外的事态”：“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5]461-462
当然，与其将这段话当作正确解释行为的因果关系的教条模型，毋宁视其为一个形象的比喻。但是，恰恰也正是因为我们常常不得不借用这一比喻来说明问题，行为的目的理性无法被直接发现这一事实就越是鲜明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恩格斯对上述论述的附注中，有着这样的文字:“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5]462
正如恩格斯所言，构成整体合力的个别意志是确实的存在和关联。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水准下，想要找到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这一关联的方式恐怕是十分困难的，自然也就更不用说设想一个发挥每个人的意志使其平均化形成“一个总的合力”的现实的社会机构的观念是多么荒唐。正因如此，本应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人类史便不得不被说成“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一种自然过程一样的进行”。
无论如何，人类通过形成意识并达成目的，构筑了一部与自然史迥异其趣的人类历史，人类自认为已经支配了自然的傲慢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是，恩格斯又提醒过我们，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陷阱：“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519
事实上，当被第一步的“预期的结果”所欺骗，当直面“第二步和第三步”的“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时，人类就应当意识到，自己遭到了自然的复仇，自己要为以往的傲慢付出代价。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通过“支配”自然获得的利益并不是平等地分配给每个人的，同样，自然的“复仇”带来的损害也不会让每个人都受到同等的苦难。恩格斯在“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3]520中所暗示的，也正是认可这种不平等和分化的结构的社会引起的、对社会成员的另一次元的“复仇”，一种基于人类史现实形态的“自然复仇”的特殊形式：“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的动物强，能够认识并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3]519-520驱使着巨大生产力的人类让自然为我所用，支配了自然，但人类也会遭受“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的复仇，“社会的作用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也如出一辙。在恩格斯的视野内，“马铃薯以及随它而来的瘰疬症的传播”引起了“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受病害的缘故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一百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并且有两百万人逃亡海外”[3]520这一事实所展现的，就是自然对“把马铃薯带到欧洲的人们”的复仇不平等地影响到社会成员的自然史反作用于人类史的规律。
有鉴于此，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忽视人类对自然的能动作用通过“比较远的自然影响”和“比较远的社会影响”所引发结果的深远影响。直面“预想不到的事态”时，人类应当注意到自然对人类的复仇。同时，由于这一复仇是不平等地施加于其受害对象的，我们又不得不将目光由单纯注意自然复仇的一般规律转向重视其依托于特定社会结构时所表现出的特殊形式。在此，避免暴走的慎重、反思进路的勇气、活用教训的智慧都是必不可少的。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进而避免那种自然复仇的灾祸以无法复原的规模和此前尚未达到的“平等”标准袭向整个人类的前景。
很显然，人类不能停留在有目的的活动的当下形态上。这既是因为人类不能止步于自己是人类这一基本事实，更因为人类无法回到进化的遥远原点。我们理解了有目的的活动的暴走是怎么引起的，也就不难意识到，所谓人类具备支配自然能力的傲慢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错误。这是因为，人类利用自然的目的，仅仅是眼前的、为第一步的目标设定的目的而已，人们甚至想也没想过它将会在遥远的未来引起的第二步、第三步的结果。人类越是大规模地“支配”自然，对人类而言是“预料外的事态”即自然的复仇就可能越严重。在这一教训中，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3]519，以及“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3]520的感觉。在自己导致的环境破坏面前，许多人终于醒悟，并且直接推动了全球规模的自然环境恶化的历史在20世纪末走向终结，但这毕竟是恩格斯发出警告后经历了一百年时间才达成的共识。而眼下更为棘手的问题在于，那些仍持有“人类已完全支配自然”的傲慢观念的人们仍然掌握着权力，以逐利为本性的资本仍在固执地拒绝改弦更张的选项。这正是我们从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体验中所痛彻醒悟到的事实。在阻止这些势力的暴走，消除其权力滥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进路上，我们的社会是有必要将这种傲慢资本的逻辑本身暴露于阳光之下，从而为进行认真、彻底的反省创造基本的前提条件的。
在此，需要再次强调一个常为关注环境问题的人们所忽略的问题要点，即人类并不是平等地形成了对自然的支配，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使自然为己所用的人们，也是试图支配自然的人们，主要来自于权力结构的中心。换言之，被排斥在权力外的普罗大众与其说是也在利用自然，不如说是直接暴露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之下。换而言之，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力和影响力的内部差异是对应于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具体而言，经济权力要求从自然中最大限度地汲取利益，维持对自然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剥削。政治权力通过支配和利用自然，进一步强化对依靠自然生活的人们的政治支配。文化权力则通过与经济、政治权力者结成密切联系，一边享受着两者提供的物质恩惠和政治庇护，一边替经济、政治权力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从马恩所处的19世纪延续至今，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一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不断重复着傲慢和暴走愚行的最大势力，也仍然是拥有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拥有政治权力的政治统治阶级，以及拥有相当大的文化权力的被收买的顶层知识分子阶层。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方面，这三种势力显然都表现出为了“最大限度利用自然、最大限度支配自然”而共享利害关系的价值共识。
针对其中的最大势力——资本的自然支配，恩格斯指出：“当一个资本家
不应忘记的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对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的权力复合体对自然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坏表示了深切的担忧和彻底的批判，他曾如此怒喝道：“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1]299“因为，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或者保护自然环境的问题——引用者加)，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1]299对由自然的复仇而导致社会大众遭受的痛苦，资本一直佯作不知，或者只是将其曲解为一般性的“预期外事实”，对此，马克思曾借用歌德的话道出了资本家的心声：“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1]299-300
在此，我们不妨把目光重新转回21世纪，面对时下的世界，或许有人会举出资本势力也开始对自然环境保护事宜产生某种程度的积极反应作为依据，来试图否定上述所谓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是造成环境问题根本症结的观点。然而，在笔者看来，资本价值取向的某种“转向”充其量不过是因为“社会迫使它去关心”这些问题而已。只要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反公害斗争期间的世界历史，就能清楚地看到，与自然环境保护意识的高涨及被害者的声音相呼应，全世界都加强了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和忧虑，但人与自然关系格局的这种积极变化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因为资本家、政治统治阶级以及被收买的顶层知识分子改变了他们的本性，当然更不意味着他们转向了代表人类理智和进步的阵营，而只不过表明在新的历史阶段，复合权力结构的拥有者在一定程度上无法继续露骨地展示支配、榨取自然的姿态。即便如此，从历史的总体趋势来看，这种变化也只不过表现为某种暂时妥协。在诸如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之类的事件中，我们所看到的难道不正是与资本“向善”这一神话相反的趋势吗？
在人类历史上，历来不乏因自然的报复而灭亡的文明。“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适应于眼界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的人们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则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的土地提供了一定的活动余地来对付这种原始经济的不虞的灾祸。剩余的可用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3]521时至今日，我们现代人也几乎面临着同样的绝境。过去，针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马克思曾指出：“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6]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社会通过解放生产力，以地球全体为舞台，构建了财富的体系。通过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这一“内在的自然”，同时以浪费自然资源和环境等“外在的自然”为条件，一种人类对自然的支配的局面形成了。但也正是在这个格局中，全人类又无时不在为将要到来的自然复仇的“不可预期性”而胆战心惊。这就是以资本为核心的所谓文明社会的丑态。面对这一困境，来自19世纪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警告确实应当不断地回响在我们的耳边：“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521
当然，如果在继续这一问题考察逻辑的过程中，把上述文字中的“资本家”换成“政治权力者”或者“被收买的顶层知识分子”，大约也是完全适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