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俄国革命所开创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道路，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倾注了较大的热情。他们开始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深重灾难，进而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危机，并从各种渠道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1,2]长期以来，学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相关学术问题时，均悉《晨报副刊》是李大钊等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但是学者们除引用若干文献之外，尚不清楚《晨报副刊》所刊文章哪些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哪些属于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也不清楚传播者所依据的主要文本源于何处。因此，本文拟以《晨报副刊》为中心，追溯以李大钊为核心的中国知识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若干底本，剖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话语方式，尽可能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在众多的理论影响源中选择了哪些著作作为自己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底本，进而展示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原初样态。
本文重点梳理《晨报副刊》所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党运动的文本，特别选取李大钊参与编辑《晨报》期间所刊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型文本。以《晨报副刊》为视角，可以窥见，在李大钊的主持之下，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开始有组织、有选择、有目的地译介有关欧洲社会党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文本，进而转变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理论阐释。
从清季使臣向国人零星地介绍巴黎公社的消息，到中国主动申请加入国际社会党（孙中山在1905年5月曾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欧洲各国的社会党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人不但注重从思想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对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有极大兴趣。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开始在报章中登载社会党运动的消息并译介其他国家学者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著述。
《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最初发表于1918年7月1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3册，并附有编者识：“此篇为日本安部矶雄所著，成于大正六年五月。关于各交战国社会党之情态，引用一九一三年出版《社会主义者年鉴》。开战后社会党之运动，参照
根据杨琥的考证，《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翻译者“去闇”即李大钊的笔名。[5]李大钊所翻译的《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共分38节，刊载于《晨报副刊》1918年12月14日至31日、1919年1月5日至28日，共41日才登载完，均刊载于第7版之《译丛》栏内。《晨报副刊》所登载的《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应该是转载《言治季刊》上的文章，或者是将原文再次发表。
《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主要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主要阐述社会党的政治经济纲领以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社会党有鉴于此，毅然而兴以挽回此弊风为己任。其救济之策主张以生产机关及分配机关归于公有，虽承认土地资本为重要，而否认地主及资本家之必要。”[6]而社会党为实现其经济纲领，在政治上“遣多数代表于议会，将欲求占多数以实行其意见焉”[6]。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社会党以廓清贫富阶级求人类全体幸福为目的，极力反对战争，固不待言。无论何国社会党议员，未有不反对扩展海陆军者，然遽谓彼等为如托尔斯泰之绝对的而非战争论者，固或未可”[7]。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俄国七个国家社会党的历史发展，其逻辑结构是：首先介绍各国社会党的主要团体，其次分述各团体的创建、发展及其政治主张，最后介绍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持态度。第三部分则在前文基础上，重点介绍了1915年至1916年各国社会党的具体活动。
《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一文较为系统地向中国人展示了欧洲社会党运动的历史及其政治主张，可视为一部欧洲社会党运动简史。其主要内容虽不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介绍，却使中国人了解了欧洲社会党运动的基本情况。
《各国社会党之情形及社会主义概论》载于1919年8月13至17日《晨报》第7版的“译论”栏内，原著者为Ensor
《各国社会党之情形及社会主义概论》主要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各国社会党运动的发展。作者将欧洲流行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分为共和政府和非共和政府两类，指出：“社会党员在民主政治之国与在非民主政治（之国），其势力之不同，地位之不同，彰彰明矣。”[8]除此之外，还介绍了法国、意大利、丹麦三国的社会党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情形，并尝试解释德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社会主义不发达的原因。作者指出：“俄罗斯为最著名专制国，社会主义当然不发达，间或有之，亦不过破坏性质毫无建设能力”[8]；而西班牙“因主张无政府主义遂使政府极力反对。社会主义因之不能发达。西班牙中等社会欲先建共和政体，Spanish Republican由共和政体逐渐实行社会主义”[8]。第二部分是分析欧洲的社会主义渊源流变。作者认为，“近代社会主义发源约在百年前，大概由于英国之实业革命，与法国之政治革命，大实业与大机械一起，贫富阶级悬殊太甚”[9]。欧文等人倡导的空想社会主义，其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分为两派：“第一派为马克思派，是从根本上改革或曰革命派Revolutionary；第二派为逐渐改革派，或曰改良派Reformist。”[9]对于革命派和改革派的社会主张，作者认为，“革命派过于激烈，改良派而循次序渐进”[10]。在阐述社会主义理论之后，作者还进一步解释了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崇拜牧师之主义、保守主义、均田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不同。
《各国社会党之情形及社会主义概论》一文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向国人介绍了世界范围内各国社会党实行社会政策的情形以及社会主义理论流变发展的过程，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向国人展示了有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基本状况。
1919年8月7日至11日的《晨报》第7版的“世界新潮”栏登载了署名为“毅”所翻译的《新共产党宣言》。据笔者查证，其原文应是托洛茨基起草并“经第一次代表大会末次会议一致通过”的《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11]。1921年陈溥贤在《第三国际共产党底组织》一文中提到，“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开第一次大会，列席团体，有俄国共产党（即布尔塞维克党）、诺威劳动党，德国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及其他东欧共产党各共产团体，发表一篇《新共产党宣言》，我们报上已经译载过”[12]。两年之后陈溥贤仍然记得在1919年8月的《晨报》译载过《新共产党宣言》，说明《晨报》编辑部对选择这篇译文非常重视。
从1919年2月7日《晨报》改良“第7版”起，其“自由论坛”和“译丛”栏开始容纳社会投稿。分析这一时期社会投稿人员的背景，可发现投稿人多为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若进一步探究投稿人的社会关系，可知多与李大钊有密切的人际交往关系。据此考察在《晨报》发表文章的作者群，其名字、笔名中有“毅”字的只有冯品毅和罗家伦（笔名毅）。冯品毅1918年考入北京高师英文系，1920年与李大钊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由其翻译的英国柯尔的《劳动世界》连载于《晨报副刊》，但在1922年之前，冯品毅一直未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因此笔者推断《新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是冯品毅的可能性不大。罗家伦的笔名是“毅”，而且这一时期其在《晨报》第7版发表大量译作，署名为“志希”，刊登译文的栏目为“译丛”，而《新共产党宣言》刊登在“世界新潮”栏内，罗家伦有可能使用其在《每周评论》的署名“毅”
关于文本的来源，译者在《共产国际宣言》正文之前作了详细的交代：“应本年一月俄国劳农政府的请求，万国共产党于三月二日开第三次大会于莫斯科。到会的有三十二个代表，代表十八个共产党，还有欧亚十五个类似团体，也派代表去参观。这个就是共产党此次大会的宣言，是从美国五月三十日《国家》杂志里，译出来的。《国家》杂志，是从英国参战处刊布的公报叫《外报评论》的增刊里转载下来的。《外报评论》又是从三月二十九日及三十一日的
《新共产党宣言》基本上照译了《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只是《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原文没有分段，而《新共产党宣言》予以分段，使译文更加层次分明。译文质量较高，用词准确，并可以看出译者是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曾在中国报章中刊载，直到1920年才出现陈望道的全译本，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通过《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不久全译本即出现在中国报刊中，据此可以说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已具有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视野。
马克思主义是“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由关注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道路转向探讨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理论基础，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搜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进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那么，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所能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又有哪些？即他们受到国外哪些人理论观点的影响？通过《晨报副刊》可以窥见，中国知识分子最先接受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又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主要由日本学者通过归纳整理《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而来，特别是河上肇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所引用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原文，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所依据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形成的文本。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日本马克思研究大家河上肇
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共分三节，刊载于《晨报》1919年5月5、6、8日，均为第7版，即副刊位置。河上肇认为：“俄德的社会革命，发源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学问上，有两大根柢。其一是历史观，其一是经济论。现在我要谈的，是他的历史观，普通所谓‘唯物史观’就是了。”[15]陈溥贤的译文是中国最早使用“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称谓指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两大根柢之中，他的经济论，在那个最有名声最有价值的《资本论》里，就可以看得很明白。但是他的历史观，却没有系统的著作。比较有系统的东西，只有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和一八五九年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15]
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梳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文本来源，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二部分是河上肇本人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作的理论阐释。因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核心概念，故中国知识分子较多地引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的原文，其主要目的是展示中国人所接触的唯物史观的最初表述。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第一部分是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的说明。河上肇对《共产党宣言》第一节进行翻译、引述，他认为：“我现在所要讨论的地方，就是宣言书和历史观的关系。宣言书的第一节‘有产者和无产者’的议论，是应用经济的史观，来说明批评现代的社会。”[15]《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曾在中国不同的报章杂志上发表，陈溥贤所翻译的是较为完整的第一节译文。河上肇认为“这种思想，含有发源于他的历史观，是历历可考的”[15]，这是河上肇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于《共产党宣言》的总结和说明。第二部分是河上肇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解释：“马克思的历史观，已如上述。普通称他为唯物史观，我想称他为经济史观。何以有唯物史观的名称呢？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上物质条件的变化。何以我又想称他为经济史观呢？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会上经济条件的变化。”[16]
有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初的表述和解释，无论是河上肇的译文和渊泉的转译，还是范寿康对河上肇所引马克思的原文的翻译阐释，都相当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也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确立政治纲领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河上肇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归结为“经济史观”, “而这一观点，是不少学者乃至思想发生转变后的河上肇自身所指出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误解之一。虽然其后河上本人亦反思了自己的谬误，但在1919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通过不同译者在中国各种报刊上争相刊载，使得这种观点在国内颇为流转”[17]。
《马氏唯物史观概要》的原著者为堺利彦
《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释说明更完整。全文要点是：明确指出马克思哲学的特点是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结合。“马克思学说的构成分子，就是当时世上所流行的辩证论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的观察法。他学说的新特征，就在把这两个东西，结合拢起来罢了。”[19]堺利彦根据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总结马克思学说的根据是辩证唯物论：“其实这辩证论，可算是进化的思索法。换句话，就是将一切物事，作为历史的考究。”[19]他提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是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由唯物史观说过去，人类社会之进化，以及制度之进化，都不是思想变化的结果，实在是物质发达的结果。”[20]
堺利彦解释了马克思把经济要素作为社会进化原动力的原因：“在唯物史观论者，皆以生产和生产物之分配，作社会制度的基础。因为社会之组织和变化，要以生产和生产物之交换如何而定，绝对不因思想精神之进步而定。”[20]通过翻译注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总结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这一部分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完全相同，此处不赘述。
堺利彦阐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并且社会的形体与社会的制度，也可以由此而定。更进一步说，适应于社会形体的心理状态，以及种种道德习惯，也都由此而生。”[21]进而揭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由此可知，阶级间之斗争，实为人类社会进步之主动力。何以故呢？因为新阶级之向旧阶级斗争，实为全体社会谋幸福的原故。”[22]
《马氏唯物史观概要》较为准确地概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点，而唯物史观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极为关注的理论问题。通过陈溥贤的翻译，唯物史观逐步被中国思想界所接受，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重要思想资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开始传入中国，不过是夹杂在众多其他国家学者们所写的经济学著作里面，即使中国学者述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雇佣劳动与资本》最初由河上肇翻译成日文，后由食力转译成中文，从1919年5月9日至31日共分38节发表在《晨报》第7版“马克思研究”栏内。关于中文翻译者食力，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从译文风格及用词来看，应该不是陈溥贤，而是另有其人。根据河上肇翻译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时所作序言可知，他所依据的底本是恩格斯1891年在柏林所作的修正本，又参照英译本两种。[23]
笔者通过检索日本国会图书馆有关河上肇的文献，可查到《雇佣劳动与资本》在1924年由弘文堂发兑，其封面上印有“一九一九年春初译；1921年冬改译；1924年夏新版”的字样。根据1921年河上肇所作的“改译序言”可知，《劳动与资本》的初译稿登载于1919年《社会问题研究》的第四册上。[24]3河上肇在1921年对该原译稿进行改译，1924年出版，全书共计102页，改译之后的内容，据河上肇自称全篇很难有十行以上相同的。[24]3
食力所翻译的《劳动与资本》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河上肇所作的序言，第二部分是对河上肇所翻译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原文的转译，与恩格斯所修改的底本不同的是，河上肇按照英译本原文的标题翻译成日文，彰显了原文的逻辑性。
《劳动与资本》的第一部分是河上肇所作的序言，主要介绍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撰写的时间，发行的单行本情况，并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发展作以说明。河上肇根据马克思所作的序言，认为《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仍未完成的著作，“兹篇殆专论第一个问题，其论第二问题极简，第三个问题全未论及。盖当时因故，马氏原稿未能完全发布也”[23]。第二部分是河上肇根据恩格斯1891年所作的修改本为基础，又参考两种英译本所作的翻译。《雇佣劳动与资本》原文均无标题，河上肇根据英译本加上了标题：“一、劳银为何；二、货物之价格如何而决定乎；三、劳银依何标准而决定乎；四、资本之性质及其增加；五、雇佣劳动与资本之关系；六、资本与劳动之利害正反对一生产资本及与劳银之影响；七、资本家之竞争及于资本家阶级、中产阶级及劳动阶级之影响”。比对现在的译文与食力转译河上肇的译文，笔者认为食力的译文较忠实地反映了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原文的意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奠基之作，其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理论体系、基本观点都在此文中有所体现与展示。食力所翻译的河上肇的译文，使中国思想界较早地了解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此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点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又进了一步。
中国知识分子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所依据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河上肇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释，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所依据的主要思想资源却是考茨基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简明扼要的阐述。
《马氏资本论释义》是陈溥贤根据日本学者高畠素之翻译的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翻译成中文而成，最先刊载于《晨报》上，后由共学社收录为马克思研究丛书，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溥贤在《马克思经济学说》出版凡例中有具体的说明：“这本书原名是
陈溥贤所翻译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共三编:第一编刊载于1919年6月4日至7月17日的《晨报》第7版的“马克思研究”栏内；第二编、第三编刊载于1919年8月6日至11月11日的《晨报》第7版的“马克思研究”栏内。陈溥贤所翻译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应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看到的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较为完整的译本，在《资本论》没有翻译成中文之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依据的重要思想资源。《马氏资本论释义》全书三编：第一编为“商品、货币、资本”，主要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第二编为“剩余价值”，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第三编为“工资与资本所得”，主要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
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无疑是人们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入门教材和读物，对于《资本论》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畠素之将其翻译成日文时依据的是其第十三版，“而高畠氏前年再版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从各种渠道开始向国人译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但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相关学术问题时，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书写者的理论影响源作深入的研讨。本文以《晨报副刊》为视角，研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形成的若干典型文本，初步厘清了中国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部分思想理论来源。本文通过梳理分析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既受到同一时期日本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也从欧美理论家的作品中吸取营养。正是李大钊等人把《晨报副刊》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才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新时期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虚无主义观点驳正”(14JJD710004)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