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这种广泛的关注却并没有转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也没有能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话语体系，影响到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然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然而没有话语体系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坛酒就是再香，巷子外面的人也还是闻不到。要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权，使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软实力，迫切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

任何一类事物，都有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用来向外部世界表达自己，并为外部世界所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逐步确立的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但是由于确立时间不长，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相对不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还没有被接受，并且国际社会也没有形成一个新的能够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体系。在当前这个时代，一种社会制度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国际话语体系，是很难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的，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任务。

第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质疑的需要。一种社会制度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很难确立起自己的合理性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中国特色，正是这个特色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需要有一套自己的制度话语来为自己辩护。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因而缺乏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当前的任何一种话语体系都不足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及本质。如果单纯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话语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会面临许多合理性方面的问题。如果单纯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话语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很多方面也难以解释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阐释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而为自己正名。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一种表现。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软实力的需要。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话语体系来支撑，也很难确立起制度软实力。虽然制度软实力最直接的来源是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价值，但这不是全部，制度的软实力还要依靠一定的制度话语来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推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却不为国际社会所认可，进而在国际社会没有能够形成与自身价值相匹配的影响力与吸引力，究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没有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去。而国际社会习惯于以西方的价值评判标准和西方的制度理论来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然就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大打折扣，也必然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提升。

第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方向的需要。当前的国际社会，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西方世界都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并试图利用自己的话语优势导引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向。因此，在经济领域，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国内学者，都习惯于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现实。国内高校绝大多数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经济，但是所用的理论和模型却几乎清一色来自西方，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西方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要依靠西方的经济理论而不是中国的经济实践来检验，中国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一点发言权。在政治领域，西方已经掌控了对“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事实上的政治概念的最终解释权。在西方世界看来，只有西方的多党政治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谛，只要不搞多党制就是一党专制，就是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而一些国内的年轻人也天真地认为，谁在国际社会上拥有话语权，谁就代表了真理，因此，中国改革的样板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改革的方向就是西方化。这种现象对中国而言，是非常危险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和关键。

在国际社会上，当代中国就像一个有故事却没能讲好自己故事的人，以致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但却并没有多少人包括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能够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崛起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非常巨大，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却又微乎其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现状令人唏嘘!

第一，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体系。从国外的各种大众媒体、专业期刊和研究报告中，基本上找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这一概念。也就是说，国际社会一直都不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不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既然都不承认这一制度的存在，又何谈有关这一制度的任何话语！这一现象其实直接体现了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偏见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国外学者来说，面对中国的日益崛起，他们不能不分析其中的制度因素，但是却又试图回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崛起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回避社会主义因素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因此，他们既不太用“制度”这个词，更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词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他们只能选择远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词，如“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来分析当代中国。所以，在国外学者的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中，很少能够看到直接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在中国被接受和广泛使用的词。尽管一些国外学者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反倒是在分析中国存在的问题时，都把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致，也就是经常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但是，在分析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时，他们却又总是从其他的视角包括人口红利、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等入手，而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最基本的保障。对此，知名海外中国研究学者陈有为指出：“西方可以承认中国的成就，但对成就原因是什么却讳莫如深。因为中国成就并非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取得。”^[1]

第二，现有话语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虽然国际社会不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但却不可能不去讲或不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国际社会一般只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且，通常是就经济讲经济制度、就政治讲政治制度，而没有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所以，读国外学者的著作和文章，看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析，总有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感觉。虽然就经济谈经济、就政治谈政治可以更加专门和深入，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各方面的制度体制之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如果不能以整体的视角去分析，很容易犯盲人摸象那样的错误，也很难理解和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例如，一些国外学者之所以不能理解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中国人依然能够接受共产党一党执政，不能理解在以他们看来非常专制的政治统治之下中国的普通民众却丝毫没有感受到自由受到威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外学者不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和文化，因为任何一种制度，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为基础。所以，只从经济的角度看经济制度，只从政治的角度看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外学者又往往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理论以及现实出发来看待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就更觉得难以理解。从现状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和意义等，都还不能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当前所拥有的部分国际话语完整地反映出来。

第三，现有话语严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般而言，任何事物的话语都应围绕事物本身，是对事物的客观反映和阐释。但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却远远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很容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片面性的理解，例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看到“市场”的一面，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一面。二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总是习惯于以西方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西方的制度理论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西方的制度理论是西方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产物，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却总是习惯于以西方的制度理论来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去联系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这就导致国际社会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话语都像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甚至对于许多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学者来说，如果不了解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理论，就很难通过西方学者的话语来读懂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阐释。三是扎根于中国独特历史文化和现实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却总是被披上一层普世制度的面纱，西方社会因此将其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并列，不仅将其看作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战，而且以一种普世制度的标准来要求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受着难以承受之重。

不过，近些年来，一个比较好的趋势是，一些国外学者更加重视从中国历史与文化以及中国现实出发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马丁·雅克、洛丽塔·纳波利奥尼等。虽然从标题来看，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不像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其中许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值得国际社会思考和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现状，迫切需要我们引导和推动国际社会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体系。首先需要我们自己确立制度自信，然后向国际社会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解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当前世界秩序可能带来的影响。

第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确立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郑永年指出：“中国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话语，但这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会一蹴而就。”^[2]因此，必须要有足够的自信，才能支撑我们建立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自信是构建话语的基础，自己都不自信，又何谈去说服别人。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已足以让我们对它树立信心，因为它不仅推动当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西方社会开始反思自己的制度。“中国崛起之际正是西方人深陷哲学和政治质疑之时：他们怀疑自身制度，开始质疑其长期持有的普世济世观以及自身政府体系的优越性。”^[3]不过，要真正树立制度自信，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还需要克服已经深入中国人内心的在文化和制度上的自卑感。一些学者认为，文明悲观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从维新变法到“五四运动”，一直再到“文革”，甚至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国一直在试图否定自己原有的文明，接纳和改造西方现代文明。也就是说，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就开始失去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由于没有了自信，自然也就没有了话语权的争夺。因此，重拾信心是中国确立国际话语权的第一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多少、军事实力的排名，更是在国际上话语权的提升。

第二，解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确立一种制度的话语权，其实就是要别人接受或认可这种制度。要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权，我们不能指望要求别人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是让别人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实就是要让别人理解为什么当代中国要选择建立这种制度。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量国外人士到过中国，也有不少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到中国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交流、访学活动，但是，真正能够了解中国的国外人士或学者还只是一小部分，就像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指出的那样：“在西方社会，他们对中国制造知道很多，但是对中国制度了解很少。”^[4]这就要求国内学者必须以国际社会的视角解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文化渊源，也就是告诉国际社会，为什么中国要确立一种与西方流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新制度。事实上，任何一种制度都建立在一定的历史实践基础之上，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确立，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有着大致相似的历史和文化基础。而中国之所以没有也不能够选择在西方世界看来已经“终结历史”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就在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有着太多的不同。江南为橘，江北为枳，西方世界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是由哪一个党派或历史人物主观决定的，更不是为了挑战西方的社会制度，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在几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也都试图选择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就都希望借鉴甚至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却都没有能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没能在中国扎下根来，直到现在，也只能停留在思想和理论层面，而始终不能成为一种制度。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十分向往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但他却十分清楚，“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向这条道路的趋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着所谓工业的黄祸了。”^[5]也就是说，孙中山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要走西方的道路并不容易，西方国家也不会允许。孙中山在考察欧美以后，又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当美利坚离英自立，岂不于政治上踌躇满志，乃未及百年，而社会上之苦痛以生，国利民福，以此牺牲者多，倘起百年前美洲政家询之，彼必自叹其失策。”“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6]333孙中山还阐述了中国之所以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文化条件：“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也。”^[6]507。当然，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当时也还根本没有实现的基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中国才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之所以能够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基础，又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第三，解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优势。让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解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其实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的体现。一是符合中国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是合理的，之所以具有优势，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符合中国的实际。任何制度要发挥作用、体现自己的优势，就必须紧密贴合本国的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外，还在于它吸收了许多中国历史的经验。中国具有广阔的领土，更具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因此治理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没有将哪一种简单的制度模型照搬到中国就可以直接发挥作用，只有建立在中国复杂国情基础之上的制度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对于所有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严重的阻碍之一，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能够尽快完善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受制于本国的政治制度往往难以实现。印度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严重滞后是制约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决策高效。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速度是其实现追赶战略的重要因素。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政府决策高效。而决策之所以高效，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不受制于僵化的意识形态限制，另一方面也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多党竞争而经常导致的制度空转和行政效率低下。作为后发展国家，如果没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就永远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虽然被西方国家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其决策缓慢，国家重大事项总是拖而不决，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制约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此，李光耀指出，在印度“无论政治领导层希望做什么，必须在中央层面经过一套纷繁复杂的程序，甚至还需要在各邦经历更复杂的审批……印度的发展速度是由其宪法、种族结构、选举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联合政府决定的，而这些因素都会加大决策难度”^[7]。

第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观点。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体系，需要对国际社会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认识进行积极回应，如果不进行回应，就等于默认了这种观点，进而会使国际社会形成错误的共识。当前国外研究中国的主要期刊、报纸、网站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描述，都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党国资本主义”、“威权主义”等，却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字眼。这一方面说明，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误解，另一方面也说明，国际上影响力很大的学术和宣传平台太缺少来自中国的声音了。因此，国内的学者有必要在这些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期刊、报纸、网络上撰写更多有说服力的文章，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与西方学者进行正面对话，为国际社会呈现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