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提出以后，这一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习近平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逐渐成为与“道路”、“理论体系”和“模式”同等重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高频词汇。学界关于这一研究不仅成果数量较多，视角和内容也十分丰富，其中不乏见解独到的观点。本文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韧性和绩效、制度的创新与治理模式、制度的优势自信与认同以及制度体系研究的学理思考等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前沿成果进行评析。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的强大生机与活力，很多学者从制度的韧性、灵活性、弹性等视角切入，通过评判制度绩效来探究其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因。
首先，制度韧性的基础是具有张力的治理结构。当代中国已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三角形国家治理结构。它们相互作用，不仅具有三角形的稳定性，而且是具有内在张力的稳定结构。其次，历史和文化积淀是制度韧性的根系。制度正因为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才能够深得人心。中华文化包容开放，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情结合，既反映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又体现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再次，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制度韧性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能够吸引和凝聚人民力量、敢于斗争又善于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真正没有私利、能够在不停顿的学习中提升素质和能力的政党。正是这些特质和优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自觉清除肌体中的“垃圾”和“毒瘤”，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2]此外，有学者以后备干部制度起源、深化以及对于弹性威权政体存续的影响为例加以分析，认为后备干部如同党的“门徒”，中共通过挑选与锻炼，将后备干部打造成政治思想正确、具备年龄优势以及优越行政能力的精英群体。一旦他们担当重要党政职务，将有助于强化党的自主性，抵御民主化压力，从而彰显威权主义制度的韧性。[3]改革开放一方面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活力和制度红利，推动国内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促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在全球化影响下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中国以全新的制度形态展现在世界面前。
一方面，制度绩效是制度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是促进制度自信萌生和增强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制度自信积极地反作用于制度绩效，是促进制度绩效提升的重要主观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契合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总体上发挥了显著的制度绩效正效应，促进了制度自信不断增强，然而“制度建设与环境要求、制度实施与制度目标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不适应，从而导致制度实施显露了一定的负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制度自信的提升”[4]。要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必须优化制度设计，增强制度绩效，这不仅需要针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具体领域的制度的特殊性采取相应措施，而且需要着眼于制度体系建设的整体进行推进。还有学者从协商能力建设角度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绩效，认为协商能力建设有三个维度——社会能力、制度能力和协商体系参与能力，它们分别对应公众环境、授权空间和协商成员，三者紧密配合、相互促进才能从总体上提升协商民主能力。中国经验表明，在威权主义制度下实行协商民主是“理论上可能、经验上可行、功能上可靠”[5]，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将为中国政治体系带来更有利的公众环境、更有效的政府回应力和更强的竞争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谋求制度现代化并融入世界体系，尽管出现过挫折，但成就更令人印象深刻。因此，当代中国的制度创新路径以及治理模式就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点。
制度创新应采取政府主导型渐进式模式。王成礼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演进只能是制度创新，绝不是制度替换，制度创新的首要条件是坚定社会主义原则不动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力量对比中处于优势地位，在政府之外几乎没有力量和制度渠道使政府分权，能够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各种手段约束社会主体行为，为制度创新扫清障碍。因此，采用政府主导型渐进式模式进行制度创新，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变革中的必然选择。但必须明确的是，政府主导型渐进式的制度创新模式，绝不是一劳永逸、固定不变的，随着制度的完善，这一模式将会逐步过渡为市场主导型的制度创新模式，但需要一定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6]
制度创新要确保稳定性。有国外学者采用“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方法分析中国制度改革的稳定性。从治理角度看，“改革”一词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都不尽相同，主要包括调控经济、维持有序稳定、国家政体引入“社会”要素和选拔干部。在空间维度上，中国如此庞大，以至于用“中央”和“地方”二词已经完全不足以准确概括其复杂特性，治理中间部分恰恰比那些片面强调集权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主张都重要得多。而且，创新必须是一系列具体实践层面的可见的决策，目的是保证效率、稳定、合法性范围和人事关系，绝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事情，需要多地区、多部门配合联动，避免治理之“马”把问题之“车”带入歧途。[7]
制度创新的目标是建立制度文明。徐晓冬指出，制度决定国家的命运、文明的延续和民族的存亡。本质上，不同国家的竞争就是其基于本国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所选择实行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制度的竞争。制度供给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多元的、系统的、变化的、复杂的，制度设计应该是立体的、动态的，必须根据分层理论从宏观、中观、微观进行整体规划。“制度文明，尤其是经济、政治以及法律制度文明，断然离不开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但制度文明以其更高规格的文明形式存在，并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挥直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8]只有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重塑制度文明和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以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为依托。孟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其发展和完善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治理体系转型为现代治理体系、稳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过程，它具有若干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治理主体多层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手段法治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技术现代化等。这一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化的治理架构，不仅要有完整和科学的制度安排，而且要建立起协调有效的组织体系，形成保证制度和组织体系灵活运行的机制。”[9]同时，还必须能够有效形成和充分发挥国家治理能力，有效解决国家发展中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
有国外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解读中国制度治理的“新共产主义”(Neo-communist）属性。
还有学者对制度创新过程中执政合法性的建构以及意识形态在制度治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理析。有研究认为，国外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从骨子里反对当代中国改革的意识形态因素。政治学家认为意识形态主要发挥使改革合法化的价值观功能，经济学家则警告意识形态的空洞说教无力解决实际面临的种种民生困难。但是意识形态贯穿于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必要对其进行总体评价。实际上，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权力政治结合起来。[11]此外，还有人更加简明地提出，研究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学者倾向于将中共维护统治的方式概括为宏观层面的“中共合法性=经济绩效+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公式，实际上分析当代中国制度时，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共“合法化”(legitimation)而不是“合法性”(legitimacy）上，因为分析中共采取什么方式使自身的权力地位得以巩固，比分析中共是否合法更加必要。[12]
习近平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1]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凸显了社会主义的优势，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由制度优势而生发自信，由制度自信而赢得认同，由制度认同而进一步彰显优势，因此这一领域也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首先，与世界其他制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一系列独特优势。宋鲁郑提出，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在于：一是中国卓有成效的人才产生体系，即在能力基础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二是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三是从全国选拔和使用人才，不仅能为中国深化改革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障，也会增强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以及对抗外在压力的能力，中国将从“经济发展导致政治稳定”的阶段过渡到“政治稳定未必一定依赖经济发展”的阶段。[13]樊鹏从具体决策机制切入，分析了制度优势，即一是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二是联系整体和局部的各类“政策试验”，三是横跨党政部门分野的综合协调机制。在中国，政策的有效落实和实施还有赖于体制内广泛而有效的协调机制。[14]与美国式“多元主义”以及因意识形态之争使国家陷入决策泥沼的困境相比，中国有序的集体决策议程设置模式更具有制度优越性，这恰恰是隐含在中国快速发展和崛起背后的重要的制度“密码”。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布局与制度优势紧密结合。肖长富等人指出，第一，政治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得到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智慧和力量得到充分发挥；第二，经济制度促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得以建立，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第三，文化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第四，社会制度维护和促进公平正义，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不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制度体制机制的改革，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客观规律。
再则，制度绩效凸显当代中国的制度优势。杨雪冬指出，第一，坚持将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作为重要任务；第二，能够不断增加和改进公共品的提供；第三，继续保持集体行动能力；第四，通过提高制度的回应力，适应公民不断增强的政治参与诉求；第五，保持较高的决策自主性，能够制定和实施战略性规划。[16]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制度不仅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在制度形式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在运行中也遵循了全球化时代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时，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为中国制度绩效的发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制度运行创造了更好的内外部环境。
最后，制度优势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经验与智慧。这是目前学界对制度优势概括较为系统的一类。韩庆祥指出，中国制度的优势包括：第一，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具有实践基础，不浮漂；第二，坚持“一元主导”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原则，具有正确导向，不改旗；第三，注重“二基结合”，强调改革发展历史进程中基本的矛盾关系的结合与协调，具有可持续性，不摇摆；第四，注重“自主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具有动力作用，不懈怠；第五，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能有效解决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问题，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不僵化；第六，注重定标、定向、定心，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不动摇。[17]辛向阳则从不同角度予以阐述：一是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使制度既保持稳定性，又充满活力；二是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上下互动的局面；三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法治的力量凝聚成磅礴的发展力量；四是牢牢驾驭市场经济的逻辑，使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不会产生影响党的政治逻辑的既得利益集团；五是制度内生于中华优秀文化的土壤之中，能够不断吸取优秀文化的营养成长壮大；六是始终强调集体领导制度，保证权力为人民有效实施、有序交接。[18]尽管其中有的观点比较类似，但总体上还是体现出学者个人的不同特点，也进一步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多样、特点鲜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之源。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积累的起点。“这种自信既是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的成功实践和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把握的结果，是对制度建设的根本性作用及内在规律深刻认识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成功实践在民众心理积极反映的结果。”[19]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制度的思想，也吸收了西方制度思想的合理因素，同时又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形成了鲜明的制度特色。制度自信“并不是以制度的完美无缺为基础的；制度不完善并不必然就会导致制度不自信。只有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20]。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而且在实践中展示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通过自身演进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顾钰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立足对当代中国的科学认识、立足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和选择、立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深刻把握。[21]屠静芬等人对制度自信的生成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制度自信生成于民族传统、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文明的冲突和交融之中，既是中国与世界交往过程中逐渐自觉确立自身主体性地位的重要表征，也是在当下中国全面发展过程中党对人民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以及身份归属感的主动回应。[19]这种互动式不但有助于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也增强了制度本身的权威性、灵活性和弹性。
制度认同在国内学界尚属于新兴领域，有学者已经展开基础性研究。从内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萌芽、累积、稳固、外化的心理活动过程，是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情感、信念和行为的有机统一”。具体而言，制度认同可扩展为制度认知、制度情感和制度信念。制度认知是“民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象和运行的感知、理解、判断和评价，是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制度情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制度认同的动力来源和感情基础，也是衡量制度认同状态的重要尺度”；制度信念“体现为一系列成型而又系统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制度价值、制度信仰为表现形式的信念体系”。[22]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有利于坚定信念，凝聚正能量；有利于应对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消解价值认同危机；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促进制度体系良性运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不仅有宏观上的总体设计，也有细微处的统筹考虑，所有制度密不可分，相得益彰，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15]。因此很多学者开始更加注重从学理上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首先，国内有关制度体系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还有诸多不足。秦宣认为，一是对社会制度没有作分层次的分析，作为社会形态、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社会制度纠缠在一起，导致制度认同上的错位或混乱，甚至导致无谓争论；二是对制度概括不全面，在制度体系中出现部分缺失，导致制度体系不完整；三是对于制度构成要件和衡量标准缺乏研究，缺乏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的宏观判据，结果在分析制度优越性时，缺乏相应学理依据。[23]同时，对社会制度的盲目崇拜是中国当前存在的另一种特殊现象，这将导致制度力量被无限放大、制度被当作掩盖矛盾和问题的“借口”、人的因素被忽视、制度执行成本增加等。因此，今后开展制度体系研究应将解决上述问题作为重要突破口。
其次，制度研究的学理性应该同制度顶层设计有机结合。一是要对中国制度的过去和今天进行系统性描述和科学定位：对制度的现实和改革方向在历史和逻辑的坐标中进行定位，对制度特质进行技术解构，对制度效率在国际制度竞争和比较中进行客观评价，对制度绩效和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理性总结。二是要对中国制度未来的改革方向和思想理念作出科学回答。当前对于中国的改革还存在争论，要么坚持教条，要么照搬照抄，要么诉诸情绪，尚未达成共识。三是要对中国制度顶层设计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整体性、框架性研究。推进中国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破题，必须理论先行，解构中国制度，巩固政党理念，建立理论框架，形成理论支撑。[24]形成支撑制度顶层设计的理论框架是推进制度逐步完善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并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再则，要着力研究制度体系的非正式制度要素。各种文化观念、社会传统、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与法律法规、政治规则等正式制度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交织，对正式制度的运行形成重要的补充和影响。在研究非正式制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影响时，要注意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要以平等开放式社会结构为目标，推动传统社会意识由身份向契约、由人治向法治、由特殊信任关系向普遍信任关系转变；二是应更多地考虑与传统社会意识的耦合性，以更充分发挥其正向功能；三是正确处理非正式制度中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意识间的关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制度现代化。[25]非正式制度中的传统伦理规则对法治社会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实现社会群体由特殊信任关系向普遍信任关系的转换，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支撑。
还有国外学者通过案例和数据分析，解读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制度体系中的作用。有文章指出中共对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进行概念性转换，反复通过劝导机制来增强其合法性或威权主义弹性。同时指出，中共通过各种努力，试图对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进行概念转换，其结果是成功确保政权稳定性并建构起人民对政治制度的高度信任。相比苏联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失败教训，中共能够引导人们适应改革转型。随着中共十七大领导层更迭，这种手段将成为其长期坚持的用以巩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中共必须在转变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同时，保持具体政策及时跟进，这样才能保持政权和执政党的长期合法地位。[26]
总体上，中国制度正越来越多地赢得世界的认可。有研究表明，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见解比较深刻透彻，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也有着丰富而微妙的认知。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评析”(15CKS02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