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观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而且是‘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1]。 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相继失败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到了19世纪70—90年代，以电力的发现和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爆发，资本主义步入重工业时代。电话、电灯、电车、无线电、发电机等的发明为工业电气化开拓了广泛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经济由此迅速发展，垄断组织形成并发展壮大。然而，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发展不平衡，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缓慢，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抓住机遇迅速发展，并逐步赶超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伴随着生产水平和技术的巨大进步，资本主义企业新陈代谢的速度加快，同时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这种激烈的竞争使资本迅速集中，垄断组织由此形成并取代自由竞争。垄断组织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制度为适应市场变化而进行自我调节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和侵略性加强，垄断组织的出现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推动了殖民扩张和对外侵略，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资本主义势力通过殖民扩张和侵略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至此，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整体。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要根据这一新情况进行转换和调整。可以说，19世纪后期，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垄断组织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新特点，为恩格斯深入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创造了客观条件。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垄断组织的出现，导致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身处困境的工人阶级自身觉悟不断提高，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指导下，各国纷纷成立了工人政党和工会，并且这些政党和工会能够集中组织起来为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抗争。无产阶级运动的快速发展让资产阶级开始担忧和害怕，因此被迫在政治统治上进行调整以继续维护统治，开始更多地采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手段。因此，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政治领域出现了新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政府机构调整和扩大政治民主。在政府机构调整方面，英美实现了文官制度的改革，整治腐败，行政管理效率有所提高；同时，在美国，城市开始采取专业的科学化管理。在扩大政治民主方面，英国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工人阶级可以参加政治生活；美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其他欧洲国家也先后实现了普选权。19世纪70年代，英法美等国通过改革，建立起议会民主制，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在政治生活中，议会的地位往往高于行政机关。19世纪末，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行政机关权力加强、议会权力减弱的趋势。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新变化为恩格斯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提供了重要条件。

19世纪末资产阶级通过完善社会立法、提高工人待遇、改善生活环境等政策来缓和劳资矛盾，这为恩格斯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材料。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社会分配不公平加剧，人民群众的生活日益恶化，新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资产阶级进行调整。因此，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领域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具有平等色彩的人文关怀倾向。社会生活领域的改革主要采取了社会立法的形式，这在法国和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1890年，法国颁布“二月法令”，迈出了社会改革的第一步，“二月法令”对给工人发放补助金、限制女工和童工、工作日时间等作了详细规定；1893年又颁布法律对工人的健康和安全作了明确规定；之后在另一部法律中对为工人及其家属提供医疗保障作出规定。在英国，早在1872年政府就制定法规，要求矿山主对工人的安全采取必要的防备设施；1878年颁布的“工厂与工场法”确定了十小时工作制和星期六半日制。在妇女儿童保护方面，除了禁止妇女和儿童到井下工作并且禁止10岁以下儿童在纺织厂工作之外，还规定凡是11岁以下的儿童必须入学，让工人子女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了适应资本扩张和工业发展，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通过立法和政策倾斜大力发展教育，通过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提高国民素质，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大批科技人才。通过改革，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虽然社会分配仍然存在不公，但就工人阶级本身来说，19世纪末的物质生活已比过去有所改善。在精神生活方面，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日渐兴起。这些进步缓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统治。

19世纪末，在资本主义稳定发展和繁荣的环境中，国际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特点。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不得不作出妥协和退让，工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公民能够行使投票权。但是，因为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在美国，因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所以多数工人运动只具备经济性质，是落后的；在英国，工人贵族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改良思想占了上风，革命意识普遍不强。然而，德国、奥地利、比利时、俄国等政治、经济都比较落后的国家的革命形势依然高涨。在德国，工人阶级中曾经对立的两个派别———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1875年“握手言和”联合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使得党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并且在全党12年的艰苦努力下，一系列具有剥削性质的法令、条令被废除；1890年，俾斯麦政府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垮台，令人唾弃的非常法终于被废除，无产阶级的地位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对此，恩格斯兴奋地说道：“全世界都知道，正是我们推翻了俾斯麦，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感到(不管他们对此是否满意)，运动的重心已经移到德国。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一点也不担心我们工人会不能适应这样的地位。”^[2]381德国社会民主党越战越勇，给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十足的信心和宝贵的经验。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以《共产党宣言》为理论依据制定纲领，在群众中大量宣传，并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强压之下，塔菲政府于1891年被迫废除非常法。紧接着，在1893年，社会民主工党再次发动全国性的工人罢工示威和群众集会游行，塔菲政府再次妥协，向帝国议会提出选举改革草案，使投票人数由177万扩大到520万，社会主义可能获得20~60个议席。恩格斯对此同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奥地利在欧洲的政治运动中占首要位置，而我们大家都跟在它后面慢慢走；即使已经实现普选权的国家，也不能避开奥地利事件的影响。”^[3]163与此同时，比利时、意大利的工人运动也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无产阶级拥有更多的投票权。争夺普选权的胜利也使恩格斯惊喜地看到无产阶级运用和平斗争的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改变在革命进程和斗争策略方面的旧观念”^[1]。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前，马克思曾断言: “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4]382当时，由于物质匮乏，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整能力低弱，只能靠残酷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直接导致了工人的不满和愤怒，进而导致阶级矛盾越发尖锐，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同时由于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极具破坏性的打击。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剖析断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只要通过一两次大的冲击就可以埋葬它。然而，革命道路远比预想的复杂。1848年的欧洲革命最终以各国的失败告终。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逐步走向稳定和繁荣，这时想要通过“一两次大的冲击”就埋葬它显然已经不现实了。马克思就此提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5]到了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恩格斯也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4]385。可见，恩格斯晚年越来越认识到想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突然的袭击已经不再可行，必须抓住时机、积蓄力量、壮大队伍，加强自身建设和理论宣传，争取在“决战”之前形成一支足以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阶级队伍，从而消灭资产阶级，才能最终完成革命任务。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思想主要有两个紧密联系的设想:一是通过无产阶级一两次大的暴力革命就可以埋葬资本主义；二是“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4]406。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把这一革命策略思想表达得更加明确：“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6]然而，19世纪60—7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呈现出繁荣稳定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表现出很强的“弹力”，以普选制为基础的代议制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新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意识到，在不同国家，革命的具体方式势必也不尽相同。在有些民主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在有可能实现和平过渡的情况下并不主张暴力革命，这个时候他们把和平与暴力两种革命方式并列提出。然而到了90年代，革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德国利用普选权进行的斗争取得节节胜利，反动法被废除，俾斯麦随之下台;英国工人运动沉寂40年后，在杂工工人大罢工、伦敦码头工人和“五一”游行示威中展示了新的觉醒；法国工人党联合社会主义各派别在议会中组成了50多人的社会主义党团，推翻了三任内阁、一任总统。在蓬勃高涨的革命形势面前，如何避免革命势头遭到重创成为革命策略研究的重中之重。恩格斯在1890年详细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观点：“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7]88这里的策略就是合法斗争。可见，此时的恩格斯已经看到了合法斗争在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合法斗争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我们的敌人必须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如果敌人的活动超出了法律的界限，无产阶级也必将重新开启“暴力模式”。后来恩格斯在写给拉法格的信中坚决地表示: “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绝对守法，……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让你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3]401“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只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3]436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革命方式一直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坚持暴力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对革命手段进行相应调整。

19世纪40—50年代，恩格斯曾高度赞扬法国巴黎无产阶级进行街垒战的英勇气概，也充分肯定过西班牙人民在革命中运用街垒战的经验，他认为这是“获得了胜利的、不可攻破的街垒”^[8]。确实，在19世纪中期以前，巷战是一种重要的斗争方式，然而到了19世纪，恩格斯在重新分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之后，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观点：“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7]603恩格斯晚年对革命形式认识的转变是基于战争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对交通条件、城市建设以及军事技术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交通条件方面，铁路网的扩张、运河的开凿和港口的建设，使得陆地运输、内河运输和海上运输均得到快速发展。如英国在1885年开凿了约7公里长的塞汶河隧道，这是当时最大的水下隧道；美国在19世纪最后30年共铺设了4条铁路干线，全国铁路长度增加了14万英里；德国在1872年铁路总长度达到了两万公里。这为资产阶级军队在短时间内完成集合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在城市建设方面，城市在规划之初就以大城市为标准，街道设计得又长、又宽、又直。道路越来越宽敞，视野也就越来越开阔，这对于构筑街垒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开展巷战也就变得十分困难。在军事技术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把科学技术发展和军事技术的改进相结合，军事技术因此有了突破性的提高。需要强调的是，军事上科学技术含量的提升并不是普遍的，这种提升主要存在于资产阶级的军队中，无产阶级军队的科技水平总体来说依旧比较低下。因此，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人阶级依旧采用过去巷战的战斗形式贸然出击，势必会造成巨大的牺牲。因此，恩格斯认为街垒巷战已经变得更加艰难。同时，人们普遍同情起义的情况也几乎不存在了。对此恩格斯感触颇深：“人们面临着被这样炸得粉身碎骨的危险，肯定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街垒和巷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军队作战，进行抵抗就是发疯。”^[9]为了避免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辙，在革命力量没有足够的积累之前，不应该贸然地、盲目地发动进攻，而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去探索新的革命形式，在积蓄力量的同时不断地巩固、增强自己的战斗力。

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向来重视农民问题。1848年欧洲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他们就曾不止一次地论述过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农民占多数的落后国家来说，他们认为，争取农民并使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边，进而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是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1848年，恩格斯在分析民主革命时说道：“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10]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思想。然而，怎样争取农民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分歧的问题。1892年，法国工人党在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这个纲领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大多数农民的要求，但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纲领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恩格斯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绝不是把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种生产形式中，而“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允许长期保留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因为这在根本上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恩格斯也通过这次批判明确地表明了党的原则———决不维护私有制，决不维护剥削。为了及时纠正土地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错误，必须制定一个科学的对待农民的方针，找到吸引农民的正确方法。1894年11月，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全面、系统、集中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重大理论，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如何进行改造制定了一个科学的纲领，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是恩格斯晚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

建立和发展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而奋斗。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相继遭遇失败，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19世纪末，无产阶级运动不断发展，力量不断壮大，欧洲各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国内革命的任务、策略、方针也不尽相同。恩格斯认为，这时建立像第一国际那样的国际性组织已经无法满足多样化的革命斗争需求，建立各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政党迫在眉睫。1885年，恩格斯就独立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关系谈道：“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已经壮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连它那更广泛无比的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对它来说也成为一种桎梏了。”^[4]216于是，在第一国际的基础之上，各欧美国家纷纷建立起了工人阶级政党或组织。1875年德国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79年法国成立法国工人党，1883年英国成立社会民主联盟，同年俄国建立了劳动解放社，1876年美国建立劳动人民党。其他欧洲国家如意大利、挪威、奥地利、瑞士等国也先后创建了无产阶级组织，各国政党的建立标志着无产阶级运动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开启了另一个新阶段。

晚年恩格斯阐述了一个科学的政党应该具备的几个要素：首先，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与真正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恩格斯认为，一个科学的政党、先进的政党，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与工人实际运动相结合，并且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其次，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一个科学的革命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历来要求党必须有一个能体现先进指导思想的革命纲领。党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恩格斯认为有没有革命纲领是一个党处于萌芽状态、潜在状态还是实际存在状态的标志，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于革命纲领的重视。最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最自由、最民主的政党，反对专制独裁，反对任何特权。恩格斯认为，一个政党内部必然会有不同的派别，能不能解决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是考验一个党内是否民主的关键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 “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加思索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2]323-32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党要容纳和接受各派别所犯的原则性错误，对于党内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暗地里从事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反动者，党必须毫不留情地将其驱逐出党并进行严厉的打击。他说：“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2]324可见恩格斯对于党内批评的重视程度，没有党内批评，特别是普通党员甚至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人的批评，就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调整是科学而全面的，在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恩格斯潜心研究，为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鞠躬尽瘁，并提出无产阶级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就不能轻举妄动，不能在革命时机不成熟时进行决战，更不能依赖于旧的斗争方式，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吸引和争取农民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坚持暴力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也考虑和平斗争方式，不断积蓄力量，这些革命策略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

恩格斯晚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新思想都是源自于他对客观社会存在所进行的仔细深刻的分析。“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11]恩格斯始终坚持从社会存在的角度出发来解读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正是通过仔细地剖析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变化，恩格斯才能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手段、形式、同盟军、领导力量等五个方面作出科学的调整，及时地为当时正处于迷茫中的无产阶级指明了方向。当然，“恩格斯围绕‘革命’问题，从经济分析的宏观视角，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新策略思想，这并非把暴力革命抛在脑后”^[12]，而是在坚持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一般规律的前提下而进行的适时的策略调整，这进一步彰显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内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13]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全面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当下面临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我们只有始终从实际出发，从当今客观的社会存在出发，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农民问题，重视无产者同被剥削的其他阶层的联盟问题。在他们看来，积极争取农民、争取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形成一个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革命联盟，从而成为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这是无产阶级不断走向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不管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人民群众依旧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坚定地走与人民群众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断得以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为。”^[13]然而，在我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在权力和金钱的诱惑下，理想信念动摇，身兼要职却不为老百姓做事，不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不严不实问题还比较严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力从严治党，积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喝彩。“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14]，要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群众办事、为群众谋利益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最佳途径，也是党做好群众工作的最好办法。我们党始终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善于从战略高度思考问题，注重革命和建设策略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倡导和共产党人要遵循的重要理念。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和理论品格。恩格斯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探索中，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提出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更在于他善于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善于依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调整革命策略。由于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等因素，恩格斯对革命时机、手段、方式等革命策略进行了适时调整，体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思维理念。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仍然需要这种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15]可见，把握好战略与策略的内在关系，注重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更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遵循的重要规律。 21世纪是飞速发展的时代，故步自封、封闭僵硬只能被时代抛弃。我们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应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要在把握战略与策略的与时俱进中，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