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以第1卷的货币理论为前提，在以下几个条件———第一，研究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时，抽象掉作为派生资本形态的借贷资本以及商业资本；第二，撇开信用制度，以纯粹的金属流通为前提；第三，价值和价格相同基础上的供需均衡②———的基础上阐明了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即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关系。这种资本的形态转化运动就像时钟的齿轮，上齿与下齿精密地咬合运作。而在《资本论》第3卷手稿“5信用．虚拟资本”(MEGAⅡ/4.2.S.469-646)中，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的问题论述，则是由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课题构成的：第一，对货币市场中以利率形式表现出来的货币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利润率形式表现出来的现实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第二，对货币资本积累和货币量之间的关系的解释。其中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研究，在解释日本银行的“量化·质化金融宽松”政策的本质方面是有着重要借鉴价值的。③

有鉴于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上述关于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的第二个问题展开比较分析，从而找出各个发展阶段的内在关联：第一，对纯粹金属货币流通过程的分析；第二，导入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即金本位制)后的分析；第三，不兑现的纸币流通制度(即管理通货制度)下的分析；第四，从产业循环、利润率以及利息率相互关联的角度来解释以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的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与现实资本积累的关系。

在《资本论》第2部的资本形态转化论中，马克思对货币资本循环形态、生产资本循环形态、商品资本循环形态与一般商品流通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了解释。

货币资本循环形态(图1)。作为循环起点的货币资本是以G—W (购买)的形态介入现实资本的积累的。同时，通过这种形态对商品流通过程提供追加的流通手段。在循环运动的起点上的货币资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只有当作为生产过程的延续的未来市场中的W′—G′ (出售)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的时候———才会被预付。也就是说，商品如果没有卖出去的可能性，货币资本是不会被投入的。同时，追加的流通手段也不会被提供。这个货币资本的投入条件也是利润率和利息产生的原因。在有可能产生利润的情况下，利率的上下波动便会促进或抑制货币资本的投入。如果没有产生利润的可能性，那么无论利率有多低，都不会引起货币资本的投入。这个循环形态中的货币，把资本的本质和驱动这种本质的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和局限性两方面都十分明了地体现出来了。货币资本的循环形态，是与构成实体经济的需求供给·购买出售·生产消费这3个契机联锁转动的，并且这个循环是以货币为起点、以货币结束的完整的产业资本循环。这个循环在图1中市场A的货币流通中，可以有成倍的需求波及效果，然后在将来的市场B中，因这个循环的结束中断需求波及，这就是引起经济变动的循环形态。这也是重商主义和作为其现代版的凯恩斯主义把握资本循环形态的基本出发点。

生产资本循环形态(图2)。生产资本循环形态中的货币资本，作为W-G-W <A.P_m运动的中间项，发挥着预付资本的流通手段的职能。在此，货币资本介入商品的流通过程，货币的价值只在于具有商品对商品的交换中的流通手段的功能。这个循环形态，是只把货币看作专一的流通手段的古典派及新古典派对货币形态的理解。他们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妄想通过金融政策来控制循环中的统一流动的货币量，但事实是，货币量不会因利率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而任意变动。所以，以黑田为首的日本央行想通过“量化·质化金融宽松”政策来驱动这种性质的货币量只是个幻想。由于货币量本身就是存在于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因此它只受到作为商品世界内在法则的货币流通法则的规定性的影响，而生产资本循环形态表现的则是一个均衡的再生产循环过程。

商品资本循环形态(图3)。这是具有C+V+ M(固定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的价值构成的商品的W—G—W的流动性的统一。从循环的起点开始，资本流通与资本家—劳动者的收入流通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就是以商品对商品的实物之间的平行来显示的。这个循环形态是重农学派为了考察总生产物的流通而使用的循环形态。这里的货币资本与前述一样，只是执行资本和收入之间流通手段的职能。也就是说，这个货币资本的量也是不受金融政策操控的。这一形态所表现的也是均衡的再生产循环。基于以上对循环形态的认识，在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关系中，货币资本可以分为以下3种类型。

(1)蓄水池型。图4假定了预付总流动资本的完全循环的过程，是产业资本的存在形态。这样的资本是以资本的3个循环形态统一之后的形态而存在的。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在同一空间运转，并作为预付总流动资本的一个可调节部分一直存在。图4中斜线G—W是表示因为渐进的购买行为而引起的货币资本的“山”形的渐进的减少。斜线W—G是表示商品(代表预付总流动资本)的渐进的出售而带来的货币资本的“山”形的渐进的积累。同一资本的渐进的G—W和渐进的W—G是同时进行的平行运动，也就是说，蓄水池的排水口和注水口总是同时平行地流入流出同量的水，而蓄水池则总是保持一定量的水。同样道理，预付总流动资本的一定量也总是以货币资本的形态存在着。①

(2)竹筒型。生产资本的职能继续执行，基于这一点，因W—G的商品资本的职能不断反复，固定资本(C)的折旧基金和资本积累本金(M)的渐进式的货币储蓄等于货币资本积累达到一定额度的时候，这两种积累的货币资本便会单方面地以G—W的形式一举投下。也就是说，水滴一滴一滴地慢慢蓄满竹筒时，竹筒的水会瞬间向下方倾泻而出，之后竹筒回复原来的位置继续蓄水。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也像竹筒蓄水、放水一样循环运动。

(3)工资型。作为现实资本积累的本质要素的追加货币可变资本的预付，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导入追加劳动力，但是同时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也提供着追加流通手段。流通货币额度的最大一部分是通过可变货币资本的预付被提供的。①

在此，不妨以下面两个条件为前提来解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的关系：第一，现实资本在年度初始的流通过程中都以商品资本的形态存在。第二，作为信用制度的对比，流通假设为作为再生产过程的内在契机的自然发生的金属货币流通。依据之前讨论的循环论，我们可以进而考察两者的关系以及市场中的货币资本的职能。

第一，构成蓄水池型的个体的现实资本在这里被解释为具有商品对商品的价格的社会的再生产过程的实体的均衡条件。也就是说，预付总流动资本中总是以货币形态存在的资本部分，被解释为两个商品交换所必需的流通手段的预付(表现为G—W—G形态的货币回流的货币的预付，这个货币在年度初始的当下市场中回流)以及它的供给源泉的规定。这个货币的职能不构成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实体的均衡条件，是由商品交换的形式上的契机来规定的。它与金融政策有重要关联。对银行的预付手段的需求是对具有价格的商品对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必要的货币需求，这个需求对于利率的变动是非弹性的。代表古典派·新古典派观点的日本银行是基于以上构造来理解市场的，这种观点因为缺乏对价值形态论·价值尺度论的理解，以为在构造的中间项任意投入大量货币就可以决定商品价格，这无疑是货币数量论的妄想之一。

第二，竹筒型的个体资本，在这里一方面以G—W的形式，另一方面以W—G的形式对应社会生产，在对应固定资本的折旧更新和货币补充以及现实资本积累·货币资本积累中，作为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货币对商品的货币的均衡条件被阐明。这个货币(第3规定)也就是货币资本的职能货币，和它另一端的商品一样是由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实体的均衡条件所规定的。作为现实积累的货币的预付(体现G—W <A.P_m…P…W′—G′的实体的货币回流的货币的预付，这个货币在下一个年度的未来市场中得以回流)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中必然发生的资本的预付被阐明。对于银行的资本预付的货币需求，已经在货币资本的循环形态中得到了分析，它对于利息率的变动是具有弹性的。凯恩斯便是基于这个构造来理解市场的，这和古典派·新古典派形成了抽象的对立。

第三，在工资型中，一直到剩余价值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现实资本积累都以贮藏货币的形态进行货币资本积累。之后的为了购买追加劳动力进行的追加货币可变资本的预付，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导入了追加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又供给追加流通手段。在这个追加供给的环节中，一端对应剩余价值的积累本金，另一端对应流通手段的积累货币，而流通手段的额度不变。也就是说，构成一个国家实有的金属货币总量的贮藏货币额度和流通手段额度的分配比例不变。如果没有这个对应，那么贮藏货币量就会减少，追加的部分就会成为流通手段额度的增大部分。反之，如果贮藏货币增加，那么对应的作为流通手段部分的额度就会减少。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对应，两者的分配比例就会发生变化。

金本位制度下的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关系，是以金字塔状的银行制度的存在为前提展开讨论的，这一制度具有如下特点：第一，顶点是可以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对其系统下的众多的商业银行(即可进行存款业务的银行)平行地提供存款业务和借贷业务服务。而这些众多的商业存款银行也同时对其系统下的担负着再生产过程的资本家以及收入流通过程中的个人，平行地提供存款业务和借贷业务的服务。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整个银行系统基于准备金的调配和运用，也建立了银行间的融资市场，这个市场可以调节对于银行券债务和存款债务的支付准备。第二，在这一制度下，一国的全部的金属贮藏货币，也就是作为世界储存货币·存款债务支付准备金等的黄金，作为中央存款准备金的形态，集中贮藏在央行。

此外，这一制度的运转还具备如下两个方面的前提：一方面，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权的转移，在资本家各自的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之间进行汇款·转账，最终通过在中央银行的账户间的转账，完成转移。另一方面，像马克思时代的英国银行一样，小额面的银行券不被发行，劳动者的工资流通过程中的所有权的转移使用金属货币。

在具有以上内容的借贷资本及其信用制度中，上述的蓄水池型·竹筒型·工资型的资金类型得以再现。金属流通的自然发生的形态也在信用制度的意识形态中得到再现。

蓄水池型以企业在商业银行中的活期存款的形式再现。活期存款的进款和支款平行进行，总会保持一定的余额。保证这个平行型的是银行制度外侧的流动资本的完全回转的W—G和G—W的平行性。银行只需要在资产中保留很少的一部分(如1%)资金来填补这个平行性的一点偏差，其余的大部分资金都可以用来借贷。存款成为无准备的债务。这样各商业银行的支付准备，就以中央存款准备金的形态集中贮藏在央行，而各银行的资金不足也可以以规定的利息在银行间市场调配调节。这时，货币资本的转移最终是通过在中央银行的账户间的转账来完成的。这个转账的过程，完全是以存款账户上记载的观念货币的数值的增加或是减少的形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存款账户上的货币不是能看得见的通货，而是发挥主观意识上的观念货币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地下室储存的金量是不变动的。

竹筒型是以定期存款的一方面的提取使用和另一方面的再积累形式再现的。一方面，定期存款被提取使用，转化为积攒方的活期存款；另一方面，积攒起来的活期存款又转化为定期存款。这个转化的契机是由再生产过程规定的，是立于银行体系外侧的定期存款所有者的资本回流上的一个契机。正因如此，它也是受固定资本的折旧填补·货币填补以及现实的积累·货币的积累规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定期存款的社会总额不变，转账时存款账户上的货币只是发挥观念上的计算货币的职能，而央行地下室储存的金量则是不变的。

工资型是作为现实资本积累的本质契机的追加货币可变资本预付，像上述一样，它对商品流通过程提供追加金属货币。这一方面会减少央行储存的金量，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个金属流通手段又作为货币积累被运到央行，从而使金属贮藏货币量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作为一国的金属货币的构成要素，金属流通手段和央行地下室的金属贮藏货币量的比例是不变的。当现实资本积累的增大引起追加金属流通手段的增加大于货币积累的时候，银行间的可融资量(央行的准备金)就会减少。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就会形成金融紧迫的情形，导致利息上升。反之，则银行间可融资量增大，出现利息下降。

在兑现制度的世界里，比如英国，就存在着作为商品的￡价格的观念货币及￡存款的观念形态，也存在着劳动者的工资流通过程中的￡金属硬币和央行的￡金属贮藏货币，也就是价值尺度·观念的计算货币￡和作为金属流通手段·金属贮藏货币的实在的货币￡(生金)。观念形态的￡活期存款是对随时提取央行地下室的￡金量的实在货币的一个索取(付款)权。而对于这个观念的·随时的对金的索取权来说，实际存在的金的量并不足以抵偿被索取的数量。比如，这个数量可能是1/13以下。①也就是说，相对于自然发生的金属流通来说，在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信用制度下，观念性的计算货币有可能急剧地需要兑现，从而引起货币恐慌这种具体形态。

前述的金本位制(兑现制)下的独特的货币流通形态，在电子网络的普及下(ICT化)以无纸币的形态再现。比如，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网络汇款、电子货币就是这样的。在管理通货制度下，比如在日本，作为商品的观念价值形态的￥价格，以日元这样的货币名称被印刷，并作为日本银行券·硬币被实现，￥(日元)存款就成为对日本银行券·硬币的索要权，而这些实在存在的货币并不和金兑换。这样￥存款这样一个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即时性的货币索要权的膨胀物，就成为对日本银行可无限量发行的￥纸币的索要权。而各种观念货币的贴现，则是以用这些货币名称印刷的各中央银行券兑现的形态进行的。对这一点，各国中央银行也是基于它们无限制的发行货币的能力，即对流动性的无限制的供给能力而予以对应的。换句话说，就是防止金融市场利率的急剧上升。从这个时候开始，货币流通法则即贯穿于纸币流通的独特法则之中。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管理通货制(不兑现制)下的中央银行的使命由管理维持金的储备，转向确保整个结算体系的安定、维持整个金融秩序和货币价值的稳定，以及基于此的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保证就业率等)等方向。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不可忽略。商业银行间的资金调度时的隔夜利率(Overnight Rate)是完全由拥有无限发行货币能力的央行决定的。作为支付准备的商业银行在央行的活期存款，可以调节货币流通过程中银行券流通量的增减，当货币供给过剩时，利率就会降低趋于零，当货币供给不足时，利率就会直线上升。而具有上述性质的中央银行，作为市场的最后的货币供给者，可以通过提供不足的货币或吸收过剩的货币来调节市场中的资金量，从而起到控制隔夜利率、诱导任意金融目标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隔夜利率被称为政策利率的原因。

基于以上论述的管理通货制度的独自的作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考察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首先，需要确认以下两点：第一，从根本上来说，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作用于产业循环。无论是金本位制度，还是管理通货制度，这个法则都贯穿其中。第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货币均衡条件是单方G—W和单方W—G。那么在考察产业循环时，不均衡就成为起点。也就是说，在其内在限度内，资本主义的生产处于收缩的不景气状态时，单方的G—W ＜单方的W—G，此时供给过剩、物价下跌、失业者最多、工资最低。

安倍经济学就是在这种不均衡的状态下展开的。日本银行的第一个政策“量化·质化金融宽松”，虽然在隐蔽的着眼点———日元贬值中取得了效果，但是其主要目标———通过扩大基础货币从而增加货币存量的政策效果并没有显现。究其原因，就是上述已经说明了的货币数量论的问题。这个政策的背面招牌是把政策性利息设定在0.17%，然后以长期的利率买入长期国债来减压。这个利息的方法对于资本预付的效果现在还不明确，但是其第二个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已经显现。与这个政策有关的课题，如东日本大地震·强化国土计划的公共需求，以及和奥运会建设相关的需求在产生之后，都将在未来市场产生影响。受这个凯恩斯式冲击的影响，现在市场中以建设部门为中心，正进行着资本的预付。以建设部门劳动者的雇佣扩大为中心，则向着完全雇佣的方向发展，再加上上述的背面招牌对这个过程的促进作用，那么，如果安倍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实现了的话，就显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突破了其内在的限度，达到了一种膨胀的状态。这就是在货币均衡条件中的从单方的G—W ＜单方的W—G的不均衡到单方的G—W ＞单方的G—W的逆不均衡的转换，也就是从供给过剩到需求过剩的转换，基于超额需求的生产·雇佣的扩大过程的连锁进展。物价开始上升，实现了完全雇佣的状态，继而会出现劳动力不足、工资上涨、利润率下降的现象，进而引起利润剧减的结果，并会引起资本积累需求的收缩，其结果就是生产过剩。而在完全雇用以及劳动力不足的过程中产生的工资上涨，则意味着劳动者的工资流通中的不可兑换的银行券流通量(货币)增大。而因生产过剩的显现引起的雇佣缩小，就意味着流通必要货币量从最大值收缩到最小值。这样，流通过程中过剩的纸币就会以纸币贬值、价格上涨的形式在流通过程中被吸收。这种纸币的流通规律的起动，是在劳动者的工资流通过程即A—G—W的流动的统一的过程中发生的。这里，缩小生产的结果，使得在完全雇佣状态下被雇佣的劳动者的一部分成为失业的购买者。同时，作为流通手段的实际存在的日元纸币的贬值反射到观念的￥的贬值，而￥是所有的商品的价值尺度，那么日元的贬值就使商品的价格在一个贬值后的新的价值的基础上有规律地上升。这个过程就是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同时进行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说的滞胀。

反映了实际存在的日元纸币贬值的观念日元的贬值，在银行制度中就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的贬值，债权者的损失(最大的损失者是国债持有者)和债务者的获利(最大的获利者是政府)的额度相同，并同时发生，也就是用日元表示的观念的虚拟货币资本的贬值。那么当滞胀有可能出现时，债权者就会采取回避损失的行为，如国债持有者就会同时卖国债，这时就有可能发生国债价格暴跌和长期利息暴涨的情况。黑田日银诱导了通胀期待，但是这个期待并不是政策的初始，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得以理想地实现以后，解决问题的出口本身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中央银行将为了应对货币市场中国债价格暴跌而引起的长期利息率飙升的可能性以及再生产过程中的物价上涨，而陷入两个使命的危险冲撞中。也就是说，为了稳定物价不能提升利率，而为了维持金融秩序也不能通过买国债降低利率。在此，我们将会发现一个吊诡的情况，即正因为安倍经济学的成功，反而导致金融政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其中反映出来的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之间的矛盾关联性无疑值得我们对其展开更加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