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2]525这表明，任何意识或意识形态都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我们认识和把握某种意识形态就应当从其所反映的社会存在出发。“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2]525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从社会存在出发去理解意识或意识形态，使得一切意识或意识形态的来源与本质最终获得了科学的解释。

从社会存在出发把握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原则，自然地也是我们建构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原则。话语从根本上讲就是变化着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正是社会存在的变化，提出了话语建构的要求。因为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并没有自己具备独立性外观的历史，“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525。因此，不论意识形态的话语世界多么纷繁复杂，我们理解话语及其建构都应该从变化着的社会存在出发，这是破解意识形态话语之谜的一把钥匙。

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发生转换，其背后的根本动因是现实的种种需要。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525意识形态话语本质上就是表达意识形态的语言，如同表达某种“精神”的语言的产生一样，意识形态话语的产生也是因为需要。所以，意识形态话语的存在及其建构都是由现实的需要驱动的，话语本身无法成为独立王国，它只能反映现实，而且由来自意识形态主体的内在需要所决定。话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定主体的话语，是表达需要的话语，是蕴含一定意向性和实践诉求的话语。因此，话语应当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实在的而非空洞的，它要真正表达需要才能具有生命力。就话语建构而言，可以说话语为何需要建构和话语如何建构都是由现实的需要所“策划”和推动的。

如前所述，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自发的、没有目的的，而是有其鲜明的实践指向的。俞吾金在《意识形态论》一书中说：“意识形态并不是闲来无事的诗词，它具有明确的意向性，也就是说，它不是空洞的、随意的、泛泛的，而是具体的、有明确指涉对象和有确定适用范围的。不管意识形态的内容如何荒诞离奇，它总是以某种方式折射出人们实际生活的某个方面。”^[1]72“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或者换句话说，可实践性乃是任何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和功能。一个试图逃避意识形态教化的人只能是自然存在物，而不可能是社会存在物。也就是说，与一种意识形态认同正是人们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从事任何实践活动的前提。”^[1]132而认同某种意识形态与否以及认同的程度如何，根本上又是由社会矛盾状况决定的，尤其是受个人利益、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影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正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2]534-535。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为“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2]536。面对这样的矛盾，“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2]536-537。“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552在这里，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就是通过意识形态话语调和社会利益矛盾的方式，也是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的重要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2]550同时又指出：“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2]551这就告诉我们，超越阶级关系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是统治阶级从本阶级根本利益出发而发生的行为，是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生产和分配的重要任务。需要指出的是，由统治阶级控制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格局在当下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随着由统治阶级垄断话语资源的局面被打破，普通民众的话语意识、话语诉求和话语能力被激活，许多个体意识形态、阶层意识形态的话语不断涌现，使得意识形态的话语世界日趋丰富也日趋复杂，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遭遇空前挑战。如何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主导权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生产和分配的新任务。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是以社会存在的变化为基本语境，由统治阶级从自身根本利益的需要出发，指向调和社会矛盾而进行思想生产与分配的过程。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是实在的、具体的，把握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原则是我们剥离华丽的话语形式、摆脱西方的话语辞藻，进而理性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前提，也是建构有力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前提。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话语建构首先要避免成为脱离现实的“书本话”“空话”“大话”“假话”。教学话语反映现实的程度越高，话语本身就越鲜活，就越有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实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传递的理论观念最有力的现实论据。真正具有生命力、感召力的教学话语是反映中国伟大现实的话语，是能够带领学生体会、领悟中国崛起背后的制度优势和精神力量的话语。这样的话语既承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彰显当下中国的现实力量，而且昭示中国未来的美好前程。所以，这里讲的教学话语所反映的中国现实，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相统一的现实；而反映这种现实的教学话语，则是能够准确描述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话语，是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让青年大学生全面、深刻了解自己的国家、民族的话语。比如以“中国崛起”的话语阐释为例，要阐释清楚“中国崛起”，我们在教学话语设计中就应当全面观照“中国崛起”的事实，从历史到现实再到未来，说清楚“中国崛起”的由来和本意，同时向世界表明“中国崛起”是和平共赢的崛起。张维为就“中国崛起”的这样一段论述对我们基于中国现实建构教学话语不无启发。他说：“我们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我们是经历了上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崛起的，我们是在与世界全面互动并借鉴了其他文明无数长处之后而崛起的，这种国家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3]这一话语阐述和揭示了中国崛起的由来与艰辛，呈现了中国崛起的基本内涵，也展望了中国崛起的未来影响，是对中国崛起这一现实的充分反映，这样的话语有一定的阐释力和感召力。

具体而言，所谓教学话语要反映中国现实，就是教学话语“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4]。在当前的教学话语设计中，尤其要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大背景，依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分析路径，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建构并有机融入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话语，以此反映和诠释我国的发展实践、新的发展要求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探索、新实践的系列重要成果，进而保证教学话语的时代性、现实感和说服力。

话语是需要的反映，需要是话语建构的动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既要充分表达国家主体的意志，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又要观照教学对象的特点，体现学生个人成长成才的内在需要，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教学话语才能够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从实际教学情况来看，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使用全国统编教材，而且教材的建设和更新完善工作十分到位，这为教学话语的建构提供了有力的教材支撑，同时可以保证基于教材提炼的教学话语体系能够充分反映国家培养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的需要。

那么，接下来教学话语建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过程中，充分反映学生的特点，最大限度地贴近学生的生活和需要。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建构，需要深入调研学生的接受特点，把握学生的接受规律，尤其从学生的需要出发有力地回应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话语不仅让学生觉得熟悉、亲切，而且觉得受用。当然，贴近学生需要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要充分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学习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吸收学生的智慧打造教学话语，拓展互动话语，创新话语形式，丰富话语样态。

具体在教学话语的设计中，一是注意即时需要与长远需要的统一，更注重从长远需要出发建构教学话语，找寻和激发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思想政治素质需要；同时观照学生对于新颖形式的求新需要、对于感官刺激的感性需要等即时需要，并避免从学生即时需要出发而产生的娱乐化、表浅化、庸俗化话语。二是注意个性需要与群体需要的统一，更注重从群体需要出发把握“90后”大学生的思想动态、群体特征，把握并回应他们的群体性需要；并在教学话语充分反映学生群体性需要的基础上，给学生个性需要一定的体现空间，巧妙运用灵活的教学话语回应学生的个性化需要，将学生的个性语言融入教学话语中。三是注意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统一，更注重精神需要对物质需要的引领，建构启发精神需要的话语；同时又尊重和积极回应学生的物质利益需要，在教学话语中体现对学生的关心、关怀。

如何发挥正能量，增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阐释力，是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新要求。针对这一要求，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话语就应突出其现实指向，提升对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的阐释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直面社会矛盾。美国学者利昂·P·巴拉达特认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提供了希望”，他说：“意识形态包含了对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这个未来被描述成在物质上优于现状；而且根据意识形态的说辞，这个值得期待的未来境况通常在人的有生之年可望达到。”^[5]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给人们“提供了希望”，所以人们形成了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所谓“希望”正是源自于意识形态对社会矛盾的合理化解释。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肩负着培养青年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任务，其教学话语就应该能够为广大学生“提供希望”。这种希望必然从学生的困惑中来，而学生的困惑主要源自于社会矛盾，因为社会矛盾的存在、社会问题的凸显常常使学生产生理论脱离现实的错觉、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认识的缺失、对人生前途的迷茫、对传统价值的叛逆，等等。而只有直面社会矛盾，才能真正消除学生的困惑，才能让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话语中看到希望、看到出路，进而真正打动学生的内心。这样的教学话语才是有力量的话语，才是让学生终身受益的话语。

具体在教学话语的设计中，一是要敢于直面教材理论与社会现实的矛盾点，通过深度的教学研究提炼富有解释力的教学话语，实现对社会矛盾的合理化解释，引导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和理性审视社会矛盾；二是要积极回应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背后隐含的理论问题，用思辨的有深度的教学话语回答学生们的困惑、质疑，以达到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解析社会矛盾深化理论理解的目的；三是在直面社会矛盾中增强话语自信，规避教学中“回避问题”“绕着难题走”的现象，真正理直气壮地解析社会矛盾，并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看法，培养他们的自主分析与判断能力。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话语资源是高度集中的，但这一局面在当前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发生了剧烈变革。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民主氛围的日趋浓厚，公民自主表达自我的欲望被空前激活，加上网络空间中话语权利的分散、话语成本的低廉、话语渠道的多样，一个人人都敢于说话、乐于说话的热闹非凡的话语生态正在形成。在这个话语生态中，有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碰撞，有高雅话语与朴实话语的对话，有经典话语与流行话语的互动，有理论话语与生活话语的交流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话语，要实现其有效的意识形态功能，需要积极融入话语生态。

在具体实践中，一是要吸收话语生态中的合理因素来丰富教学话语。话语生态中蕴含丰富的话语资源和话语创意，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凡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建构有利的合理因素，都可以将其吸收到教学话语中来，让教学话语变得丰富、鲜活、接地气。二是要促进教学话语与其他话语尤其是学生话语的对话。话语生态之所以成为生态，原因在于各种话语的相互作用、共同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话语要融入话语生态，也必须促进教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的对话，让教学话语中枯燥的理论话语与多彩的生活话语对话，让教学话语中权威的教师话语与个性的学生话语对话，让教学话语中严肃的抽象话语与生动的情感话语对话，以此增强教学话语的适应力和生命力。三是要坚持教学话语的使命，传递社会正能量。积极融入不等于顺从淹没，在复杂的话语生态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话语必须坚持其特性，旗帜鲜明地表达其使命，敢于和别有用心的话语、低俗媚俗庸俗的话语、愚昧消极的话语进行斗争，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维护良好的话语秩序，在话语生态中营造积极向上的话语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