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全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并未能公开发表,直到恩格斯逝世(1895年)37年之后的1932年才在苏联首次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其中第一篇手稿《费尔巴哈》最为重要,从正面集中阐述了马克思走出青年黑格尔派的新的世界观———唯物史观,并且对唯物史观作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经典表述,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1]24,29-36等。这些表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论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因此,手稿也成为一部后人可以真实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的经典文献。
然而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生前并未能完成手稿的写作任务,遗留下来的是一篇未完待续的文本。此外,手稿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损坏,其中有几页已经严重破损而难以使用,甚至还遗失了多页(第二篇还缺20页),这无疑给本就不完整的手稿又增加了复原的难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2]《费尔巴哈》篇最初的复原版本是梁版,在梁赞诺夫主持下于1926年发表。不幸的是,由于1931年2月梁赞诺夫被捕,阿多拉茨基接过了梁赞诺夫的接力棒,继续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
广松涉早在1959年便开始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研究。广松涉在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意识到该书当时流行的两个版本(梁版和阿版)在编辑上存在问题。梁版的文本打乱了手稿的顺序,依据个人的理解对手稿进行了重新编排,手稿中删除的文字也被删除,仅仅标出了一部分认为重要的被删除的文字;另外,对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笔迹和对草稿修改及增补的内容,则只是通过脚注来注明,因此读者很难看出手稿的理论结构原貌,进而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手稿。而阿版在正文中仅刊登修改后的最终文本,所有的笔迹删改和增补内容均被收录到“文本异文”中。广松涉认为阿版的《费尔巴哈》篇是对文本进行随意剪贴的产物,该版本事实上是一个“赝品”,甚至当手稿中的一些行文难以完全连贯时,竟然擅自插入连接词句以使其通顺。1965年,广松涉出于对手稿编辑状况的不满,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一文。随后在1966年,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德国哲学杂志》上发表了《费尔巴哈》篇的新编德文版,该版本与1965年的巴加图利亚俄文版基本一致,虽然新编德文版对阿版进行了修改,但与之前的版本类似,都没有对增改、删除的内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笔迹等进行记载。于是在1966年和1967年,广松涉又分别针对巴加图利亚俄文版和新编德文版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表达不满。1972年,
广松版在编辑方法上的进步性是有目共睹的。仅从编辑方法上来说,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说是对手稿最真实的再现。相比于
全岩波文库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补译者小林昌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广松版的编辑价值进行了归纳,具体如下:第一,手稿的删改过程一目了然,阅读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特色。为了直观地展示写作过程中删除的字句和最终成形的文本,广松涉把标有删除记号的字句仍然录入原文之中,所有增补的字句则采用斜体的印刷方式来显示,将创作过程动态地呈现出来,使读者在阅读文本的同时能够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过程。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在手稿中的区别一目了然。广松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部分分别用粗体和罗马体进行区分(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译本则分别用粗楷体和宋体进行区别)。第三,额外增改的字句以及不同版本所作的注释十分明了。可以用广松版中的一段对以上观点加以说明: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每个人]≠……经验的观察≠虽然它固执于现实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证明]≠应当1)根据经验来≠证明≠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吧≠,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我们在此可以看出以下问题,该≠这一2)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是如何产生≠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5]27
原文中同页右侧对不同版本注释如下: 1)指依据梁版和
我们再对比译自阿版的中文版。“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也就是说……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28-29可见,遵从于之前版本的中文译本仅仅在结尾作了部分注释,虽然总的来说文章原意并未有较大改变,但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每个人]”“虽然它固执于现实的事实”“我们在此可以看出以下问题,该”“是如何产生”等几个删除的句子均未显现,显示的就是直接删除之后的文本。“≠能够[证明]≠应当”一句可以明显感受到手稿中是马克思而非恩格斯在推敲“能够”与“应当”两个词语,并最终选择了具有个人意识的“应当”一词。对看似枯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全部内容加以分类处理并在原文中重现,让读者自我思考,尤其给研究者带来极大帮助,广松版的进步性由此便一目了然。
我国学者张一兵对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编辑方面的评价与小林昌人的评价基本相似,认为广松涉主要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重要改进:一是在编辑史上首次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即手稿正文印在左页,正文相关文本印在右页,这是广松版的一大进步,学界对此也较为认同。这种方式将手稿的新旧文本以左右两页并排的形式展示给读者,尤其是对于《费尔巴哈》篇这样有较多争议的文献来说,将原文与研究文本同现才不会使读者在阅读时因受版本影响而先入为主。二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内容用不同字体加以区分,这样可以使读者思考手稿的写作变化,体会写作的真实情况。三是将删除的字句用小号字体编排在原文之中,而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删除方式也进行了标记区分,如马克思喜欢用横线进行删除,而恩格斯则偏向于用竖线进行删除,写作习惯及删除内容的研究对于考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思路至关重要。四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添加及改换的文字用不同的方式标示出来,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作者的写作风格。五是如实反映《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的信息,展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发展史。六是广松涉在日文版后附录了自己写作的德文广松版,这为日本学界提供了德文与日文文本比较的资料,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日本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本身缺乏连贯性,再加上后来历经战火,尽管广松版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编排,但还是缺乏内在的逻辑完整性,一些段落和字句仍前后不能连贯。但广松涉所作的尝试和努力对于文献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领域中,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版本比较研究成果。但是从文献研究的角度来讲,其并未选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著作版本,未能以发展的眼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解读,对一些内容的理解与其他研究者产生分歧并被证明部分观点是错误的,此外,还过于武断地对一些信息进行推断,甚至未能严格遵守自身制定的编辑原则。因此广松版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
广松涉在重新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采用的阿版本身有较多错误,而且没有吸收阿版之后40年中关于手稿的最新考证成果,仅仅局限于阿版的内容。这使得广松版的研究水准只具备40年前阿版的水平,日本学者大村泉甚至直言该书出版时就已经结束了它的学术生命。
阿版在复原手稿的过程中误判了一些删除的词句,也就是说阿版中的一些删除词句并非手稿中删除的,因此其复原存在缺陷。虽然广松涉斥阿版《费尔巴哈》篇为“赝品”,然而广松版中也到处显示出“赝品”的痕迹。虽然广松涉在编译时参考了
日本学者涩谷正最早指出广松版原原本本地继承了阿版的缺陷:“迄今为止的日译本都是依据德语或俄语的各种底本进行的研究,没有哪种翻译突破已经发行的手稿而独自地进行核对。”[6]可见,任何版本的依据都是一样的,在编辑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广松版也是如此,从未对手稿进行过考证,而仅仅依靠前人进行的考证。当然,广松版对梁版内容进行排入、删除及增写等,在一定程度上对梁版有所完善;而在正文中排入删除字句以及增写文本,基本上都是根据阿版进行的。但这些都只是一种折中的编辑方法,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不实版本的弊端,而只能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原稿完善之路上的一个印记。相比较而言,涩谷正的《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一个突破,是涩谷正在对草稿原本进行调查、考证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这恰恰是广松版及其他日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缺少的。由于广松涉缺乏对草稿的实际调查,而且在编辑过程中忽视了对当时包含关于草稿记载状况最新见解的
广松涉在进行《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与传统学界不同的观点,即认为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广松涉仅仅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已有不同版本考证和主观猜测的基础上便得出这个结论,未免过于武断。仅仅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的所谓“基底稿”的笔迹是恩格斯的,广松涉便下此结论:“这一点不能成为主张第一部分从开头起就是两人直接合作的证据。”[5]代译序,15广松涉甚至得出一个惊人的判断:“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5]358笔迹分辨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作为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肯定存在口述与手写相结合的方式,另外合著的写作也表明在写作过程中两人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仅仅从笔迹去判断,证据未免过于单薄。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谁创立的,成为一些学者争论的问题。张一兵认为,不能主要根据手稿的笔迹是谁的就妄下结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必须从整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完整情况入手,并结合他们不同的思维逻辑来判断,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割裂开去分析。
广松涉对文献重新进行了结构编排。一方面,广松涉依据自己的理解,重新编写了页码顺序。既然《费尔巴哈》篇没有确定版,那么在文本并未完结的情况下,任何版本都不是完美的。历来很多学者都对《费尔巴哈》篇进行了结构重建,但这也只能无限趋于却无法达到合理的原结构状态。另一方面,广松涉还主观上添加了一些连接词语,虽然不至于损害原文,但难免会对意境造成一定损害,出现文献阅读上的意识引导。广松涉曾对阿版“在手稿一些行文难以完全契合时,擅自插入连接词句以使通顺”的做法进行批判,然而自己也重蹈覆辙,违背了自己最初重现原文的初心。
双联页排印是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值得称道之处,原则上正文印在左栏,与正文相关的文本及修订内容印在右栏。然而广松版并未能严格遵守自己拟定的编辑原则,将本应写于右栏的部分文字插入了左栏。左栏作为正文,应该是严谨的,是对原文最直观的重现;右栏作为修订内容,最重要的作用是进行解读说明及体现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如果将这两部分内容混淆,那么版本比较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广松版寄希望于手稿与其他版本直观比对,在作为蓝本的阿版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于左页混入不实信息,这难免与广松涉最初的意愿相背离。
需要注意的是,“把留存下来的手稿进行重新编辑并不能意味着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东西”[7],把《费尔巴哈》篇进行重新编辑也并不意味着对手稿真正进行了解读。对于相同文献,不同版本分别对其进行的解读、阐释以及体系重构等,可以说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它们之间逐渐深入同时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进行版本比较研究,只是把后来的一部结构尚不完整的文献作为底本去进行解读,甚至只是单纯根据文中的一些语句就对原著的思想妄下定论,必然会导致错误的解读。而缺乏对文本主旨思想和总体架构的把握,版本的考证研究实际上也很难顺利进行,对于一些凌乱的段落、不连贯的叙述,只有通过以主旨思想对其进行整体的理解,才能连贯内容、理清逻辑,最终达到“复原”的目的。因此,只有将尊重手稿原貌、把握手稿主旨思想、完善手稿结构三者相结合,真正实现“三位一体”,才能达到较高的手稿研究水平。
如果广松涉能以手稿或者即便是以历史考证版
梁赞诺夫版指苏联的大卫·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主持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