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中，“革命”一直是有关1949年以前的历史叙述的主题，而“建设”很少进入史家的视野。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革命”和“建设”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革命”中有“建设”，“建设”中也有“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夕，尽管战争还没有结束，但经济建设已经展开，其间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构想。这些构想就其基本原则而言，与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设想一致，但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建设的政治指向性已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构想是在战争尚未结束、革命尚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形成的，因此他特别关注如何处理好“革命”与“建设”的关系。毛泽东一贯重视在革命中建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进行各项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他指出: “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1]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继续强调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2]125。当然，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战争仍然是党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服从于、服务于革命战争的需要。

解放战争时期，党对经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而发生了变化。1947年3—5月，华北各解放区在邯郸召开了一次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必须把战争和生产结合起来，以战争来保障生产，以生产来支持战争。^[3]9-10在邯郸会议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解放区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从防御转入反攻，为此，1948年4—5月，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各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会议认为: “今后我们的经济建设应当提高一步，不但要发展农业，而且要发展工业，不但要建设乡村，而且要建设城市。”^[3]368由于石家庄解放后华北各解放区大体上已经连成一片，各解放区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已有可能和必要从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渐发展走向统一的国民经济，因此会议要求经济建设“必须迅速完成进一步的统一”^[3]370。是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开始具体系统地讨论革命胜利后全国性的经济建设问题。刘少奇在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问题是个新的问题，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4]1这表明，党对经济建设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经济建设已经成为与革命战争同样重要的工作。

显然，党是在革命即将胜利但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形下把经济建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这不同于苏联在革命胜利后才提出经济建设问题。刘少奇认为：“我们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是又有战争又要提出这个问题，矛盾在于既要一切服从军需，又要开始经济恢复与建设工作。”^[4]45也就是说，革命与建设两大任务要同时进行。1948年底，毛泽东号召全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5]1375。同时毛泽东强调：“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5]1379之后，周恩来也提出了革命与建设并重的主张，一方面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包括肃清国民党反动残余，实行土地改革，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等；另一方面要“建设新中国”，包括扩大与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克服困难，走向工业化。^[6]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毛泽东开始考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指出，1927年以来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5]1427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意味着党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尽管毛泽东强调工作重心的转移，但是在他的构想中，经济建设仍然没有脱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他看来，“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5]1433。他在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和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等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且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正在被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迅速地代替。^[7]57因此，“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7]58。显然，毛泽东把经济建设当作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①，事实上，经济建设本身就是革命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作为“革命”一部分的经济建设，其政治指向性已经发生变化。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新民主主义政治是一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表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必须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之上。^[8]679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们的基础，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是不能巩固的。^[9]1081因此，巩固新民主主义是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不过，此时毛泽东强调的是，经济建设的目的不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提供经济基础，而是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准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在革命胜利以后开展经济建设，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而“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1437。这样，经济建设就被赋予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准备的政治使命。

在毛泽东的构想中，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将以工业生产为重心。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经济建设的重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在解放战争前期，解放区的生产建设仍然具有“战时的”“农村的”这两大特点，经济建设仍然只能以农业为主。^[3]76此后，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许多城市解放，党的经济建设的重心也开始转移。1948年7月，毛泽东提出要改变过去经济建设以农业生产为重心的情况，“在解放区提高生产，必须是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并重”^[10]372。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这意味着经济建设的重心由农业转移到工业。毛泽东指出，城市工作的重点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5]1428。

毛泽东强调经济建设应以工业生产为重心，这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基础之上的。毛泽东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因此，中国要想获得真正的独立，就必须实现中国的工业化。^[2]146-147新中国成立前，工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刘少奇认为，国家经济，包括银行、铁路、大企业，等等，其工业生产在全国胜利后，顶多占国民经济的10%~20%。毛泽东认为，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10%~20%，光是国家经济还不会有这样多。^[4]1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作了结论性的分析，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5]1429-1430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成为党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

在毛泽东看来，发展工业既是为了发展经济，也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这一点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苏联在革命胜利后，工业不发达，而农民又非常需要商品，列宁就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来建立工农联盟。列宁指出：“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和改善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粮食，小农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完全正常和巩固。”^[11]540毛泽东对苏联的做法极为认同，他在与苏联代表米高扬会谈时说：“工业在中国的经济中只占10%。有工业就说明中国有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果不考虑这一点，我们就可能犯错误。中国经济中其他90％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个体农民经济，所以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全中国的3.6亿农民或9千万农户中，贫农农户占67%。在解放区，农民得到了土地，领导他们的是工人阶级。但是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不能给农民工业产品，那就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俄国的经验启迪我们，应当给农村的不仅是土地，而且还要有城市的商品。”^[12]

如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工业看作“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2]184，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则把工业主要看作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那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说：“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设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的大生产来从事建设。”^[10]386“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7]139显然，工业被认为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因为工业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工人阶级，发展工业同时也意味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巩固。离开了工业，社会就不能前进，社会主义也就不能实现。由此，发展工业就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总是把工业化的实现与向社会主义过渡联系到一起。龚育之先生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新年献词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在展望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未来前景时，毛泽东总是把两个转变相并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13]可见，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强调经济建设以工业生产为重点的根本原因，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强调必须学习苏联，走苏联的路。苏联所走的工业化道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正好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的，而苏联是从发展重工业开始的。列宁、斯大林在许多著作中都强调了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11]542“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11]724斯大林同样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他批评了那种认为工业化就是各种工业都发展的观点，指出：“不是工业之任何发展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底中心，其基础，是在于重工业（燃料、五金等）底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生产之发展，是在于本国的机器制造业之发展。”^[14]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苏联所走的这条优先发展重工业、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的道路同样适用于中国。时论指出：“一九二六年正是苏维埃政府根据联共党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开始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总方针的时候，斯大林在那时的教导仍适用于今日的苏联，也适用于现正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15]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正式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16]这实际上是规定了中国工业化应该走苏联的道路。

毛泽东主张学习苏联、走苏联工业化的道路，与毛泽东对战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估计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认定“全世界一切人类社会现在正向着苏联所走的道路前进，阶级社会的历史快要完结”^[7]56。无论是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还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毛泽东都反复强调，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大大地削弱了，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被打败，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与之相反，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指出：“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5]1481这种认识促使毛泽东在革命成功后加快了模仿苏联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另一重要原则，就是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但同时强调，必须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发展，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就强调，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但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8]678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9]1060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仍然强调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发展这一原则。1948年毛泽东指出，自由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时期内，他们可以参加这种革命，或者保守中立。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中，他们也可以参加这种建设。“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所应当和必须消灭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7]601949年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5]1430这一原则后来在《共同纲领》中正式表述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本质上就是允许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一同发展。

毛泽东还以苏联的经验来说明革命胜利后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中、苏两国之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两国都是在贫穷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革命的。因此两国面临共同的问题，这就是革命胜利后必须迅速实现工业化，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还不能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在一个经济遭到极度破坏的、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即这个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当然只是在某种限度内)，因为这样能立刻振兴农业。”^[11]541此外，革命后的俄国还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作为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以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经济资料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政策“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17]。列宁的思想和俄国的实践直接影响到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构想。1949年初在与米高扬会谈时，毛泽东说：“在对待私营工业企业的态度上，我们不应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以免吓跑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现在不没收私营工业资本和企业。我们要讲明，俄国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就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还实行过新经济政策，过了12年后才动手消灭富农。我们是另一种情况，我们要更加谨慎地对待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12]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毛泽东主张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所说的“不可过早地限制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指那些“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1948年10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7]177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强调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强调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必须要有更多更快的发展。在扶助私营经济的同时，要尽量发展国营经济，使国营经济能取得并巩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对于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毛泽东主张通过组织合作社的方式，“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5]1432这些主张显然与《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主张有所不同。毛泽东曾明确说过：“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7]140

显然，在毛泽东的构想中，新民主主义经济并不是停滞不动的。恰恰相反，随着经济建设的展开，私人经济和国营经济的比重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不只是要让私人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而且还要让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有更大更快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前提。可见，毛泽东关于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主张，就其根本目标而言，仍然是要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事实上，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和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已经保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前途是社会主义。①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构想具有很强的政治指向性。尽管他强调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大力发展工业，强调利用资本主义，但同时他又强调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强调中国必须走苏联的路，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所有的这一切都指向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目标。由此可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迅速放弃新民主主义，与其说是一种“转变”，不如说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