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于一战期间的“1914年迷茫的一代”，并非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第一次出现的代际冲突。罗伯特·胡尔（Robert Wohl）认为，从更广的视角观察可以看出，在一战爆发前，新旧两代冲突已经汇合成一种明显的“青年思潮”。他通过对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青年一代的比较，得出以下结论：这种思潮是一百年来长期追求社会解放的副产品。大战前的20年，青年人已经开始有组织地集体挑战成年人的权威……德国和奥地利的青年运动，法国的民族复兴运动，意大利社会党的青年党员对党的领导人的行动，西班牙青年知识分子的动员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青年一代在表达其特有的情感诉求，并将之扩展为社会运动，以便更好地把控自己的命运。
现代化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弱化了父母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给传统的新旧冲突注入了更大的推动力。父母不再能保证其子女在社会等级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一旦子女未来的成功不再依赖父辈的智慧和传统技巧，那么，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父辈所严厉要求的服从与尊敬、规矩与功业等，都会被子女看作无法忍受的暴虐专制，理应遭到反抗。”[1]因此，欧洲的年轻一代热切地要求改变世界，许多人欢迎一战，而战争的结果却让人们痛苦不堪。
一战本身持续时间之长和战争之残酷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战争，《凡尔赛和约》对和平的亵渎、被出卖的情感、理想的幻灭等，这一切都是导致战后社会的人们无能为力、精神沦丧的显著的情感特征。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参加过一战，二战期间因参加地下抵抗组织被盖世太保杀害。他谴责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知识分子的冷漠无情和超然逃避。他在《奇怪的战败———写于1940年的证词》一书中有一段切中要害的叙述，他认为他这一代人本应在与德国的和解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本应在公众场合站出来，哪怕发出的呐喊无人理睬。我们本应做到的哪怕是自我安慰，我们知道，不管结果如何，至少应该大声说出我们内心的信念。但我们却更喜欢把自己锁进充满恐惧而宁静的书房之中。但愿青年人能够原谅我们沾满鲜血的双手。[2]
向更为激进而极端方向发展的是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布兰克·拉兹齐（BrankoLazitch）和米罗芮达·达科维奇（Milorad Drachkovitch）在研究共产国际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在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也存在新旧两代之间的分裂。在1920—1921年，青年社会主义者是支持列宁第三国际的主体，“新旧两代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共同语言了”[3]。
一战加剧了代与代之间的冲突，许多西方青年强烈感受到了这一点。正如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战后创作的小说《人间天堂》中的主要人物艾默利所说：“我不敢确定战争本身对我们是否有重大影响，但是战争确实摧毁了原有的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扼杀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个性。”[4]从移居巴黎的美国人社区到以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e Lukács）为代表的匈牙利青年文学界，都感觉到战争加剧了新旧两代之间原本就在不断增长的孤立意识。
埃里希·雷马克（Erich Remarque）在他的名著《西线无战事》中也描绘了传统被抛弃、未来活力被异化的景象：而且即使把我们青年时代的这些景象重新还给我们，我们也很难知道该怎么办了。由它们传给我们的那种神秘而脆弱的力量，是不可能复苏了。……我们再也不能作为同过去一样的人，来参与这样的图景之中了。……我们已像商人那样懂得了优劣，象屠夫那样懂得了屠杀的必要。我们不再无忧无虑，我们根本漠不关心。……我们既像小孩子一样孤独凄凉，我们又像老年人一样历经沧桑，我们既粗野，又忧伤，且又肤浅———我相信我们是真的完蛋了。[6]
西方世界新旧两代冲突的主要内容在中国语境下也得到了反映。与西方相反的是，就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那样，普遍性的现代化进程越是与独特的历史境遇相结合，新旧两代之间的鸿沟就越进一步扩大，更加无法架起沟通的桥梁。李璜在60年后回忆了青年人对老一辈的蔑视和儿子对父辈的鄙弃：“清末我们的前辈父兄，可以说对于我们所学的新知内容及新潮影响，除很少数的前辈外，大都茫然无所觉察。因此新旧两代人之间，思想便完全脱了节，前一代既无知识能力去领导后一代，则后一代不复愿为辕下之驹，势必绝寤而驰，此父兄之教所以无法能严，而子弟之行所以都不谨了啊。”[7]
赖景瑚赞同这种领导权让渡的说法: “由于两代人之间关系的疏离，老年一代已经不能给予青年一代知识方面的指导。青年人冲破家庭、社会的束缚，走出家门，寻求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道路。”[8]
虽然后来的历史书写者无意对青年的无情深表惋惜，但是历史亲历者却经常将新旧两代的疏离作为阐述的重点。曾琦(1892—1951年）对老一代人也不是十分同情。他在1922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声称，少年中国学会因对老一代失望而应青年之要求而成立。他比较了新旧两代人在价值观上的不同之处[9]:
林毓生在研究“五四”时期的历史时认为，“五四”时期的青年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称之为“彻底反传统”。林毓生认为，彻底反传统的原因缘于多重历史力量和直接的政治事件的相互作用。其中两个因素最为突出：传统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以及君主专制的废除、普世王权的丧失所带来的道德沦丧。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地使用诸如“彻底反传统”这类词汇。“五四”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也许想要拒斥传统的秩序和价值，但是其行为方式和思想体系并非必然指向拒斥传统思想。林毓生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声明：“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在文化道德方面完全与传统的思想和价值观割断了联系，相反，包含于经过对旧制度的整合物中的这些思想和价值观要么受到侵蚀损害，要么位置错乱。”[10]
并非所有的中国青年都对这种新旧两代的疏离持欢迎态度。1921年，远在美国的蒋廷黻谴责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违背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动辄“将公私两方面的弊端都归咎于拒绝接受新生事物的旧式人物”[11]。
也有几位老一代的进步分子意识到新旧之间的紧张关系。同陈独秀一道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一篇论述新旧两代不断疏离的文章中，劝告青年人应循序进步，不要一见老人之云为就嗤之以陈腐，而老人也不应一见青年人之行动就骇为危险。[12]然而，即使在最进步的老人中，新旧两代的紧张关系也始终存在着。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于1919年来到巴黎，信奉无政府主义，鄙视自己的父亲。这就是利用《新青年》发起青年运动的那个陈独秀。
新旧两代之间紧张关系的性质变了，不过其演变是个渐进的过程。肖斯克(Schorske )、克里格尔（Kriegel）和胡尔(Wohl）等人的著作中都突出了这种渐变的思想。他们认为，此前的几代人已经部分地适应了变化中的价值观及正当的行为规范。在亚洲，外国势力加速了这种变化进程。戴维·玛尔（David Marr）给1900年代早期的越南知识分子贴上了“结束旧时代并开创新时代的一代” (Generatinn of Lasts and Firsts）的标签。[13]这种说法似乎也适用于发起勤工俭学运动的一批中年中国人，比如蔡元培（1868—1940年）、吴稚晖（1864—1953年）、李石曾（1881—1973年）和吴玉章(1878—1966年）等，这些人都接纳了传统的儒家教育，但也接受了西方思想及行事风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蔡元培，他“在二十九岁以前完全为旧学，三十岁始阅科学书，三十二岁始习日文，三十七岁始习德文，四十一岁第一次游学德国，研究哲学及美学，……四十七岁游学法国，习法语”[14]。李石曾、吴稚晖等也是调和新旧且开创新的教育和商业事业者。他们是“结束旧时代并开创新时代的一代”，原因在于，他们是最后一代将其事业奠基于儒学思想体系者，同时他们又是第一批开始严肃考虑吸纳西学者。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们这种调和新旧中西的努力是有局限的，这导致他们后来自我孤立于追随他们的青年人。
因此，新旧两代之间的冲突在20世纪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而一战更进一步加剧了此种冲突的痛苦程度。中国人将自己的传统思想连根拔起，于是开始狂热地探讨所有的西方思想，虽然某些思想并不那么重要。那些奔赴法国的青年，不论其后来的政治追求如何，经常挂在嘴边的都是“寻求救国之道”。用李维汉的话来说就是：“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头脑里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15]
全面考察新旧两代之间的危机，就不会对东西方在基本理念上并无不同而感到惊讶。马尔科姆·考利在总结迷茫的一代的信条时认为，它包括：由少年救世的思想，自我表达的思想，异教思想（身体是圣灵所宿之处)，及时行乐的思想，自由，男女平等，心理调适，改变环境（在欧洲他们会干得更好)等。[5]60-61考利暗示，表达自我身份的认定，与对外国城市的考察联系在了一起。
一战后的欧洲，尤其是巴黎，集中体现了这种吸引大众、五光十色的变化。琼·美拉尔（Jean Meral）在研究巴黎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时得出结论，尽管流亡者对其周围环境有许多误解，但是“他们对巴黎的描述，包括那些极度扭曲的描述，却向我们讲述了什么是美国、什么是美国人”。美拉尔说：1917年以后，美国的形象，被具有各种各样社会背景的新一波流亡者大军重新描绘了。现在那些在巴黎的流亡者变得更为激烈尖锐，充满了个人色彩。关于美国的争论映现着信仰危机。……巴黎，狂暴而原始的巴黎，这个魔幻之城，如同在镜中表演，失去了方向，迷失了本我。巴黎，这里是佳节之都，可以纵情酒色；这里是罪犯之城，可以寻求性的解放和弗洛伊德式的释放。[16]
这样的思想大部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很盛行。新文化运动强调打破传统、追求解放，强调青年一代是民族救星，主张男女平等，将身体看作圣殿，以及奔赴先进国家学习，极力表现自我。他们遵循着陈独秀向青年阐明的新青年的标准。
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新旧冲突的那些思想观念在要求个性解放、自我表达等方面彼此映照，体现了真正的共鸣，但也存在着重大区别。首先，中国新旧两代的疏离不同于西方，其疏离不是由科技革命造成的，而西方青年生活在急速增长的物质主义环境中。因此，学习科技知识是那些积极参与勤工俭学者的明确目标。他们希望中国工业化。
其次，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没有放弃科学方法的训练，更热心于提高自身的智力和分析能力，而不是像西方青年那样倾向于首先专注于自己的感官认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未因科技浸润而懈怠，反而因一眼所见的现代世界的刺激而增强。
再次，尽管这些青年人主张学习外国，大声疾呼在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都要开展新文化运动，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依然充满信心。相对于旅居欧洲的美国人来说，中国人“显然”更像外国人。但是可以感觉到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很自豪，这使他们在自我孤立的同时，又充满自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能够团结起来并进行自我改造，甚至在外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政党组织。
最后，中国青年不像西方青年那样直接参加毁灭性的一战，长期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中国青年对于暴力有着不同的经历，他们诉诸暴力更多的是来自直接的迫切需要———挽救国家危亡。与一战前法国青年经历的“黄金时代”、德国青年度过的富裕时光、美国青年池边垂钓和登山踏青的休闲娱乐不同，近代中国一直处在战争与暴力的喧嚣声中。因此，当西方寻求新秩序的人们还在希望从昔日美好的时光中寻求解决问题之道时，中国青年却并不受缚于年轻人的幻想，开始更自由地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更能够献身并发展新思想。
因此，同自称为“迷茫的一代”的西方青年相比，同时代的中国青年可以称为“奠基的一代”。这个称谓是指那些出生在甲午战争后十年的人，他们体验了旧时代却没有真正地悟透旧时代。他们是最后一代像“为了博取功名”那样接受儒家教育的人，同时，他们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代人。同老一代相比，他们对于诸如报纸、铁路等现代事物更能接受并泰然处之。他们成长于前途未卜的艰难转折时代，却并未因20世纪的混乱而沮丧惊慌，他们精神饱满、生机盎然，他们取得的成就是紧随其后的几代中国人和同时代的西方人所未曾取得过的。
新文化运动阐述的理念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得到了最好的实现。虽然个体之间的理想和目标不尽相同，但是，到国外努力寻求救国道路，这一点却是相同的。
在中国历史上，出国留学并不流行。甚至在西方入侵后，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不积极鼓励出国留学。但到了世纪之交，不论出国留学的目标还是其受欢迎的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有改观。早期留学生以学习军事技术为主，而此时，学习政治学说成为主流。[17]149-150
由于这种政治目标越来越得到认可，归国留学生在中国也越来越受重视。正如1917年下半年的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留学生为一国之领袖，一国之救主。”[18]196-198确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投身政界，与留学初衷相悖。
1919年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和“五四运动”鼓舞着青年人寻找赴外国留学的机会。然而，为勤工俭学运动提供最初组织动力的，却正是长期投身中国现代教育的几个伟人———李石曾、蔡元培和吴稚晖等。汪精卫、褚民谊、张继、吴玉章及其他几人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蔡元培是勤工俭学运动最重要的倡导者，而吴稚晖被认为是最有才能、最有风度者，但是，最重要的人物还是李石曾。正是通过李石曾在法国特别是在蒙达尼的社会联系，留法俭学会的各种活动才开始兴旺发达起来。1912年2月，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和吴玉章等组织了俭学会，该会宗旨是节俭费用、为推广在法留学之方法。其目标是促进一系列新理想———民德、民智、民力的形成。
俭学会还在北京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教授法语、中文、数学以及卫生等实用知识。第一批招收的60多人于1912年年中取道西伯利亚赴法俭学。留法预备学校的成功推动了赴法俭学运动的发展。随后，四川、上海也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此后的两三年里至俭学会停办之前，又有两批学生赴法俭学。有趣的是，留法俭学会最初的计划是希望于五年之内安排3000名学生赴法俭学。[19]俭学之宗旨不限于法国一地，比如，1913年俭学会曾尝试设立留英俭学会等组织。[20,21]
1912年11月，李石曾回到法国蒙达尼，蒙达尼市政府和当地大学愿意同李石曾等就勤工俭学开展合作。新到达的中国学生受到了官方的欢迎，官方举行了公众集会，随后提供了经费保障。在蒙达尼市议会上，预算提案中增加了“来自中国学生群体学习法语的经费，以及随后学习商业、工业和农业方面的经费”。这个提案反映了其他公众的意向，即赞成把法国文明和民主思想移植到中国大地。
关于1916年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旅欧教育运动》认为，俭学会停止向法国派遣学生的原因，是由于欧战打断了正常的教学活动。[22]54其实，尽管欧战爆发，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们依然继续活动。1915年3月，勤工俭学会在法国巴黎成立，提出“勤于工作，俭以求学”。很多中国人注意到，由于战争，法国壮丁不足，战时工厂亦需劳工，因此，中国人将此作为去西方一边做工挣钱一边学习的机会。但是，勤工俭学会特别声明，并不承担正式的义务和责任，而只是鼓励人们去国外学习并提供一些非正式的支持。
对勤工俭学运动影响最大的是华法教育会。其发起人还是李石曾、蔡元培和吴稚晖等人。最初的组织机构包括32名法国人和30名中国人。在1916年3月29日的发起会上，蔡元培被推举为华法教育会首任中国会长[23]197-209，欧乐（Alphonse Aulard, 1849-1928年）被推举为法国会长。李石曾的老朋友、蒙达尼农校教授法露（Victor Falleau）由于在1912年赞助发起留法俭学会中发挥的突出作用，被推选为该会的副干事长。[24]
华法教育会的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其作用分三个部分，其中有两部分都与勤工俭学有直接关系:（一）翻译中法书籍。（二）联络中法学界诸团体，促进两国学者之交流。呼吁在法国创设各类学校以应当务之急，不断增加来法中国学生。（三）当以法国之公道诸谊为标准，发展中法两国经济之关系，助进华工教育之组织。
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者多达数千人，各色人等赴法动机亦不相同，但通常情况下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共同之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中国教育设施不足。1917年，蔡元培在华法教育会北京预备学校发起会上发表演讲，解释了出国求学的必要性:
“顾吾国固有学校矣。何以本会必劝人游学于外国？是亦有故。吾国学校之数，尚不足满愿学者之需。小学毕业者，或欲受中等教育而不得，中学毕业者，或欲受高等教育而不得，一也。吾国各学校之设备，尚不完全，亦不能悉得适当之教员，毕业之学生，仍不能与外国同等学校之毕业生相较，二也。学校以外之设备，如藏书楼、博物院、动植物园、农场工厂之属，吾国多未建设，不足以供学者之实习而参考，有事倍功半之虑，三也。故吾人不能不劝人游学。”[18]177
学生们也将这种自卑感和救国激情反映在他们的演说和文章之中。一名在法勤工俭学生汇报说：“不幸而中国与世界隔绝，不能追欧西之科学、之工业。不幸而中国乏多数之人才、多数之金钱，不能设多数学校与工厂。不幸而中国现有之学校，不能造就多数有用于中国社会之才。”[25]
不是英国、德国或美国，而是法国被认为是最适合中国人的旅居之地。此点不仅反映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广受欢迎，而且还体现在自费赴法的中国学生人数众多。
法国社会有好几个方面能够在价值目标上与新文化运动产生共鸣。其国民教育概念深深吸引了中国人，他们发现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07年法国法律规定宗教和教育相分离。法国的尖端科学、高深哲学和一般的思想潮流均被认为是西方国家中最著名的。从推动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到巴斯德和其微生物学的创立，从孔德到拉马克，中国人兴奋地沉浸在全新的、先进的西方文化知识里。勤工俭学运动更迫切的实用主义目标是获得工厂做工经验、学习技术教育。中国人希望自己的国家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以此作为提高国内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的基础，以促成国民见多识广、积极参与政治的最终目标。华法教育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互相取资”，就是说要相互交流中法文化之专长。
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都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可能是第一个激发中国产生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主义青年的重要西方思想。
巴黎的无政府组织，主要成员包括李石曾、吴稚晖、张继以及《新世纪》杂志的有关成员。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主要通过大量的出版物
在以下几个方面，无政府主义在勤工俭学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首先，它为李石曾、吴稚晖等勤工俭学运动的指导者们提供了指导思想。不论是李石曾还是吴稚晖，都把教育当作革命活动的首要手段。“革命”之实现只能缓行，“革命”之团体只是若干团体中进行合作的团体。
李石曾受过较好的科学教育，这一点，强过他所处时代的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他反对将进化论理解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过程……他注意到在两个领域革命和进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是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语言正在逐步演化为一种简单的、大大改善的语言；另一个是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正逐步趋向于无政府主义。[26]
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非暴力、渐进式的革命，除此之外，无政府主义思想还给这些主要领导者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尤其是他们所主张的合作（cooperation）思想。他们有着坚定的道义的目标，反过来，这些目标又成为他们在青年中获得尊敬和声望的源泉，青年人由此而响应他们的号召，奔赴海外求学。无政府主义是一种道德力量。
其次，无政府主义激励人们的行动精神，有利于激发中国青年按照现代方式组织起来。他们建立组织，发表时事通讯，动员民众参与政治训练和政治行动。[27]勤工俭学运动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最成功的组织活动之一。这种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推动作用，后来成为青年团体向政党演变的桥梁。
再次，无政府主义者在确立一些重要的意识形态观念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无政府主义者是最早强调阶级划分并提出中国工人重要性的人之一。在勤工俭学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非常注重诸如群体责任、劳工神圣、打破劳心劳力的阶级壁垒等观念。这些道德性的主张给青年人以深刻印象，也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主旨。恰如一位赴法学习的年轻女权主义者张若茗在1921年所写的那样：中国现在的文化运动家所传布的，五花十色，无奇不有。有的是谈“新思想”，有的是说“德谟克拉西”，有的说“马克司学说”，有的介绍“布尔札维克主义”……种种不一，而总合起来，不外乎求“人”的生活安全。……我们深一层想，不是求知识阶级的生活安全，也不是求劳动阶级的生活安全，是要高尚知识与劳动的资格，集在每人身上，无所谓阶级，有人就是劳动者，是劳动者就有知识。[28]419-420
另一个对勤工俭学运动有重要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互助。
这样，进化式革命、无政府组织、劳工神圣等，都强烈地吸引着早就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青年：无政府主义对个性解放的社会基础的体察，能够让他们在新文化思考中注入社会关怀，此外，这种体察也专注于思想和文化。从这一方面来说，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使新文化运动激进化。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仅有的探讨劳工问题、强调知识分子应察究平民问题的一部分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激进分子中也属出类拔萃，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信息对激进知识分子的意识和行为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占据显著位置之前，无政府主义已经引进了社会主义的议题。[29]
尽管无政府主义是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道德和哲学支撑以及激发行动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尽管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不论是勤工俭学运动的参与者还是观察者，都绝没有将勤工俭学运动视为“无政府主义运动”。参与者接受的是新文化运动宽泛的价值目标，因此绝大多数人没有组织诸如无政府主义一类的青年团体或政党。青年们尊崇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无政府主义领导者，他们相信，处于勤工俭学运动核心位置的是互助、劳工神圣等理念。但是，当他们参与到勤工俭学运动之中时，并没有将自己视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前往法国的普遍理念都是救国、文化交流、学习技术等，并不是“有意识”地将无政府主义作为基本理念并与之联系在一起。
因此，尽管赴法学习西方科技文明知识的中国青年有着救国的共同目标，但是他们赴法根本原因的最突出特点却是原因多样、动机各异，青年学生及其师友的哲学世界观也很不一样。许多青年是不同团体的成员，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理论和知识，经常发起各种讨论。许多青年依然处于探索阶段，他们的思想就像一连串丰富多彩的故事，一头连着过去的旧思想，一头艰难曲折地伸向新事物。奠基一代的特点就是开放、清新。
华法教育会1920年对1230名勤工俭学生所做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年龄在25岁以下，1/3学生的年龄在20岁以下，只有10名学生年龄超过30岁。男女比例也大大高于同期赴美的中国留学生。
大部分勤工俭学生来自饱经战乱的中国四川、湖南等贫穷省份，不像赴北美留学生，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富裕省份。王一初（Y. C. Wang）发现，在1862名勤工俭学生中，大约44％的学生来自四川、湖南，而赴美留学生中大约82％都来自中国最富裕的三个省份，即广东、江苏和浙江。看来，四川、湖南学生的政治意识不断增长，部分原因很可能同他们经历过贫困的经济状态有关。人们通常认为，来自四川、湖南的学生更具有直接行动的特征，而来自广东的几百名在法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就小多了。王一初还提到，通常来说，留法学生被卷入政治的程度要高于其他国家。[17]158-161，111
有调查表明，在1907—1962年，对比德法两国的中国留学生被授予博士学位人员的情况，可以看出不同的趋向：在德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732人被授予博士学位，其中21% (154人）属人文社会科学类，79% (578)属自然科学类。在法留学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在法国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有581人，其中63%(367人）属文学和法学类，仅有37% (214人）属自然科学和医学类。[30]
中国学生一旦来到法国，便迫切希望抓住学习和做工的机会。华法教育会在1920年底的调查显示，在1414名勤工俭学生中，1077人要么在求学（498人)，要么在做工(579人）。[31]勤工俭学生的教育程度一般都不高，绝大多数只能去接受中学教育。尽管学习时间不足，系统学习也有限，但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勤工俭学生还是完成了相当于中国中等教育的学业。一些同情勤工俭学运动的教育机构如蒙达尼各校，开设了专门的语言课程。勤工俭学生很少具备职业背景，举例来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来法国之前仅有50人在工厂工作过（尽管他们在预备学校有过一些实践经验）。[23]87
总之，典型的勤工俭学生是20来岁的青年，而且很可能来自四川或湖南，只受过极低程度的教育，没有多少工厂经验和技术。但当他们来到法国之后，便既去学校求学，也去工厂做工。
把勤工俭学生结合在一起的共同目标是救国。许多人都属于不同地区的组织或青年团体，但都面临着新文化、新环境、新技术甚至整个新世界的挑战。随着勤工俭学生就业不足和华法教育会管理不善等问题的出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变得复杂了。这样，在1920—1921年，随着第17批中国青年离开祖国、前来法国，情况更加紧张，于是，在1921年发生了三次“斗争”，使得勤工俭学生更为团结，也更为激进。
勤工俭学发起者的规划并不具备安置数千学生在异国他乡工作求学的综合能力，其发起者对法国的经济形势也没有进行切实的评估。从1919年底到1920年初，每个月都有数百名学生来到法国，其生活状况不断恶化。勤工俭学运动发起者当初的承诺已经无法兑现了。
周恩来于1921年初来到法国，写下了一系列探讨勤工俭学问题的文章。周恩来的文章对勤工俭学运动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批评。[23]11-12但是，尽管这些文章鞭辟入里，他也并不认为勤工俭学运动就完全不可行。
据李璜说，病死及其他原因死亡者约为150人。[32]勤工俭学运动面临的两大难题是：许多学生语言不通和在此之前从未从事过体力劳动，而文化差异和（文化）适应问题也加剧了这些困难。
对华法教育会的指责极多。有一篇文章指出华法教育会有三大缺陷：(1)为勤工俭学生介绍的工作或工资太低或太过劳累，当学生提出变换工作时，华法教育会反映不够灵活；(2)大多数学生依靠华法教育会生活救济贷款，但是获取贷款极其不易且不及时；(3)华法教育会根据不同地区和与自身亲疏关系不同，偏宠某些学生。[33]183-184
当然，有些华法教育会的领导和管理者意识到这些问题并试图解决。[28]336-341毫无疑问，华法教育会任务繁重。发起勤工俭学运动的各层级对华法教育会的支援并不少，但是各类问题始终存在。到1921年初，当勤工俭学生达到1600人的时候，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更为紧迫了。最终，在1921年初，鉴于勤工俭学运动发起者的要求，教育部遂停送俭学生前往法国。
另一个引发学生严重不满的重要原因是蔡元培赴欧考察勤工俭学状况，并促成在法国里昂大学和比利时建设中国教育机构。对于蔡元培的到来，许多学生翘首以盼，希望他能带来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蔡元培对勤工俭学运动考察的时间并不长。[33]185-186他发表了两份通告（1921年1月12日、16日)，宣布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断绝一切经济上之责任
蔡元培对勤工俭学生的处理相当不公正。他对1600名在法勤工俭学生实质上的抛弃，激发了他们对自身世界观更为激烈的质问。他们感到迷茫、痛苦，由于华法教育会推卸责任，他们的愤怒情绪不断高涨。也许是蔡元培对勤工俭学生作出了消极的判断，他才采取了如此严酷的立场。
蔡元培通告的发表改变了学生们规规矩矩的行事方式，在1921年的骚乱之中，学生政治团体产生了变化。大多数学生对蔡元培的讲话感到震惊，但是仍有许多学生相信勤工俭学运动还具有生存能力。一大群在蒙达尼的学生在蔡和森（新民学会领导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领导下，主张采取直接行动。蒙达尼派的工学世界社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工厂做工来俭学，就是给资本家当奴隶，并提出政府应该给予他们教育生活费用。因此，他们前往驻法公使陈箓处请愿，要求“生存权，求学权”，要求以四年为限，每人每月发放400法郎津贴。1921年2月28日，300~400名学生在巴黎巴比伦大街的中国公使馆前集会示威。虽然“二·二八”运动最终失败了，却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有些学生宁愿采取直接行动，也反映了勤工俭学生之间缺乏团结。赵世炎、李立三和王若飞领导的派别，蔑视蒙达尼派拒绝在工厂做工的主张，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但是，很明显，他们为内部的不团结所困扰，因此以极大的努力加强同蒙达尼派的联系。
1921年夏天的“拒款斗争”为在法国的中国人提供了极好的联合行动的机会。基本事实是，在7月，陈箓对各团体进行欺骗，而到了8月13日，学生们在代表会议上痛打了陈箓的代表，并强迫他签署了一份拒签借款协议的声明。[28]459-466
1921年因计划中的中法借款而引发的第二次斗争搁置了中国向法国贷款问题，但是它激起的怒火还在继续燃烧。更为激进的行动接着发生了，最重大的事件就是1921年9月21日100多名学生占据里昂大学校园。这就是1921年的第三次斗争。最终占领校园的学生们被关进了一座兵营，在被关押近一个月后，被驱逐回国。[28]571-582
从短期来看，占据里昂大学事件似乎为勤工俭学运动敲响了丧钟，但从长期来看，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学生的激进化，如赵世炎和王若飞等，他们都参与了占据里昂大学事件的谈判。占据里昂大学事件使“二·二八”事件中对立的两派团结起来，同时，由于蔡和森、李立三和罗学瓒等几位重要领导人被驱逐回国，法国又产生了一批新的领导者。
在新旧两代冲突的危机中，1600多名中国青年来到法国寻求救国之路。对他们来说，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是个转折点。但是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特别是1921年的几次斗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痛苦，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积极地承担起他们的政治使命。
本文译自：Marilyn A. Lev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