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1]5，这就指出了中国梦三位一体的主体向度，同时申明了它的价值内容。概言之，中国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可分割且不断发展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要深入理解和准确诠释中国梦，就需要求诸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有助于对中国梦发生的必然性、内涵的合理性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作出科学解释。
一旦民族复兴被确定为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之一，这就意味着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来理解中国梦。换言之，中国梦的理论前提应该是世界历史理论。这是因为，当中国被动卷入而非主动参与到世界历史之中时，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民族，而是成了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具体到中国梦的内涵，从其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看，民族复兴一旦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并列，它就决定了后两个要素的世界历史属性。尽管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张力，但闭关锁国不可能使国家富强。就个体的人而言，其也时刻经受到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等世界历史中的特有现象带来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前社会发展及其价值旨归只能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因此，世界历史理论当然成为中国梦的理论前提。
实际上，马克思早就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提到过两个重要观点，一是黑格尔以“两极相联”的方式来研究“人类发展原理”，其方法“怪诞”但却“极其深刻”；二是看到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开始发生联系。[2]607这除了证明可以而且应该在世界历史框架内对中国问题（中国梦）加以解释外，还表明世界历史理论是黑格尔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马克思也承认并批判地接受了这一点。
马克思在论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提到了“两极相联规律”，它无疑指的是辩证法。也就是说，黑格尔以辩证方法来理解世界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他也用这种方法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落后及其原因。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是“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3]10 “世界精神”以辩证的方式自我呈现出来，最终形成世界历史。
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是高度相似的。
当然，尽管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二者之间的区别才是根本性的，而且，正是这种根本性区别赋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科学性。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在历史发展动力上，黑格尔认为自由精神内部的辩证关系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则将世界历史的发展最终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日耳曼社会)，生产力具体体现为资本生产力，它直接决定了世界市场的建立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日耳曼社会是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归宿，但在马克思那里，日耳曼共同体及其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更高级社会形态的一个过渡阶段，世界历史会继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4]181，资本主义绝非历史发展的终点。
尽管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价值即自由维度上也提供了补充，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及其正确的价值旨归预示着，只有它才可能为中国梦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属性，那么它们同样应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特征。
客观而言，马克思对中国存在着一些误判，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说他对中国的部分论述具有合理性，那么这种合理性恰恰来源于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大体说来，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恰恰是中国社会从辉煌走向没落的时代，当他将中国称为“活的化石”时，他不是像黑格尔那样用抽象的自由精神来简单地否定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而是根据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进行了辩证分析。
比如，同样是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马克思谈到了中国被迫走进现代社会的路径。他指出，中国已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历史之中，开始与世界各民族相互激荡、相互影响，“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2]508。马克思在这里一则说明中国进入世界历史的方式是被动型的，二则说明中国客观上不可能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处在世界历史之外，它会进入世界历史，而且这一发展进程具有必然性。当然，在马克思看来，相对于西欧诸国而言，中国仍然是落后和野蛮的，不能有效影响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因此，中国和西欧诸国之间不能平等对话，在这种意义上，它确实又是“局外人”。
中国不能只作为世界历史的被动剧中人，更应该作为历史的剧作者。
这种解释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尺度方面，换言之，它是用科学的理论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具体来说，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其中生产力是最根本的要素。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交往的普遍化，这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前提。[7]538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能够取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并建立世界市场，原因在于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6如果欧美等国家没有发展出先进的生产力，以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基础的美国梦和欧洲梦等也只是空中楼阁。生产力的落后和生产关系的僵化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同样，中国梦的提出和实现也必须去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世界历史，在世界市场中谋求自身的发展。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邓小平同志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一。同样，由于看到了生产力的根本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梦时，强调发展在当前中国的核心地位，认为只有发展才能够“使国家更加富强”；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够“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强调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幸福感。总之，只有发展了生产力，才能积累丰富的物质财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积极稳妥地改革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上层建筑，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袤的空间，这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前提。
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真理尺度解释了中国梦提出的必然性和确定之内容的合理性。但中国梦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人民幸福。人们不能将之简单理解为物质生活的富足，它应该包括更丰富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占有需要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那么人的幸福就应该既满足生理需要和占有需要，还要让作为现实的个体的人能够在历史中实现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点在当代心理学中也得到了论证和说明。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表明，人们不但有生理和安全等基础性生理需求，而且还有归属和爱、自尊等心理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8]，[9]39尽管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与马克思的需求理论之间存在差异[10]，但他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也论证了人民幸福的层次性和复杂性。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尺度能够解释中国梦的人民幸福内涵。马克思指出，人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7]541，在人类历史中，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的解放以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马克思不仅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社会是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2]53，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通过“三形态”理论更加全面地阐明了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的自由和平等程度也在不断提高。[11]107-108不言而喻，以人为本是它的价值取向，自由和平等是它的理论内容。因此，只有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才能够提出以自由为基本内容的美国梦和以平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欧洲梦。[12]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致，美国梦和欧洲梦强调的自由和平等更重视形式意义，而不关注这些价值在实践中实现的程度如何。
中国梦的具体背景是全球化，底色是社会主义；它既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强调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既强调诸种价值的形式意义，也注重它们的实质结果。可以说，中国梦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民族梦，想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平等。这一点在中国梦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中国梦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要给人民提供“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1]22，13这些都体现了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中国梦的价值取向。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的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有效论证了中国梦内涵的科学性，反之，中国梦本身亦可视为世界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典型体现。
中国梦自身存在着一种张力，它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生成并逐渐展开，但同时又强调中华民族的复兴，它本身包含的这种内在张力要求，要求必须有一种体现社会发展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制度作为保障，这就是中国道路。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往往被误解为一种社会单线发展的经济决定论。实际上这种理论是开放的和包容的。毋庸讳言，马克思曾提出世界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遭受的侵蚀和破坏，认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2]35。但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一体化”的论述仅仅强调了在世界范围内交往变得越来越密切，强调了资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的强势作用，而并没有因此否认各民族的独特存在。在论述资本原始积累时，马克思认为历史整体进程并不会完全吞噬各民族的独特性，因此，人们不能把他的历史理论理解为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相反，他认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3]这就意味着，作为意识形态最上层领域的社会理想和民族梦，必须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决定的，同时各国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就世界各国的民族梦而言，它们都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环，但都是针对不同历史环境提出的具体梦想。美国梦强调的是自由和个人独立，因为美国的第一批移民是“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他们都是因受宗教压迫而迁徙到北美大陆，并在美国大陆首先建立起了与自由紧密相关的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治体制。因此，里夫金认为“只有在美国的土壤上才能追寻美国梦”[12]8。欧洲梦同样如此，它对共同体的强调、对文化传统的迷恋都与它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价值取向即排序都具有较大差异。要准确理解和实践中国梦，同样需要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民族特征和文化传统进行整合之后形成的道路。中国道路具有开放性，它会吸收古今中外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积极成果；它也具有批判性，要对已有的发展道路进行审视、考察并作出判断。中国道路的这些特征与中国梦是一致的。中国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充分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成果，同时扬弃美国梦和欧洲梦的不足而提出的一种崭新形态的民族梦，是一种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民族梦。
此外，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梦也根据本国实际提出了以追求世界和平为基础的民族理想，始终秉持“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既强调个人的自由和能动性，也强调社会和集体的价值，实现个人与社会、集体的统一。不管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还是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中国梦强调的都是“和而不同”的理念。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每个人都应该从中受益；在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强调“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在国与国的关系方面，他提出要“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而不是强行推动本国的价值观，把不适合他国国情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民族之上，而是充分尊重各民族的独立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与其他民族共同展望和构建和谐共存的世界梦。[1]3-4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道路和中国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中国进入世界历史之后分别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中国道路应该而且也能够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极为复杂，一般认为包括三阶段和四形态或四要素，所谓的三阶段是指: “第一阶段就是‘精神’汩没于‘自然’之中；……第二阶段就是它进展到它的自由意识；……第三阶段是从这个仍然是特殊的自由的形式提高到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参见:黑格尔．世界历史[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57.所谓的四形态或四要素，即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