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掀起的对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诋毁和攻击，一些歪曲、质疑毛泽东思想的声音也沉渣泛起，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面对这一背景之下的各种“非毛”“反毛”思想，我们应当如何深刻全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应当如何把握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围绕这一主题，访谈人同北京大学的梁柱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在访谈中，梁柱教授从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入手，梳理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色及其对当代中国不可替代的价值，着重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指导我们继续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继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继续保持党的纯洁性和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论述精到，发人深省，兹记录如下，以飨读者。

访谈人：谢谢梁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搞“反毛”“非毛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

梁柱教授：你提的问题很重要。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反历史的错误思潮，也是一种有明确政治指向的思潮，它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西化、私有化中国这一企图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而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攻击、否定的重中之重。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就更显得重要。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作出了明确的、肯定的回答。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不但在理论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而且在指导实际工作中也对其有深刻的体现。同时，人民群众的回答也同样是坚定的、不含糊的。毛泽东逝世40年来，人民群众中的“毛泽东热”始终没有消退，这充分表明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思想理论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心中，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所在。

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不仅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毛泽东确立的“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已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认真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当代中国的关系，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访谈人：您刚才提到毛泽东确立的思想路线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大力倡导的，可不可以说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的一个重要表现？

梁柱教授：是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着力倡导和确立的“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培育了保证我们党取得胜利的良好学风。应该说这方面的思想价值具有更普遍、更重要因而也更久远的指导意义，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但党的斗争经验又说明，仅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够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更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的极大特殊性，使中国革命面临着需要依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解决的各种复杂问题。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多数的国家，因此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响到党的队伍。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就是受这种思想方法影响的突出表现，这极大地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难度。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曲折和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相联系的。毛泽东紧紧抓住党内思想方法上两条路线的对立，倡导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教条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这对于确立党的正确的思想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访谈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全面理解毛泽东创立的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呢？

梁柱教授：毛泽东确立并积极倡导的这条思想路线，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把思想方法的问题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也就是说，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一条思想路线提了出来。我们党是按照列宁提出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同欧洲一些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情形有所不同，在中国，党内不存在要不要革命和是否承认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成员小资产阶级出身占多数的特点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革命的问题凸显出来。在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主要表现为观察问题的片面化、表面化和绝对化，这成为党内产生分歧并使革命屡遭挫折的重要思想根源。教条主义者虽然在口头上、理论上也承认唯物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违背唯物论的。他们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这种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紧紧抓住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风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之间的根本对立和斗争，积极在党内倡导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延安时期，陈云曾经三次同毛泽东谈到过去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经验不足，毛泽东三次都回答，这不是经验不足的问题，而是思想方法问题，从而引发陈云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兴趣。事后，陈云也多次深有体会地谈到，最要紧的是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1]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要反对教条主义。党的七大在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时，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对理论、对典籍的一种完全错误的态度。党的七大提出的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影响已日益缩小，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那些迷信西方、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却日益成为突出问题。受到这种教条主义影响的人们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这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毫无疑问，反对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已成为我们今天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次，毛泽东指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包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这构成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是始终重视理论的，他所反对的只是那种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正如他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109-110他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2]116。由此可见，把理论与实际、坚持与发展、学习与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毛泽东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3]。毛泽东是在党内主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同时也是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热忱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他为了正确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毕生致力并倡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毛泽东从我们党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4]260他说：“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4]260毛泽东不仅自己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而且积极推动全党学习理论，他先后为党内学习理论开列过5本、12本和30本马列著作的阅读书目。他认为，“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5]。这就是说，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提高全党的工作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最后，毛泽东提出以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他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升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实际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2]92。他严肃指出：“许多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2]109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

毛泽东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从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访谈人：您是否可以从总体上谈谈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如何正确认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对其继承和发展的意义？

梁柱教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6]59“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6]59这是十分正确的科学结论。

首先，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多方面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些原理和经验会长期起作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正确的思想理论和经验总结，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多方面的规律性的认识，具有客观真理性和历史延续性。以民主革命时期来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论所体现的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关系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关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中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相关策略的思想，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以及一系列基本政策，等等，都具有普遍的、长期的指导作用，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等方面的思想，同党在新时期的工作有着更加直接的关系。例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从批评体制的弊端入手，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初步为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正如1975年邓小平在这篇讲话被整理成文稿后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的：“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6]236又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认识，而且他对这些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表现特点的论述，即矛盾的相适应方面是基本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在新时期谈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时说道：“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7]182“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7]182再如，毛泽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方针政策，如对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科学文化工作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少数民族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等，这些方针政策在新时期仍然被继续贯彻，继续用来指导各项工作。

其次，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既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也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基本点。毛泽东确立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形成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他倡导的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观点，转化为党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付诸实践，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三者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这是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是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这里要指出，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始终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解决好“矢”和“的”的关系。在他看来，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和革命行动的方法，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他引导全党用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观点，深入考察客观实际，指导自己的行动。他十分鄙视主观主义的指导方法，严肃指出它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在一处读书批注中曾感叹：“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8]445他在另一批注中又明确指出：“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8]421-422这些都告诉我们，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又是检验和发展理论的重要依据。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思想方法论，贯穿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则是这种思想方法论的具体的、鲜活的体现。这是毛泽东思想具有伟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将长期指引我们正确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最后，毛泽东思想是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和重要成果，它的长期指导作用也表现为党在理论工作中所坚持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必须珍惜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6]60这就为党在理论工作中坚持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恩格斯在1887年就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9]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而言，是富有启迪意义的。毛泽东思想同样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科学体系，为以后在新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发展开辟道路。总之，我们不要丢掉根本，同时又应该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

访谈人：作为一名年轻人，我本人在阅读毛泽东著作时常常为其中许多论断所展现的惊人预见性所折服。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理解它的当代价值，似乎也有重要意义，请谈谈您的看法。

梁柱教授：是的。这是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领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什么叫领导”的问题。他认为，领导就是预见，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甚至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他自己做到了。这种科学的预见性，贯穿于他的领导工作和理论著作中，体现在他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进程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分析和见解中。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很有意义的。如前所述，学习毛泽东思想，重要的是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最富生命力的是其作为方法论的意义，它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武器，对于我们人生价值取向的确立、学习和工作能力的提高、洞察客观事物本领的增强，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同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及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准备、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密切相关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同学习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的崇高品格、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信、真学、真做，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自己。

访谈人：1956年毛泽东提出现在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梁老师能否详细谈一谈这一任务，以及它同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梁柱教授：好的。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0]23-24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10]24在这里，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过程。现在，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摆到党的面前，毛泽东敏锐地提出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这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战略思考。

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的探索有着明确的主题，就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相联系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照搬苏联”^[11]305。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1]305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日益多样，这种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由于有着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经验。这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照搬苏联经验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1]117。这使得毛泽东等人对当时的经济体制及管理体制，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12]414。这样，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新课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工作。这时，正是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党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确了。这就是说，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东欧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是这个时期探索的主题。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比如，毛泽东在这时探索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就是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现实出发，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上升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提了出来，并据此确立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后来明确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应当说，这条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确立，对于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具有典型意义。

访谈人：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十分重要，但在您看来，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它与毛泽东这时提出的向外国学习的关系呢？

梁柱教授：毛泽东提出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外国经验。他在这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3]41他以学习苏联为例，指明教条主义的危害。在民主革命时期，“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13]79。毛泽东强调，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否则革命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成功。同时他还强调，向外国学习必须要有民族自信心。毛泽东指出，我们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正因为这样，“有些人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13]43。这就容易产生崇洋媚外、迷信外国的思想。毛泽东号召大家“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13]43。我们既要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又要重视和发展民族的东西。要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东西。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总之，“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3]41。上述这些重要观点，对于我们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外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应当说，毛泽东这时提出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今天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第二次结合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为此提出的探索的主题和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以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今天通过改革开放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访谈人：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同时，还十分重视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问题，虽然他在这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但就其本意来说，是否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梁柱教授：很赞成你的这个见解。毛泽东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同时，还努力探索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这是毛泽东对毕生致力的争取人民主权和维护人民主权的一大战略思考。当中国革命仅是初现胜利曙光的时候，他就提出以民主新路来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在为新中国成立作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并警示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这实际上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1958年，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战略的时候，毛泽东最早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从这时起，他就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防止腐蚀方针同防止“和平演变”结合起来。在毛泽东看来，防止“和平演变”，实质上就是要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党和人民政权自身的蜕化变质。毛泽东一再指出并力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诸如要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现修正主义，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要防微杜渐、拒腐防变、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等重要思想，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脱离群众、蜕化变质，防止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的滋生，是毛泽东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他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在执政的环境中，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革命队伍中确有少数人出现严重的蜕化变质倾向。对此，毛泽东从对人民负责、捍卫人民政权性质的高度，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及时地通过“三反”、整党等斗争，制止了这种腐败现象，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党经受住了全国执政条件下的严峻考验。在这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败斗争中，毛泽东严肃地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重要的斗争，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将大贪污犯斥为“人民的敌人”，是“叛徒与毒虫”。他指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4]他要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以身作则，站在运动前列，做好发动群众工作，主动公开检查领导层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为了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薄一波回顾这一斗争时曾提到，当时在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上，有同志考虑到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希望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当薄一波向毛泽东转达这一意见后，他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5]薄一波写道：“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12]152

在毛泽东看来，腐败现象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因而对惩治腐败现象毫不手软。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同党内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营私、蜕化变质等腐败现象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他曾经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形象地揭示了一个干部发生蜕变的规律。他极力寻求克服阴暗面的方法，并为此作了种种尝试，他在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会使后人变得更加聪明。毛泽东在探索中所积累的正面经验及其在曲折发展中所提供的反面经验，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的传统，我们正是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学习和比较，才获得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今天，我们正面临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国内进行历史性变革的关键时刻，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探索的重大战略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其合理的因素，继续完成毛泽东提出的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

我们要牢记邓小平所说的：老祖宗不能丢！这个老祖宗，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既是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的开山成果———毛泽东思想。^[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