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年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关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具体表现为高端产业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与低端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并存。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应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此外，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1]156为了更好地在实践中深入推进这一重大改革举措，有必要在理论上深入发掘其内在意蕴，并凸显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精神实质。本文的初步探索表明，马克思的“生产与消费同一性”命题在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方面具有非常深刻的启示性意义。

在对社会生产方式各个环节的论述中，马克思对于消费问题的研究相对来讲是着墨较少的，因为“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2]30。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消费活动本身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经济学意义仅在于其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社会生产过程所产生的作用与反作用，而这正是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同一性”命题所着力阐明的观点和意旨。文本研究表明，马克思针对该命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这篇经典著作中。在文中，马克思通过对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分析，形成了“生产与消费同一性”命题内涵逐渐递进、深入的两个层次。

由前述论证可知，对社会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抽象划分这一做法本身其实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只是马克思为了与批判对象保持形式上的一致所作的“妥协”。所以当马克思结束批判，从正面构建自己宏伟的理论体系时，他事实上就抛弃了这样一套话语逻辑，而以唯物史观方法论为指导，立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丰富的感性具体，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探索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灭亡的基本规律。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生产与消费同一性”命题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不再是马克思行文的重点，但该命题的科学内涵却始终贯穿于有关生产与消费关系问题的论述之中。而由此内涵引申出的具体理论观点，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命题本身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还能够从两个方面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意涵。

第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生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入手去解决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是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科学决策的。

马克思的研究表明，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商品的二因素，而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则是推动这一矛盾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动力。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规律的揭示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这是因为商品是包含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形式，所以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也不能例外。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在资本被作为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又要重新进入流通时，就会明白无误地展现出来：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使其进入流通的数量必须受到限制，因为商品作为“特定的、片面的、质的使用价值，……它只在一定的量上，或者说在某种限度内才是需要的。而这种限度一方面决定于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性质，产品的特殊效用、用途，另一方面决定于需要这种特定消费的交换者的人数。……”^[2]385；而另一方面，商品的价值属性却要求其对象化劳动能够在流通中不受限制地全部加以实现，因为价值“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3]，它的普遍通约性使得其在流通中的实现应该是无限度的。然而商品二因素的矛盾恰恰就在于，价值不能脱离使用价值而独立存在，而“使用价值本身（又)不具有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无限度性”^[2]385。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上述矛盾毫无疑问存在于一切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一矛盾不仅获得了新的形式而且被进一步加深了：“但是，这一次，这个矛盾不再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样，只是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差别，而是表现为：由使用价值来估量产品，在这里被断然规定为由交换者对该产品的总需要，即由总消费量来估量产品。”^[2]386并且，这一矛盾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又被不断扬弃，不断重新产生———而且只有通过暴力被扬弃（虽然这种扬弃在达到一定点之前只是表现为平静的平衡作用）。^[2]386很显然，马克思这里所提到的经历不断扬弃和重生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生产过剩矛盾：“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2]433显然，马克思认为，普遍生产过剩的原因是在于供给侧一方的，而这同样也是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现象的本质原因，其历史特殊性只在于全球化、经济体制转轨等特定条件使得这一产能过剩表现出严重的结构性比例失调，但这种比例失调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是由于在供给侧“资本无限度地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率、超额消费等等，（所带来的）超越这种比例的必然趋势”^[2]394。由此可见，只有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产能过剩才能得以被彻底根除。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出，毫无疑问正是以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找到了矛盾的症结所在。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开创世界历史方面的巨大作用表明，虽然生产与消费的普遍矛盾在该生产方式下无法彻底消除，但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优化调整却是在体系内寻求出路的正确途径。

在其著作中，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明确指出，资本的进步性就在于它不断从供给侧产生出新的条件来为克服上述矛盾开辟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而开放的世界文明得以形成。因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390。

那么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在资本为克服其增殖障碍所创造的诸多条件中，有一项能够特别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意涵，这就是多样化产业体系的创制。马克思指出，资本为了实现其价值增殖就必须克服消费所形成的自然限度，而主要的办法就是通过从供给侧“创造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仍然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2]388。联系我国产能过剩的现状可以发现，我们长期以来所进行的那种低水平重复性建设实质上就是在追求一种“单纯的量上的剩余”，而没有形成真正多样化的具有“质的差别”的产业体系。

那么如何创制一个多样化的产业体系呢？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指明了道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2]389，而这也正是当前我国实施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要培育社会的人的消费能力，因为“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4]107，而其根本途径仍在于从供给侧发展生产力，其实质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意味着劳动时间的节约，就等于自由时间的增加，“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4]107-108；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将使其自身获得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产生尽可能广泛的需要，拥有多方面享受的能力，从而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人”^[2]389；而这样的人不仅有利于促进消费，更重要的是当他作为生产者重新进入生产过程时，“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和对象化中的科学”^[4]108，于是“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4]108。同样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的基本任务也被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度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