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慢慢凸现出来，质疑社会分配不公的声音不绝于耳。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些声音归结为仇富心理，而不从深层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方面去分析的话，就会只看到问题的表象而触及不到问题的实质，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从而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埋下巨大的隐患。分配问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分配，受支配于一定法则；确定这种法则，是经济学上的主要问题”[1]。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配理论主要是研究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分配关系，而马克思则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的，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743-744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功能性收入分配，对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研究事实上反映了不同经济学流派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观点。[3]
本文将视角转移到生产领域，从产业链和劳资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分配问题。我们以苹果公司的产品利润分配为例来研究这个问题。在苹果产品的生产中，利润在苹果公司、大陆代工公司和普通工人中进行分配，负责品牌运营和产品设计等核心业务的苹果公司占据了高达58.5％的利润，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大陆代工公司仅分得2％的利润，而人数众多的大陆普通工人的工资份额仅占1.8 %。[4]在这样的分配模式下，处于不同分配地位的主体自然会对分配的合理性产生不同的意见，其经济利益的对立性导致了冲突和矛盾，其中极端的例子如富士康工人的十四连跳[5]以及千人规模的斗殴和破坏厂房事件[6]。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学者仅仅把相关事件归于一系列管理机制的缺陷和当事人心理素质的缺陷所导致的偶然事件，但却没有看到这些表象背后的本质联系———分配结果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对立冲突的必然性。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7]147，如果我们仅仅从心理健康和管理机制的完善方面去提供解决措施和方案，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想深入地认识和分析问题，并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把分析的目光从现象层面转移到本质层面去。
我们该如何看待目前社会上对收入分配合理性的质疑呢？更进一步，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处在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公司间利润分配以及劳资双方之间利润分配的合理性呢？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出发，以资本和劳动为分析对象，从分工导致分配主体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来阐述资本权力在分配过程中的强势地位，从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不同阶级关于分配的矛盾和冲突。
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里，我们把生产循环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生产的过程、劳动成果的分配。假设这三个部分的主体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是由同一批人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共同进行生产和劳动，最后分配劳动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分配过程不存在基于经济地位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对另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劳动产品占有的问题，分配的实现也是在一个集团内实现的，生产和分配主体是一致的。就历史角度来看，这样的分配状态仅仅存在于原始公社的某些时期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当中，基于分配主体还没发生分化或者重新实现统一的时期。换句话说，在比较彻底的公有制条件下，收入分配的主体不存在制度上的经济地位差异，从理论上来说，劳动产品的分配中人与人的经济平等是可能实现的。
然而由于第三次社会分工中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分工的产生，生产资料的占有主体和劳动过程的参与主体发生了分化，私有制成为分工的结果。这里的分工并非是指不同生产领域之间或同一生产领域内部这种层面的分工，这样的分工并不影响生产资料的共同拥有以及劳动成果的共同分配，即便是在公有制的情况下，这样的分工也是存在的。这里的分工特指脑体层面的分工，一部分人的脑力劳动开始支配另一部分人体力劳动的分工。
分工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色诺芬，二者均在其各自的著作中对分工理论有系统的论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生产、职业专业化对于人的能力最大限度发挥的多样化需求满足的必要性；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提到大小城镇不同市场条件下分工发展的程度不同，这个思想后来被亚当·斯密提到相当重要的地步。[8]然而这两位先贤的视角也只是停留在分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本身的层面上罢了，把分工单纯地看作个人天性的选择，却没意识到所谓“人的天性”本来也是受到后天教育深深影响的，停留在这个层面不过是把问题拦腰截断，停止追问罢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共同的认知是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9]然而分工本身带来的社会影响远不仅仅如此，这一点却被许多研究分工理论的经济学家所忽视，他们的目光大多停留在企业生产或国际贸易上，而忽略了分工本身带来的社会所有制的变革，从而忽视了造成分配主体分化的根本原因。
我们之前提到，在原始公社的某些时期，在公社内部生产资料是集体占有的，劳动过程是集团参与的，而且劳动成果也是集体分配的。在这个时期分工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以不发达的形式存在，其存在的时间甚至还要先于对偶制家庭的出现。随着分工在家庭内部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权发生了分化，早期的母权制家庭向父权制家庭过渡，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分工的原因，“按照当时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需的劳动工具，从而他也取得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10]。分工导致了在家庭内部男女之间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区分，单只这样的分工最初在实质上来说更接近一种自然的分工，所带来的生产资料私有的支配力刚开始还局限于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整个团体的劳动成果仅能维持生存罢了，并没有盈余的支配份额。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财富被制造出来，对共同体来说，除了保证生存外还有剩余的他人劳动产品可支配，生产资料私有所带来的支配力实现了从个人劳动产品拓展到他人劳动产品的跨越。“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7]162，正是这样的分工导致了从形式上来看，一部分人的“脑力劳动”开始支配一部分人的体力劳动，并且“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7]163。
这也恰恰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的现状———工人“劳力”，资本家“劳心”。说到这里，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分配主体和劳动主体为何不同，根本原因是分工的不同，造成参与实际生产劳动的成员不同罢了。与此同时，在不直接参与生产性劳动的成员之间，也是存在分工的，如同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由于分工的差异，他们在对剩余劳动的分配过程中所占的地位也是不同的。
现实生活中，工人即便意识到自己劳动成果被剥削的情况，也是很难去改变现状的，因为在现有分工的经济结构中，工人阶级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我们之前提到，分工导致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人承担的情况。在此基础上，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制度产生了。私有制作为生产活动进行的一个结果，维持着生产资料占有者相对于劳动参与者的优势地位。在当代，资本本身就代表着生产资料的拥有，资本家成为其代理人，而雇佣工人则是完全的劳动过程的参与者，他们的劳动成果的分配很大程度上被资本持有者单方面决定，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下他们往往只能得到维持自己生存的份额。在这里，分工的细化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反过来，资本的积累进一步推动了分工的发展，试图再反过来促进自身。随着资本的日益壮大，生产的成果日益增多，资本所分得的劳动产品的绝对量以及产品的份额越来越多，这势必会引起劳动参与者的不满，因为在关于分配地位的经济关系中，这两个集团已然成为对立的阶级，并且围绕着劳动的成果分配比例进行着零和博弈。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为例，以往的主流文献往往只看到了资本积累水平的发展，而忽视了这同时是劳方和资方阶级力量变化进一步导致的结果。[11]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资本”这一概念：现代资本，就现象来说表现为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就实质来说代表的是一种权力或支配力，这种权力就过程来说源于具体历史环境下该权力主体维持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地位，就结果来说表现为对于生产关系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能力。这样的支配力是伴随着分工带来的生产资料拥有者和生产过程劳动者不一致而产生的，“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536。我们现在讲的知识产权、土地占有、技术垄断，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属于一种资本权力，基于脑体分工的资本权力，只不过这种权力在产业资本家那里是以物质生产资料的拥有来实现和保证的，而在其他地方可能是以知识技术的垄断（严格来说也是生产资料本身的私人占有）、管理的特权来实现的。分工带来的价值的生产群体和价值的分配群体的不一致性，导致了基于阶级的人群分化，也便产生了剩余价值占有的争端。
同时，即便是同属于资本占有者，不仅是针对工人阶级，其本身也是存在相互竞争和掠夺的，因为其内部也存在着分工，而分工则意味着特殊权力的产生，包括资产阶级内部一部分人相对于另一部分人的特殊权力。大卫·哈维针对当前资本社会复杂的剩余价值分配情况，提出了次生阶级的划分方式：在这里他把次生阶级定义为某一群体的个人发现彼此之间享有共同利益，并与其他群体的利益相冲突的那些集团。[12]土地、资本、劳动的相互分离不仅造成了对劳动的压榨，也造成了土地和资本之间以及土地和资本本身的相互掠夺、压榨。
以房地产产业为例，在建筑商品房的过程中，开发商凭借资本的权力，攫取了商品房绝大部分利润，对参与劳动的工人进行了剥削，这是属于阶级之间的分配。而在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发放贷款的过程中，收取的利息属于银行对剩余劳动的再分配，凭借的是在资本主义分工环境下，自己实现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性，这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分配。
当今社会的产业链结构就是分工的一种具体体现，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下，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可以对非核心企业进行压榨，这是分工带来的阶级内部的资本权力；与此同时，核心企业和非核心企业都在对底层劳动进行剥削，这是分工带来的阶级之间的资本权力。以下以苹果公司为例进行分析。
2013年，苹果公司净营收为1709.1亿美元，净利润达643.04亿美元；2014年的净营收更是达到1827.95亿美元[13]，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排名第15位。在如此辉煌的业绩背后，苹果公司对于产业链上下企业的压榨，以及通过产业链上的企业实现对底层工人的剥削，都是十分严重的。
首先我们来考察资本与资本之间，即产业链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分配情况。企业间的分配是资本权力的体现，资本权力越大，获得的利润份额越大。苹果公司的产品设计、加工、制造、组装等一系列过程，是在包括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地区等在内的不同地点进行的价值增值的过程。以30GB的Video iPod为例，其设计在美国完成，硬盘由日本东芝生产，移动SDRAM内存-32MB在韩国三星生产，主板电路板在中国台湾地区制造，最终组装完成后，商品的价值将由过程中各部件价值与通过劳动增加的价值之和来决定。其中就成本来看，最高的是东芝的硬盘，占总成本的50%，然而在利润分布上却不是这样的。如表1所示，在总共195美元的总利润当中，负责设计和部分零部件设计的美国就占有约50％的利润，如果最终出售国家是美国的话，那么一个利润为195美元的iPod就有162美元的利润流入美国，并且主要是流入苹果公司的资产中去。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制造业在美国不受欢迎，因为以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零件制备和组合装配为例，其总利润只有6美元左右，不足总利润的3.1%；即便是加上日本，也不足总利润的16%。事实上，利润的源泉来自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剩余价值的生产却是在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中进行的。其利润的分配并不遵从于价值的创造，而是凭借核心企业的分配权力。在这个产业链当中，苹果公司相对于其他企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由于自身所处的分工地位，使得其生产具有垄断性，在挑选零件供应商和组装代工工厂时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尽量压榨对方。基于资本的逐利性，当核心企业拥有更多利益时，其他被压榨的企业也会不断地尝试成为核心企业，譬如三星一方面既是产业链中的零件供应商，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冲击苹果产品在电子产业中的领导地位。这样在资本的逻辑下，产业链上下游一方面保持了相对稳定性，由核心企业来主导剩余价值的分配；另一方面，同属于资产者的各企业家也在不断地尝试挑战核心企业的地位，以便更好地掠夺剩余价值。
接下来我们考察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情况。图1(见下页）和图2(见下页）分别为2010年iPhone价值分配图和iPad价值分配图。其中关于富士康等公司的收入，由于其总部在中国台湾地区，所以不包含在中国劳工的成本输入部分，而包含在台湾利润部分。通过图1和图2我们可以看到，数量基数巨大的中国劳工，在iPhone和iPad的生产中所占价值比重仅分别为1.8％和2%；即便是加上非中国劳工的份额，总共所占比例也不过分别为5.3％和7％罢了。除去20%~30％的原材料成本外，其余全部为资产者的利润所得。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是从中国劳工还是从全球劳工的角度来看，苹果公司的生产产业链对工人的剥削都是很严重的。如此畸形的价值链分配方式，使得底层劳工无论如何努力工作，其所得收入的调整空间都是很有限的。以中国富士康工人为例，在全球价值链分配体系中，苹果公司拿去了绝大部分利益，富士康本身能够支配的份额就很有限了；同时富士康本身也想获取尽量大的收益，在产业链上无法与苹果公司相抗衡，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对工人进行剥削，尽量提高单位时间产出，降低劳动力成本，这直接决定了富士康工人高强度的工作量和有限的收入状况。有限的收入、长时间的工作和站立、顶着生产压力休息和吃饭等情况，对工人的精神和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同时也威胁到了社会稳定。在SACOM（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的调查当中，一个工人如是写道：“每天的生产目标是6400块，我每天都疲惫不堪。回到宿舍后，我马上就睡觉。苹果的需求决定了我们的生活：一方面，我希望我能有一个更高的工资；另一方面，我不能在完全不休假的情况下每天都工作。”在郑州富士康，每天大约有52500名工人生产100000部iPhone,许多工人因为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与正己烷等化学物质直接接触而受到伤害；同样的情形也在成都富士康上演———通风不良、环境嘈杂、保护设备不足，那里的工人甚至不知道他们正在使用的化学物品是对自己身体有害的。[15]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下，工人所遭遇的困境是双重剥削的结果，要想改变现状，也必须从这一双重剥削下手。
根据《2014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中国2012年家庭净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73，居于顶端的1％的家庭占有全国超过1/3的财产，而居于底端的25％的家庭仅占有全国1％的财产。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对比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来说，中国的财产集中度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现实生活当中，尽管生产的过程被商品交换掩盖，但生产者仍能感受到分配给自己的劳动成果和自己生产的劳动成果有较大的差距。深圳富士康工人在2012年的月工资为2200元左右，而一个iPhone5s的价位就在4000元左右；又譬如一线城市建筑工人在高强度工作环境下的日工资为400元左右，而一线城市如北京的住房每平方米达30000元也十分寻常。“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故事在今天重新上演。同时，即便从资产者内部来说，由于分工造成其在生产过程中地位不同，相互压榨也是常见的，并且在当前时代越演越烈。分工造成的阶级之间的地位区别以及阶级内部的地位区别，在结合当前的世界资本运行体系后，造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内部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的结果。尤其是自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以来，这种分工地位造成的资本权力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都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
我们承认，从根本上来说，只有消除行业分工的隔阂和脑体劳动的差距，才可能真正消灭分工带来的特殊权力。然而就目前来说，解决该问题，要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客观情况。要认识到尽管分工导致了资本权力产生，但是在当前并非能够通过去掉分工来解决问题，因为就目前的生产发展水平来说，消除分工实际上意味着生产力的倒退。我们现在能做到的主要是减小分工带来的特殊权力对于分配差距拉大的影响，这需要从两点来入手。
第一，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差距进行考察。在这里，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来说在分配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制衡，资本家将单方面主宰剩余价值的分配，从而造成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人阶级仅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甚至一定时期连自身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状况。因此，我们要对资本的权力进行一定的约束，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从外部监督的角度创立和完善相关劳动雇佣法规，督促资本家遵纪守法，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工资收入；另一方面，从提高工人自身谈判力量的角度入手，发动工人组建属于自己的民主工会，变单个斗争为集体谈判，使工人积极地维护自身权益。
第二，从资本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情况进行考察。就前文对苹果公司全球产业链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分工造成的地位不同，产业链内各企业对价值分配的主导力量的大小也不同。就我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如果我国只着眼于阶级之间劳资双方的谈判，而不改变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那么便只是“节流”，而无“开源”，效果有限。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体系内属于制造大国，然而这样的地位所能得到的利润在总额当中是非常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利润流向技术研发企业和品牌营销企业。因此，要想成为产业链中分配价值的主导企业，必须尽快实现产业升级，也就是从加工制造的地位向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这两个地位靠拢。另外，除了在已有的产业链内部进行升级和竞争之外，还应鼓励产业间的创业和投资，根据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自主建构新的产业链，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工主导体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我们首先分析了分工会造成处于不同分工地位的群体在主导劳动成果分配能力方面的差异。结合世界产业链对当前的分配情况进行考察，发现分工所带来的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资本权力，使得剩余价值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被单方面主导，从而造成社会各阶层和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要消除分工带来的资本权力；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消除分工是不现实的，我们首先应该尽量遏制其不良影响。这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阶级之间的层面进行考察，通过外部法治保护工人的权益，通过内部的工人联合提高其自身的谈判力量；二是从资产阶级内部的层面进行考察，尽快实现中国由加工制造的分工地位向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的分工地位进行产业升级，同时鼓励创新，建立自主的产业链，实现阶级内部对剩余价值分配的更强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