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五一”国际劳动节是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成立大会（1889年7月）上作出的一项重要决议。此后，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都以各种形式在5月1日这一天纪念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这一盛大节日。但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地美国，官方却并不承认这一节日，反而将9月的一天法定为“劳动节”。这是因为“五一”国际劳动节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团结斗争的革命精神，而美国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斗争残酷镇压，留下了丑恶的记录，因而要抹杀这一记录。多少年来，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对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源事实尚缺乏详细的了解，本文旨在通过澄清“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过程、余波等若干历史事实，来回溯“五一”劳动节弘扬的无产阶级的团结斗争精神，回应历史与时代的双重实践主题。
我国的相关资料和图书、工具书等都指出“五一”国际劳动节源于美国芝加哥的工人大罢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五一劳动节”这样解释：“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节日。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等地工人举行大罢工和游行示威，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经过斗争，取得了胜利。1889年在恩格斯组织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决定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这一解释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芝加哥工人“五一”罢工，经过流血斗争，最后还是“获得了胜利”。但如果我们回到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去分析，或许会发现这一表述存在值得商榷之处。1886年5月1日开始的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大罢工，在当时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是以大批处决领导这场大罢工的工人领袖而结束的。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人遭受非人的剥削和压榨的问题被提上议程。据记载，最早提出并在很小范围内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是1868年第一个联邦“八小时工作日”法案。[1]1884年10月，美国和加拿大的8个国际性和全国性工人团体在美国芝加哥举行集会并通过决议：“自1886年5月1日起，8小时应成为每日劳动的法定时数。”[2]
为了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1886年5月1日，美国35万工人罢工举行示威游行，芝加哥也有45000名工人集会示威。示威工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当时工人联合会的罢工示威通知写道：“起来，美国的劳工们！1886年5月1日那一天放下你的工具，撂下你的活，关闭工厂和矿场，一年就这一天。这是反叛的一天，非休闲之日！这不是奴役世界劳工的制度自吹自擂发言人规定的一天。这是劳工制定自己的法律，并有权将其付诸实施的一天！……这是开始享受‘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另8小时任凭自己支配’的日子。”
5月3日，芝加哥示威工人组织的纠察队在麦克康米克收割机厂（McCormick HarvesterPlant）执行纠察任务的过程中遭到当地警察干涉，混乱中警察向工人开枪射击，导致6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为了抗议5月3日发生的警察暴行，罢工工人决定5月4日下午7点在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集会，公开声讨和谴责前一天警察杀害工人的事件。
5月4日下午7点开始，3000名工人冒着小雨参加干草市场广场的集会。集会演讲有序进行。晚上10点，180多名警察突然赶到现场驱散集会人群。这时，一颗炸弹投向了警察队伍，在他们中间爆炸了。警察马萨斯·德干（Mathias J. Degan）当场毙命，其他7名警察也身受重伤并相继死亡。警察趁乱纷纷向工人开枪射击，工人被打死打伤200多人。
事件发生后，警方并没有致力于侦缉投掷炸弹的人，而是立即抓捕了筹备和组织这次工人罢工集会的工人领袖，并迅速对其进行判决。芝加哥的一些大资本家迅速采取行动，他们提供10万美元的经费，支持当地警察和州政府雇佣证人指认工人们策划了爆炸，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1]官方组织的陪审团也是由对社会主义者带有仇恨情绪的人组成，他们心怀阶级报复的仇恨情绪，声称不用看什么材料和证据，根据早就在报纸上看到的工人领袖领导罢工的表现就应该处决他们。领导罢工的8人被带上法庭接受审讯。法官宣判，8人中有7人被判处死刑，1人被判处15年徒刑；被判处死刑的7人中有4人被处以绞刑。这就是有名的“草料市场广场事件审讯”。
1887年11月11日，工人领袖帕森斯、斯帕斯、费切和恩戈尔4人被绞死。灵格在接受处决前一天自杀，他把炸药放在嘴里引爆，半个头颅被炸飞了。尼比、斯瓦波、费尔登被终身监禁。[1]
这次对于工人运动镇压的残酷程度罕见，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当时美国芝加哥罢工工人提出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也没有像有人介绍的那样“在第二年宣布全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可以说，1886年芝加哥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那场斗争，暂时失败了。但是，这次罢工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要求和力量，特别反映了工人阶级及其领袖的团结斗争精神。
1889年7月14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把美国芝加哥工人进行罢工的5月1日确定为全世界的国际劳动节，继承芝加哥工人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精神，继续推进工人阶级的事业。事实证明第二国际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都以极高的热情纪念这一劳动人民的节日。我们今天仍在纪念芝加哥工人的5月1日大罢工，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就是为了继承工人阶级为绝大多数人的权利而团结斗争的精神。
在美国，原则意义上的全国八小时工作制是在芝加哥工人罢工事件近半个世纪之后，直到1935年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才宣布普遍实行的，这距离1886年5月1日的工人大罢工已经过去了49年。因此，这场大罢工的胜利不是当时获得的，而是又经过工人阶级近半个世纪的团结斗争才获得的。
1886年5月1日开始的这场斗争，以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为结局。“草料市场广场事件审讯”成为美国历史上一次引人注目的事件。这次审讯形成一大冤案，因为即使按照当时美国的法律，对7名工人领袖判处死刑和对1名工人领袖判处15年徒刑也是没有根据的，因此其本质就是镇压。
芝加哥工人于1886年5月1日举行大罢工，到5月3日就为统治阶级所不容，发生警察寻衅开枪打死工人的事件。5月4日，工人在草料市场广场再次举行和平集会，一切都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虽然领导这次罢工的工人领袖们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言论慷慨激昂，但并没有任何直接实施暴力行为的打算和事实。至于当时有人趁乱向现场巡逻警察投掷炸弹，其实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这只是当地资本家或警察自己策划的为镇压工人运动制造借口的阴谋而已。
整个事件中工人大量死亡、受伤的事实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关注，也没有被如实报道，但警察的死亡却被严加追究。既然警察的死亡是由于有人投掷炸弹造成，那么，按照美国法律就应该找出投掷炸弹的人并对其进行宣判和处罚。于是5月4日，政府和警察就把领导罢工的工人领袖们全部逮捕，在拿不出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对7人判处死刑、1人判处15年徒刑，其中4人在1887年11月被执行绞刑。资产阶级进行的血腥的反攻倒算迅猛而专横，使得人们认清了当时资产阶级凶残而野蛮的本性。
现在，连美国的媒体也不得不承认：“从这次审讯的一开始就很清楚，这8个被告人将很难得到公正的审讯。大多数陪审团的成员表示，根据自己所听所读的东西，他们已经形成了对这个案件的意见。在选择程序期间，首席大法官盖里不止一次地驳回了挑战性的辩护词，当时被质询的人也不相信对被告达成公平的公正的裁决。”[1]法庭捏造事实，说这些人搞了一个秘密策划的“星期一夜间共谋”，还策划了芝加哥格丽夫大厅的爆炸，他们收买的两个证人都信誓旦旦地认定被告们事先策划了爆炸，但拿不出任何证据。
当时，部分统治阶级上层成员对这次审讯的态度也是互相矛盾的。有的想尊重起码的事实，维护统治阶级的颜面；有的则主张公开捏造假证，以便实行镇压。芝加哥州政府在起诉中称8个人在炸弹爆炸时在场，但是联邦国防部提供的证据却表明，在炸弹爆炸的时刻，恩戈尔在家中，费切根本没有出席干草市场的集会，费尔登和帕森斯则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集会。这就说明，起诉书判定在场的8人中有4人确实不在场。尽管缺少证据，陪审团还是只经过三个小时的磋商，就匆匆忙忙地宣判了7个人的死刑和1个人的15年徒刑。
1886年11月25日，被告将本案上诉到伊利诺斯最高法院，结果上诉被驳回；10月27日，被告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也没有任何效果，联邦最高法院不将本案列为存在争议的案件。
以前关于这次审讯中工人领袖的言论很少被披露，近来美国密苏里法学院专门召开了关于1886年草料市场广场事件的研讨会，对审讯中工人领袖的言论作了整理。
在法庭上对这次镇压揭露得最充分的是31岁的德文工人报纸《工人晨报》的编辑奥格斯特·斯帕斯。他在法庭上说：“州府的起诉人格林奈尔说，7名警察死了，就把我们带上法庭，想要我们的命。不能说出来的真话是，无论我们与所谓投掷炸弹杀害警察的那个邦费尔德（传说中投掷炸弹的人———本文作者注）有无关系，也要以相等数量人的死刑来偿命。在许多各种各样的野蛮部落里，我们也会找到相同的法学原则。……如果你们以为你们能够熄灭我的这些意见，那么这些意见就会日益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得到承认；如果你们能够压服这些意见并把我们送上绞刑架；如果你们再次使人们看到，只是由于我们敢于说出真理而不服从你们编造的谎言，因此而被处死；如果死亡是对说出真理的处罚，那么，我将自豪地、挑战性地付出这个昂贵的代价！喊你们的刽子手来吧！真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有苏格拉底，有耶稣基督，有布鲁诺，有胡斯，有伽利略，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生命。他们和大批其他的这样的人们已经和我们一起走上了这条路。我们准备追随他们！”[3]斯帕斯不但表达了追求真理、视死如归的精神，也深刻揭露了当时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反动和野蛮程度。
针对州府在起诉中捏造的所谓的被告的“共谋”，乔治·恩戈尔在法庭上反唇相讥：“还有任何人尊重政府吗？任何人还要尊重那个一切权力仅仅属于特权阶级而不属于个人的政府吗？我们只是最近才看到，煤炭贵族男爵们是如何勾结在一起共谋提高煤炭的价格的，与此同时还要减少工人们已经很低的工资。这才是被告共谋的证据……至于对我的定罪，那就随它去吧，一切都在资本家的影响下，我一句话都不想说。”这是工人领袖对资本家统治权力的精辟见解。
这次审讯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工人领袖是当时只有16岁的青年路易斯·灵格，他被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鼓吹者，也是被告中唯一一个懂得炸弹制造技术的人。资本家和警察没有放过他。他在法庭上直接向当时的社会提出了挑战。他说：“我坦白而公开地告诉你们，我就是要主张暴力。我已经告诉斯开克上尉（Captain Schack)，如果他们用加农炮对付我们，我们就用炸药对付他们。……我蔑视你们。我蔑视你们的秩序，蔑视你们的法律，蔑视你们靠暴力维持的权威。你们为此绞死我吧！”
在这8位被告人中，奥斯卡·尼比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判死刑的人。尼比在法庭上的发言别有一番味道：“这样的话，我也愿意要求你们绞死我。因为，我认为一下子死了，要比被缓慢地折腾死光荣得多。我有家，也有孩子。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父亲死了，他们会把他埋葬。他们能去坟墓那里，在那旁边跪下来。但是他们不可能去收容所看望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被判了罪，而他们的父亲与这个所谓罪行根本就不沾边。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话。各位大人，我很抱歉，我和剩余的人们不被一起绞死。”尼比的发言既揭露了政府迫害无辜的丑恶嘴脸，又向法庭提出了挑战。
8名被告中的阿道夫·费切是草料市场广场集会的组织者，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表达了对正义事业的信心。他说：“正义事业的信徒受的迫害越多，他们理想的实现就越快。比如，在表述这样一个如此不公平的野蛮的陪审团的判决时，这个判决在一代人之中对于促进美国的进步来说，由12个坐在陪审团包厢里的‘荣誉的男人’的判决，远比被判决的人做得更多。这个判决是对当地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的致命打击。人们也就会将因此而觉悟起来。这就是我想说的全部的话。”这是美国工人阶级的英雄们对美国所谓“自由”的注解，这与我国某些所谓“现代精英分子”对西方自由的认识是多么不同啊！
米希尔·斯瓦波只在草料市场广场的集会上停留了几分钟，就被陪审团的资本家诬告与扔炸弹的人在一起，也作为“被告”被带上法庭，而且被判处绞刑。他实事求是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审讯法庭的流氓无赖态度。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关于在干草市场扔炸弹的人，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了解，我也不知道任何对其他人使用暴力并致其死亡的什么图谋。”
塞缪尔·费尔登是被告中唯一的英格兰人。在5月4日晚上的草料市场广场集会上，炸弹在他演说结束时爆炸了，同时他也被警察的一颗子弹打伤。费尔登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献身精神，他说：“如果献身是有意义的，我将自由地把自己贡献出去。我坚信，更好的理解、更多的明智的时代将会到来。在不平等、错误和堕落的山顶上，我希望正义、真理和公正的太阳将重新把它那温和的光线洒满解放的世界。”这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震撼世界。
阿尔巴特·帕森斯在法庭上回顾了他的先辈们跟随华盛顿革命的光荣经历，决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维护宪法的尊严。他说：“很久以前，我的祖先就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幸运或者不幸，正像人们的看法一样，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些。我们的祖先亲手起草并保持了《独立宣言》。我的伟大又伟大的祖父在邦克山的战斗中失去了一只手。我的伟大、伟大又伟大的祖父在布兰德湾、蒙茅斯和外里夫格都是和华盛顿在一起战斗的。我来过这里的时间够长的了，我来到这里至少就有权保证在这个县实施宪法。”
由此可见，被审讯的8名工人领袖在敌人面前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据理力争，与当时野蛮的资产阶级进行了坚决斗争，揭露了迫害者的野蛮本性。这种团结斗争精神是芝加哥工人领袖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的财富。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平日里总是表现出温情脉脉一面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面对诸如无产阶级的自觉斗争之类的挑战时，丝毫不惮于立刻揭下其虚伪的面纱，公然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行使其专政工具的职能。只有认识到了这一通则，我们才有可能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路径形成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在美国，以1886年5月的芝加哥工人罢工事件为主题，留给后人的有两座纪念碑。这两座纪念碑都建立在芝加哥市。一座纪念碑是警察塑像，是由官方和地方资本家出资建立的；另外一座纪念碑是由民间工人组织建立的。两座纪念碑，由于建立的出发点不同、内涵不同、意义不同，命运也就大不相同。
美国官方和资产阶级建立的这座警察塑像的纪念碑，命运多舛，不断迁徙。
美国以外的许多人最早接触到纪念芝加哥五月工人罢工运动的纪念碑大都是通过美国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从第15版起被美国有关公司收购了版权）。在“芝加哥五月事件”这一词条中，除了文字之外，还有一张照片，那就是美国政府在芝加哥草料市场广场建立的警察的全身青铜塑像。这座塑像就是官方建立的纪念芝加哥五月工人罢工事件的纪念碑。
这座警察塑像是按照当时被炸弹当场炸死的警察马萨斯·德干的形象设计的，高9英尺，他叉开双腿，威风的警服大衣外边挂着长长的警棍，高扬右手好似在招呼在场的同伙，这是19世纪80年代芝加哥警察的标准形象。这座纪念碑塑像是1889年即1886年五月工人罢工事件三年后建立的，置于阮道夫大街（Randolph Street）与海尔斯迪大街（Halsted street）接近的地方，就是草料市场广场的中部，恰是当年的肇事地点。纪念碑塑像下面的碑文是这样写的：“以人民的名义，我博取和平。”但是，这座纪念碑塑像自从建立起就成为工人和劳动人们攻击的对象，被迫不断迁移，以躲避群众的攻击。
1890年5月24日，这座警察塑像成为一次“预谋爆炸”的目标。1892年，公园管区把这座塑像迁移至协和公园（Union Park)。1903年5月4日，它在协和公园再次被换了一个位置。在协和公园里安顿不久，这座纪念碑塑像基座上的城市图章和顶部的装饰物就被偷走了。1927年5月24日，一位愤怒的驾驶员驾驶自己的汽车撞到纪念碑上，使整个纪念碑的主体（警察塑像）从基座上连根拔掉了。1957年，官方迫不得已又把这座塑像搬迁到阮道夫大街跨越肯尼迪高速公路的大桥的东北角。为了躲避工人阶级对这座塑像的攻击，官方不得不将其不断迁移，以至于人们很难找到它了。
2005年初，循着塑像迁移资料的曲折线索，笔者最终在美国芝加哥警察培训学院的院子里发现了这座警察塑像。经过现场考察，笔者在这个纪念碑的小小基座上发现的信息展现出其更加详细的搬迁轨迹。1965年，芝加哥市咨议会曾正式把这座塑像吹捧为“历史的里程碑”。1966年5月4日，重新选址立碑等事务是由“草料市场广场资本家协会”一手操办的。可以说，除了官方的意图以外，这座纪念碑也是由美国资本家们建立的。但是，纪念碑的安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1969年10月和1970年10月，这座塑像两次分别被未查明的爆炸从基座上炸倒。为了保护这座警察塑像，1972年1月，这座塑像被迁至州府大街1121号警察总部大楼的门厅里。[4]但似乎这样也不安全，因为把工人阶级攻击的矛头引向了警察总部，因此纪念碑又再次搬迁，最终的落脚之处就是今天的位置———位于杰克逊大道西侧1300号的芝加哥警察培训学院教学楼中的一个小小天井之中。至此，再也没有人吹捧这座塑像是什么“历史的里程碑”了。这就是官方竖立的纪念碑的命运，原本用意是纪念警察镇压群众，结果先后遭到数次袭击，不得不搬迁了多个地方，难有立足之地。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工人群众组织建立的一座名为“正义之神”的纪念碑。1887年11月，4名工人领袖被当局绞死之后，他们的遗体由亲友安葬，他们的葬礼成为盛大的典礼，为其送葬的工人队伍达几十万人，这是芝加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送葬队伍。在安葬烈士的墓地———芝加哥德国人沃尔海姆公墓（German Waldheim Cemetery, Forest Park, IL.）竖立起了纪念碑，这是因为烈士绝大多数是德国人的后裔，所以选择了德国人的墓地。这座纪念碑有一个高高的碑体，碑体前矗立着正义之神，正义之神的身后有一位倒下去的工人。其表述的意义是：正义之神正在准备拔出宝剑，同时又把一个桂冠状的花环戴在这位倒下去的工人的头上。纪念碑基座上的文字是奥格斯特·斯帕斯在被执行绞刑前最后所说的话：“将来我们的沉默会比你们今天扼杀我们的声音更加有力量，这一天会到来的。”[3]纪念碑宣布的真理已经得到验证。八小时工作制，这是工人阶级最基本的人权，当年却要以工人领袖的鲜血作为斗争的代价。这座纪念碑是神圣的纪念碑，它静静地诉说着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趋势，启发人们体验着工人阶级斗争的价值，深得民众爱戴。全世界一切享受到八小时工作制的人们都应该纪念他们。
最后，我们有必要重温本文开篇的那一结论，即1886年的工人斗争并没有取得直接的胜利，而支撑这一结论的另一重要史实就是，芝加哥工人罢工事件的发生地———美国并没有把“五一”国际劳动节列为法定假日，这一点与欧洲、亚洲、非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大不相同。
1889年7月14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根据法、美两国代表的建议，为了纪念美国工人1886年5月1日的罢工斗争和支援美国工人预定在1890年5月1日举行的总罢工，通过了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The International Labor Day)的决议，要求各国工人每年5月1日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1890年，美国的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一样，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浩大的示威游行，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恩格斯对此十分兴奋，颇为感慨。从此，“五一”国际劳动节就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节日。
但时至今日，美国官方并不认可“五一”国际劳动节。1892年，美国联邦议会立法决定，将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国家法定的“劳动节”，排斥“五一”国际劳动节。类似的现象也见于美国政府对诸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之类问题的态度上，尽管这一节日的直接起源也是美国芝加哥的妇女运动，但美国政府至今也没有规定这一天为法定节日。由此可见，这一技术层面的规避方法其实既暴露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色厉内荏，又表明处于同一共同体内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能分享不存在本质区别的历史记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