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如果说黑格尔的哲学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影响最大，那么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则表现得最为直接，其中，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又经常被赋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随着人们对青年黑格尔派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思想来源的复杂性日益凸显，人们对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也开始多元化。为了厘清笼罩在这一问题上的迷雾，就需要从研究史的角度分析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并从文本的角度来重新确证二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学理上进行说明和论证。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思想标签，但它的确立和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蜕变过程，并且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路径，有的学者将之归纳为五种解读模式，即“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式的模式、前苏联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鍨教授的模式”[1]2。在这五种模式中，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费尔巴哈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第五种模式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并被归结为“两次转变论”。在这两次转变中，第一次是“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第二次转变具有实质意义，整体上真正走向历史唯物主义。[1]8
费尔巴哈之所以具有优先性，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综合’、‘统一’”[3]3，辩证法来自黑格尔，唯物主义来自费尔巴哈。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此进行了确认，指出“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4]。
基于这一论述，一些学者尝试进一步论证费尔巴哈学说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深层影响。其中，首先提出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梅林。他提到，尽管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过多注重自然哲学和宗教哲学表现出了不满，但还是受到了费尔巴哈思想的强烈影响。
普列汉诺夫对此持同样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前辈就应该是“费尔巴哈”。尽管普列汉诺夫犯了一种“时代错乱式的”错误，即用恩格斯后来才予以明确提出的思维和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解释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在唯物主义史方面的关系，但他认为费尔巴哈利用唯物主义来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做法被马克思接受，并被“当作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他进而指出：“马克思的认识论是直接从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发生出来的……也可以说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只不过因为马克思做了天才的修正而更加深刻化罢了。”[6]
正是因为上述观点引发了巨大争议，一种试图弱化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解释应运而生了，持此类观点的学者或是否认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或是否认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如有学者就指出，“两次转变论”实际上“夸大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异”,因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从来就是“不迷信，不盲从，坚持批判地、有选择地吸收的态度”。[2]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对立来否定“费尔巴哈阶段”的存在，用辩证法的优先性来否定唯物主义的基础性。他们针对“第二国际阐释定向的费尔巴哈主义……它们一致地试图通过辩证法……来恢复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质’，来恢复这一哲学基础之内在的‘能动方面’和‘主观方面’，并通过这样的恢复来重新制订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路向”[3]167。例如，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明确指出：“那种满足于以十足的费尔巴哈式的方法把全部意识形态表象归结为他们的物质的和世俗的核心的理论方法，是抽象的和非辩证法的。”[7]当辩证法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凸显时，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总之，“费尔巴哈阶段”的存在与否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考察。
要证明“费尔巴哈阶段”存在与否，既需要证明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影响的长期性，也需要论证这种影响的全面性。对于前者，需要确定费尔巴哈影响的起点和终点；对于后者，则应该从学理和文本上证明二人之间的内在关联。唯物主义是论述“费尔巴哈阶段”问题的主要切入点，我们将以其作为遴选文本的主要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其学术生涯之始就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史观的影响。他不但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直接引用了伽桑狄对伊壁鸠鲁的评述，而且对诸多哲学家的见解与费尔巴哈的观点一致。
众所周知，“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章对唯物主义史进行考察，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为数不多的正面论述自己观点的章节之一。他对（法国）唯物主义进行论述的目的，一方面是为社会主义寻求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为法国的政治革命提供一个解释框架，因为它就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8]327马克思在梳理唯物主义发展史时关注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英国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人道主义的（即人本学）唯物主义等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
关于法国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法国唯物主义最突出的贡献是击败了17世纪的形而上学以及所有的形而上学。[8]327这仅仅是从功用的角度对法国唯物主义进行的界定。马克思进而指出，法国唯物主义可以划分为两个支流，其一是起源于笛卡尔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它的走向是机械唯物主义，主要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被称为自然的唯物主义，代表人物是勒卢阿（奠基者）、卡巴尼斯（重要代表）、拉美特利（中心人物）。[8]328
关于英国唯物主义。英国早期唯物主义与第一支法国唯物主义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都从自然科学中汲取哲学营养。与法国的自然唯物主义不同的是，英国的唯物主义的根源并不仅仅是物理学，而且还回溯至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以“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名言著称的培根，他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创者之一，马克思最重视他的“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的观点。这种基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霍布斯哲学中得到了发展，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是用几何方法来论证社会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过渡的。但马克思认为，霍布斯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发展是片面的，因为他“敌视人”，而且他的知识论和观念论也因为没有确定基本原则而变得不那么周密。英国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是洛克，他一方面论证了人类理性的起源，另一方面对物质的感性世界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洛克的英国唯物主义开始影响法国的唯物主义，因为这是他的学生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的理论出发点，而且间接影响到了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哲学。这两种唯物主义的合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将唯物主义过渡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正是后者“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8]333。
最后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或人本学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这种唯物主义要高于前两种唯物主义，因为一方面，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了英国唯物主义的感性论，这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它击败了把17世纪以来的形而上学整合后形成的作为形而上学大全的黑格尔哲学，更是全面彻底地驳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并且反对与宗教神学再次联姻。在某种意义上，费尔巴哈的哲学所反驳的不仅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以及一般性的思辨哲学，而且还击败了一切批判的前提———宗教。但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没有作更多的直接阐释。
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他还提到，“法国唯物主义”具有“双重起源”，即笛卡尔的物理学和英国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这里一方面从唯物主义的派别和起源的双重角度论述了唯物主义史，另一方面大体上勾勒出了“法国唯物主义同笛卡儿和洛克的联系，以及18世纪的哲学同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其最终目的（如果不是唯一目的的话）是为了阐明“18世纪的唯物主义同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8]327,336-337
毫无疑问，这也正是马克思论述法国唯物主义的双重目的，即肯定性的目的和否定性的目的。肯定性的目的是为了让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顺利对接。否定性的目的则是对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这正是《神圣家族》的直接目的———“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进而推翻“批判”借助“某种超验的力量”———即形而上学———“使自己得以确立”的基本原则。[9]7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是，在《神圣家族》中，形而上学究竟指的是什么？有学者指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所指的形而上学即“马克思当时并不赞成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即“思辨形而上学”。[1]279这一判断大体正确，但却不够准确。
马克思在晚年给恩格斯的信中曾经谈及当时他们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迷信：“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10]一方面，马克思承认《神圣家族》中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都承认费尔巴哈对他们影响巨大。
这种真正的、实质性的思想影响应该最能证明“费尔巴哈阶段”。笼统地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承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史中的地位，同时证明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当时的“人学的唯物主义”的影响，因为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8]327最后成了与社会主义相关的唯物主义，即“有关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以及“从人出发的‘有血有肉’的唯物主义”。[1]280不难看出，这种影响整体表现在费尔巴哈式的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体认可和接受（尽管一开始有了部分不满和批判）。这一点在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中能够证明：“在哲学著作中，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11]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仅在这种笼统的意义上继承了费尔巴哈，那么这些论证已经足够了。但必须承认，要证明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仍需补充证明。换言之，上述论证不能促使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提出两种哲学———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提出唯物主义的诸种形态等观念，更不足以说明这种唯物主义类型学解释的不足。因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关于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区分，拉宾和张一兵等人所持的否定态度就是合理的，即认为马克思在这时对哲学史的分析“还是不完整的、片段性的”[12]170-175，以及“马克思在这里还无法科学地区分不同种类的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比）它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不足。[1]282
但笔者想探究的是，马克思的这种“重大缺陷和不足”是马克思本人的，还是另有隐情？如果不进一步分析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这种结论。但是，很多学者已经非常有力地证明，马克思这时已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我们需要考察的问题就变成费尔巴哈是否在另外一个角度对马克思有着直接影响，也就是说，马克思这部分所述内容是不是在文本上与费尔巴哈有关联。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来看，不管是科尔纽、纳尔斯基等人，还是山之内靖、张一兵等人，在解释法国的唯物主义史及相关主题时，他们都没有指出费尔巴哈的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马克思。
首先考察涉及的代表人物。从唯物主义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关注的人物包括培根、霍布斯、笛卡尔（物理学方面或自然哲学）、伽桑狄、比埃尔·培尔以及洛克，他们的哲学发展出了与共产主义直接相关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即孔狄亚克、爱尔维修、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等人的哲学。从形而上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关注的是笛卡尔（形而上学）、斯宾诺莎、马勒伯郎士和莱布尼茨。如果对费尔巴哈的哲学史著作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其中涉及的哲学家与马克思所关注的出奇地一致。人们或许会质疑这种简单的人物对比，认为他们是所有近代哲学史著述都会关注的对象。但是，如果我们对主流的哲学史著作进行对比研究则不难发现，包括黑格尔哲学史在内的大多数哲学史著述并没有对上述哲学家及其思想全面给予关注，这在唯物主义哲学家那里尤其如此。
当然，或许这种提纲挈领式的对比仍显得单薄，我们还有必要将比较研究进一步推进到文本的细节。在这里，首先需要关注马克思的一段论述，即“……18世纪的哲学同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大多数近代法国哲学史中都有详尽的阐述”[8]336。这段话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疑惑，所谓的“大多数近代法国哲学史”究竟指的是何人所著的哪些（部）著作？根据资料来看，可能仅有两种与马克思的哲学史有关的著作，即黑格尔的哲学史以及费尔巴哈的《近代哲学史》。根据
首先是关于培根的论述。
第二个例子是比埃尔·培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比埃尔·培尔都不能算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但不管是马克思还是费尔巴哈，都对其给予了高度关注。《比埃尔·培尔》是费尔巴哈哲学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费尔巴哈对他的论述甚至远远超过了培根、霍布斯以及笛卡尔等更为著名的哲学家。在马克思那里亦然。在论述法国唯物主义的短短几页的内容中，马克思用了将近一页内容来论述比埃尔·培尔。除此之外，马克思对比埃尔·培尔的分析框架基本上使用的是费尔巴哈的。费尔巴哈认为，比埃尔·培尔的哲学是“用辩证的方法把局限于教义的神学思想引向自由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则认为培尔“用怀疑论”来反对作为“神学最后支柱”的“思辨哲学”。[8]330,[16]
从文献学角度来看，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仍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但是，不管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重要性的强调，还是对其哲学史著作分析框架的借用，无不反映了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能因为马克思的批判而否认“费尔巴哈阶段”的存在，不加批判地接受就成了恶劣的抄袭。《神圣家族》的内容就逻辑结构而言，都已然比较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费尔巴哈阶段”的存在，当然，这种形式上的证明仅仅是论证“费尔巴哈阶段”的理据之一，我们还可以从思想联系等方面进行更全面的论证，就此意义而言，本文仅是相关研究的一个开始。
张一兵进而指出，这两次转变分别对应着一些代表性文本。前一次转变对应的是《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法年鉴》时期的文章、《巴黎笔记》乃至《神圣家族》和《评李斯特》；后一阶段的文本则包括《评李斯特》（初露端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马克思致安年科夫》和《哲学的贫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