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6, 2(4): 21-27
doi: 101349A-2016-4-003
走向“红绿联盟”:重塑人类中心主义*———对佩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读
刘敬东,石晨
 
【摘要】  佩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揭示了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绿色政治的内在矛盾,主张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改造,实现“红绿联盟”的政治构想,进而构建以社会公正为特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生态社会主义。佩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塑,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必然性的揭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佩珀 ; 红绿联盟 ; 人类中心主义 ; 生态中心主义 ; 生态社会主义

【Abstract】 

面对绿色环保分子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指责,英国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戴维·佩珀为人类中心主义作了积极辩护。他运用马克思的社会—自然的辩证观点,强调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揭示了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绿色政治内在的悖论与矛盾,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分析方法是当今绿色政治的“解毒剂”,只有对绿色政治进行红色改造,实现“红绿联盟”的政治构想,才能推进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坚持和阐发是佩珀生态理论的重要内容。尽管他强调以人类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和价值尺度,倡导理性的、集体的、长期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在内涵上存在着重大区别,但他的生态思想的核心范畴仍然是肯定人的价值、坚持人的主体地位,从而与后者保持了内在思想精髓方面的一致性。

一、悖论与矛盾:生态中心主义的内在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生态中心主义迅速崛起,它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人类中心主义。90年代以前,生态中心主义在西方生态运动中一度居于主导地位。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以“统治者”自居,大肆掠夺自然资源,是造成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强调把自然放在优先地位的“生物道德”[1]48

佩珀基于马克思“社会—自然辩证法”理论,对生态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剖析和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所具有的“二元论”的性质与特征。佩珀认为,深生态学主张“一元论”的自然观,强调人类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但对自然异化的分析则明显是“二元论”的。深生态学认为对自然异化的克服,只要承认自然规律,不改变自然,就可以“轻松地在地球上生活”,来坚持和实现人的自然性;而一旦我们没有遵从它的规则,就会危害自然。在佩珀看来,这种把人类的实践活动看作对自然的侵占和冒犯、把人类看作自然的对立物的观点和理论,必然陷入“二元主义”。佩珀指出,尽管深生态学表面声称是“一元论”,但其实它是自相矛盾的“二元论”,“深生态学的异化观确实是建立在人类—自然关系的一个二元主义概念之上:一个它被假定是拒绝了的概念”[1]166。而马克思的社会—自然辩证法则是真正的“一元论”,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是紧密相连的有机统一体,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而人则通过不断地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得以生息繁衍;同时,二者在循环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中不断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人类在通过生产改变着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改变着人类本身。

佩珀还批评了生态主义政治理想所具有的乌托邦特征。他指出,生态主义者普遍接受了增长极限的理念,认为“工业化是一个错误”,他们崇尚自然,认为只要把生态置于中心位置就可以解决环境难题,而人类是一种“污染物质”。生态主义反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人类主义,主张“回到丛林”,是一种“绿色后现代主义”。这种生态主义颠倒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把自然放在主体位置,不仅要求人类尊重、服从生态规律,而且还“包含一种对自然基于其内在权利以及现实的‘系统’原因的尊敬感”[1]48。佩珀强调,对自然的过度崇拜,必然会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导致反人类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而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终点可能是一种回归土地的乡村公社。生态主义者虽然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力,但是却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而仅是希望通过寻找“绿色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这最终只能导向一种非现实的、幻想的生态乌托邦。而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则把人类的利益放在中心位置,主张人类按照理性的方式,合理地、有计划地改造自然,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又不破坏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显然,与生态主义政治战略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相比,佩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构的生态社会主义,为化解现代世界的生态难题和生态悖论提供了更具现实性的理论逻辑和解决路径。

佩珀基于无政府主义与极端自由主义内在一致的逻辑,对生态主义的理论主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在他看来,生态主义的理论根基是无政府主义。他明确指出,生态主义被灌输了大量无政府主义的因素,就连生态主义理论的代表多布森也承认无政府主义与生态主义是相联系的,“无政府主义和绿色运动之间的联系已超越了乌托邦和怪诞的思维,延伸到(城市和乡村的)公社运动,延伸到那些正在‘实践它’的人”[1]281。佩珀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把无政府主义标识为极端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一般认为政府才是大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源,即“等级制和支配关系的增加”是引发社会问题和生态危机的根源。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具有强烈的革命历史观,认为“革命性变革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废除国家及国家和经济制度所基于的意识形态基础上”[1]296。相应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生态主义者,普遍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持有一种带有强烈解构色彩的社会变革观念。比如,生态主义者普遍拒绝阶级分析方法,主张废除国家,提倡地方自治和分权化,甚至提出建立生态地区制度等主张。相对地,在批判生态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佩珀则强调要“授予人类以特权”,因为他确信“授予非人的自然特权”只会导致自然保护主义或厌世主义,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忽视阶级斗争的政治冷淡主义。在佩珀看来,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根本缺陷是拒绝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提供一套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的可行方案。

二、走向“红绿联盟”: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红色”改造

佩珀作为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地理学教授,曾经是著名的绿色运动理论家。但在绿色运动内部不断分化和演变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出根本性改变,使得佩珀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2]652-653在他看来,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兴起以来,红色(社会主义)和绿色(生态运动)之间一直都存在着紧张关系,有冲突对抗也有和解与联合。“红绿派”和“绿绿派”虽然在理论基础、政治主张、实现路径等方面差异巨大,但二者的最终目标都是消除生态危机,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单纯的绿色运动并没有解决社会不公和环境退化的问题,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生态社会主义被提上日程,“红绿联盟”也随之成为一种必然。佩珀强调:“要把红色和绿色运动团结起来,就必须有效地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联合起来。”[1]4他主张生态主义只有汲取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分析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社会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理论,对生态中心主义进行“红色”改造,才能够真正摒弃其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和极端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实现红色与绿色的融合,最终实现“红绿联盟”的政治构想,构建有力的、有效的、连贯一致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图景。

佩珀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于改进生态中心主义具有指导意义。他指出,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已经开始对19世纪出现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正是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相关的经济剥削,即资本运动的逻辑,是最终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源。佩珀从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出发,认为工会运动是工人们为了争取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中工作而进行的环境斗争,工会运动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环境抗议运动。佩珀还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论述,为生态中心论者认识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提醒生态中心论者不要忽视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以及变革得以实现的社会力量;二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深入分析和深刻批判,使生态中心论者认识到,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球化,生态危机也呈现全球性蔓延趋势,环境问题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佩珀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改造生态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文明的弊端开始,进而否定整个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它把现代社会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启蒙时代以来技术理性的发展,主张消解作为启蒙成果的理性。另外,后现代主义在反对工业文明的过程中,进一步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以生态为中心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佩珀指出,生态中心主义有很多内容与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生态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具有严重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批判启蒙理性,否定工业社会及其发展观”[3]。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价值导向的绿色政治缺乏内在连贯性,拒绝权威和支持文化相对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则坚持一种社会变革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明显是现代主义、理性主义的。佩珀强调,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和方法对生态主义进行改造,即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红色批判,就是使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主义走向更现代主义世界观的一个尝试,其具体内容在于:“(1)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2)生态危机原因的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分析(物质主义和结构主义); (3)社会变革的一个冲突性和集体的方法;(4)关于一个绿色社会的社会主义处方与视点。”[1]83因此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现代主义的,与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和工业社会的发展观和价值观一脉相承,而与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政治相对立。[2]660-661

佩珀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使生态主义“摆脱它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方面,转而支持更多的共产主义和工联主义”[1]334。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作为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大部分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生态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主张集体地拥有财产,实现按需分配、各尽所能,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是一致的。佩珀进一步指出,无政府—工联主义更加重视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可见,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者都接受唯物主义,社会变革目标都是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虽然二者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但是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对于社会公正的优先考虑是“红绿联盟”最根本的共同基础。在具有共同因素的基础上,佩珀指出,用红色的马克思主义对绿色的无政府主义进行改造,使实现“红绿联盟”的政治图景成为可能。佩珀对于生态主义无政府主义根基的挖掘,“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为人类中心主义与绿色意识形态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4]

三、“集体的”、理性的、“有意识”的主体: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塑

佩珀深谙马克思基于历史与自然的辩证法对感伤主义深刻批判的真谛,并由此出发批评生态主义的思想主张。佩珀赞同格伦德曼对生态难题形成原因的分析,即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导致环境问题出现的根源,恰恰相反,正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发挥的主体作用不够才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人类没有正确实行人类中心主义才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马克思如果生活在现代西方,一定不会是一个生态中心论者:他嘲笑各种形式的自然崇拜和感伤。”[1]95佩珀进一步强调,作为人类,我们只能从人类的立场出发谈论自然,当发生利益冲突时,人类一定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优先位置,“生态中心论假装完全从自然的立场来界定生态难题……但是,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界定明显是一种人类的行动,一种与人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相关的人类的界定[1]341

佩珀基于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理论与方法,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了全新的理解和阐释。

佩珀首先明确强调,生态危机的形成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引起的。他指出,绿色分子经常宣称人类对待自然极其错误的观念,以及工业发展进程中对自然的大肆掠夺,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所以人类遇到的真正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在绿色分子眼中,人类最终成为环境的敌人。佩珀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对此进行了反驳。他强调,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去寻找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干预”自然的方式才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1]133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一方面,由于资本逻辑———资本的逐利性和贪婪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过度生产和消费不断破坏着自然环境,造成土地退化、河流污染、空气污染;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人们为了摆脱贫困而无止境地破坏掠夺大自然。因此,“人类并不是一种污染物质,也不‘犯有’傲慢、贪婪、挑衅、过分竞争的罪行或其他暴行,如果他们这样行动的话……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更加可能的原因”[1]354-355。同时,佩珀以“成本外在化”为切入点,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他看来,“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从研究自然与环境的破坏,深入到研究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而又从研究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再具体化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成本外在化’的问题”[5]。佩珀认为,资本主义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开采”资源获取利润而不考虑对未来的影响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这样做的后果最终导致“成本外在化”转嫁给了未来,即环境破坏等发展中的成本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而且后代要为今天的发展付出代价。这种咄咄逼人的农业开发方式导致了中世纪欧洲森林被毁和湿地排水现象的出现。马克思早就强调过:“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6]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农业为了追求眼前利益,不惜以破坏土壤的持久肥力为代价,最终导致土壤沙漠化和环境退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就是对“成本外在化”的批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成本外在化”直接催生了“生态帝国主义”的出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成本和技术优势把污染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不得不为发达国家的发展付出代价,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佩珀还借用G·哈丁的“公地的悲剧”来进一步说明“成本外在化”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他指出,由于社会成员并没有污染环境的成本要由社会共同分担的意识,导致“成本外在化”出现在空气、水、土壤的污染中,出现在使用一次性产品和包装中,出现在理性的、逐利的私人企业中。由此佩珀得出结论,生态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注定是一场骗局。

佩珀认为,未来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应该是一种更加重视人类利益整体性和长远性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这种生态价值观建立在社会—自然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强调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应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和需要,而应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1]340他还指出,马克思的“统治”自然和“支配”自然是有区别的,“统治”暗含着征服和破坏,而“支配”是理性的,隐含着一种管理、治理关系,是人类对他们与自然关系的共同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不仅不会引发生态难题,相反是解决生态问题的起点。[1]339他赞同帕森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阐释,认为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是“专横的主仆关系”,这只是人类被赋予的一种“技巧和才智”,目的是保证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能够更加理智。他进一步提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增长是一个理性的、计划的、对每个人平等有益的发展,它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是在自然的承载能力范围内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所以它是有益于生态的。显然,“佩珀的人类中心主义已抛弃了人类沙文主义,但这决不意味着承认‘生物平等’和‘内在价值’的荒谬论断,它提出要在坚持人类发展的同时善待周围生物”[7]

在佩珀看来,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同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佩珀所强调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然是社会的被观察到的和产生的。另外,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然的。”[1]354-355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西方的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知识就是力量”帮助人类在一次次“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取得胜利。人类成了“万物的尺度”,从自然身上“拷问出它的秘密”成为科学发展的目的。技术中心主义认为,只要利用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就可以不断突破自然的限制,从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但现实是,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来的,是资源枯竭、核污染、环境恶化等现代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并没有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减少,反而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技术中心主义的乐观主义面纱可以被揭去而显示其‘不确定性、推诿和错误倾向’”[1]50。佩珀指出,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技术只会呈现其剥削性,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进步只会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他还指出,技术中心主义没有对社会、经济或政治结构进行根本的变革,它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改良主义。而在改变了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人的贪婪和疯狂消失之后,人们就会按照理性的要求合理地和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类有限的同时又是丰富多彩的物质需求:“在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模式中,人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人的可亲可爱的家园,人与自然真正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真正实现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2]666

佩珀强调社会正义在生态社会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要破解全部生态问题,首先要实现社会的公正,社会正义的缺位已经成为全球性亟待解决的难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剥削导致了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等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因为贫穷是大量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他同时强调,生态问题是有阶级性的,富人与穷人相比更能够采取缓解措施,从而减少环境问题的危害。可见,环境问题“不平等地影响每一个人”[1]前言2。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推行不正义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生态危机。因此,佩珀强调“社会的和重新分配的公正”[1]375是核心问题,只有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正义,才能够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所以要把“社会正义推进到生态学而不是相反”[1]5,即要从实现社会正义出发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公平正义,是实现了真正基层性的广泛民主、经济适度增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将提供在绿色议题上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公正的和关爱环境的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1]前言2

四、结语

面对生态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佩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内在矛盾,剖析了生态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和无政府主义根基,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他“把社会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联系起来,体现了作为一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一般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理论视野和政治立场”[2]666。并且,佩珀对绿色政治和环保运动进行了分类,区分了“红色的绿色分子”和“绿色的绿色分子”。在他看来,虽然“红绿派”和“绿绿派”在很多方面都有较大差异,但因为二者都以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共同目标,以实现社会公正为共同理想,所以,红色和绿色可以相互融合。正如他本人所强调的,他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分析,目的是为了“填补二者之间的鸿沟”,真正实现“红绿联盟”的政治构想,推进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同时,佩珀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绿色政治的“解毒剂”。“他勾勒的生态和谐、社会公正、人民幸福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对我国树立正确发展理念,确立绿色消费观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8]

虽然佩珀丰富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环境运动提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也为我们以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中国的生态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但也不能忽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佩珀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受到马克思激发但由许多其他学者发展起来的西方知识传统”[1]89。并且,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图景缺乏可行的变革力量和实现路径,具有浓厚的“生态乌托邦”特征。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6KDA002)、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W05-优先引导专项”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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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石晨生态正义———资本逻辑的批判与超越[J].理论月刊,2014(12):21-24.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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