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市场的存在是必须且强势的，即使是恶或有恶的一面也是合理的。这一理论逻辑建立在所谓的“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即“经济人”在完全理性的支配下，能作出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那么，在每个经济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呢？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能够把二者有机联系起来的最有效机制。以此为出发点的具体制度设计就是私有制、不受其他力量约束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及由此形成的事实上的资本对国家社会各方面的控制体系。

显然，从更为广阔的时空视域以及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来分析，这种制度体系与实现机制只关注了个体作为“经济人”的本性，而忽视或简化了其作为“社会人”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在极大地增进效率的同时，却无法有效协调社会整体与个体互动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只实现了个体利益、短期利益，而损害了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无法真正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在承认政府必要作用的同时必须对其保持戒备与防范之心。公民权利的价值理性与政府权力的工具理性，是西方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说，政府是为了公民个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公民权利的这种具有本源意义的目的性，本质上决定了国家的公共权力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则注定要求国家权力的有限性。比如，洛克在论及国家的最高权力即立法权时认为，基于保护财产是政府主要的和重大的目的，也是人们加入时的目的这一自然逻辑，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2]潘恩则坚信政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为不可容忍的祸害”^[3]。

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的国家治理逻辑中，政府的存在虽然是极为必要的，但从人性论的视角出发，政府又是恶的。所以，在承认政府发挥必要作用的同时，必须对其保持高度的戒备与防范之心。

在西方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社会的产生、结构、功能、秩序及其与现代民族国家（政府）、市场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认知历程。总体而言，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被认为是与政府、市场相对分离、对立的特殊领域，并被建构起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图景，如社会建立在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基础之上并持续进行流动和分化，社会成员之间不是传统的血缘关系而是契约关系，社会运行遵循法治、自治、民主原则，等等。马克思指出了西方国家治理实践及其话语体系中的这种对立性思维，“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4]212，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使得“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402。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功能、形态及其所呈现的具体特征，都是这一社会系统自身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发展的结果和产物，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历史和文明的烙印。显然，西方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社会，是建立在人性恶以及“经济人”假设的理论预设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大多被描绘成了理性的、纯粹的物质利益关系。以此为基础的话语体系及相应的政策选择与治理技术，必然是西方所理解和标榜的法治、自治、民主等。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社会所尊崇的自治原则，更是建立在对政府、市场不信任基础上的政策选择与治理技术，并发展为宗教信仰式的价值追求。

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中，只有建立在分离和对立基础上的“大小”“强弱”之分。也就是说，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不是“大政府、强市场、小社会”，就是“小政府、强市场、大社会”。在这种关系中，政府与社会有大小之分，而市场则始终是强势的。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理论家们在分析西方国家治理的问题时，往往习惯将其定位为“小政府、强市场、大社会”。这些人或者基于历史的逻辑出发，认为在西方的国家治理历史中，公民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以及对政府本身天然的不信任和戒备，在处理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在保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的创造活力及强势地位的同时，极力避免政府的权力过大以致随意践踏和损害市场以及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或者基于理论的预设和推演，认为政府本身恶的本性或本性中恶的一面，会导致其具有权力贪婪和扩张的欲望，从而同样会损害市场以及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所以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和扩大市场和社会的权利，形成所谓的“小政府、强市场、大社会”的治理格局；或者基于国家治理中现实的利益考量，认为政府确实在治理过程中有侵犯市场和公民权利和利益的行为和冲动，所以也要保持“小政府、强市场、大社会”的力量态势，以防止其侵犯市场和公民权利与利益的行为和冲动得以实现。按照这样的思维定式，得出一个基本上公认的结论，就是西方国家的治理格局是“小政府、强市场、大社会”。

西方在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对立关系的同时，又通过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多党制、竞争性选举、公民社会等机制，建构起了国家治理的实践过程。按照他们的逻辑，社会被分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利益代言人之间形成对立性竞争关系。因此，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多党竞争制度作为其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和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中，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通过竞争性选举取得执政地位，进而通过执政来为其代表的利益集团服务。处于在野地位的政党则通过质疑、批判甚至诬蔑和人身攻击等方式反对执政党，来实现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并极力谋求取得执政地位。

即使按照西方的思想理论范式和分析路径，我们也可以看到，既然人性的缺陷及其所展现出来的恶的本质，可以推论出政府具有天然的恶的本性并因此会侵害市场和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利益。那么，同样是由公民组成的市场和社会，也具有恶的本性或本性中具有恶的一面。因此，由公民个人所构成的市场和社会在力量足够强大时，完全可以侵害到国家、政府（这里国家和政府所代表的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权力和利益。比如，在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市场的力量主宰了政府乃至社会，这种强市场的力量格局导致了诸如利益集团绑架国家、两极分化等严重问题。福山在分析美国政治制度及政府力量衰落的现实时指出，利益集团实际上绑架了国家和政府。他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对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开放性。利益集团可以影响美国的总统选举^[5]。针对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2014年10月7日，巴菲特在《财富》杂志于加利福尼亚州举办的“最具权势女性峰会”上就曾断言希拉里将参选而且会赢。巴菲特公开声称下一届美国总统是希拉里，实际上表明他支持希拉里竞选，是因为希拉里如果竞选成功肯定会给他回报的。在福山看来，利益集团不但可以通过直接起诉政府获取利益，他们还掌握了另一个更强大、控制更多资源的渠道，即国会。^[5]实际上，最吸引国会注意力的利益集团并非集中体现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是那些组织能力最强、最有钱的团体。美国1971年有175家游说公司，10年后猛增至2500家，2009年更是增至13700家，总营收高达35亿美元。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则在其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用翔实的数据和生动的事例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客观现实和总体趋势。他认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愈发显著，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6]

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进一步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全球性危机愈演愈烈。恐怖主义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威胁日益加剧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之一。最近恐怖主义发展的势态表明，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开始更为深入地参与恐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恐怖主义的发展还表明，由不同国家具有极端思想的公民组成的对现代社会造成严重威胁的恐怖组织（如果恐怖组织也是西方理论意义上的社会组成部分的话），已经对一些国家政府的权力和利益以及这一社会的全体公民构成了严重威胁和伤害。而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ISIS斩首日本、约旦等国人质事件则毫无疑问在更深层次上对受害国乃至整个人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进一步看，即使政府是为了公民的存在而存在的，最终也有可能因为社会力量的过分强大而削弱其赖以存在的根基与合法性，进而依然会威胁到公民个人自身的利益。比如，当一个国家在面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时，如果由于国家力量的弱小而无法抵御外敌入侵，最终一定会使这个国家公民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侵害，而由公民组成的市场和社会的利益也一定会受到伤害。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伤害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波及侵略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范围。

按照西方的国家治理逻辑，政党成为利益集团斗争和博弈甚至只是选举的工具。因此，在西方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党之间的关系则演变成了相互攻击、指责、拆台的对立性斗争关系，即使有些政党之间存在联合，也只是形式上的某种权宜之计。政党之间的这种相互否决的对立性斗争关系，一方面，导致政党之间在一个选举周期内差异化的地位和功能（执政或在野）是确定的，在一个以上选举周期内则是非确定性的。这样，政党之间就要通过主要围绕谁来执政的问题展开竞争，进而实现轮流坐庄。这种相互否决的对立性竞争关系导致国家治理效果和质量日益下降，福山在其《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中指出，美国的否决型政治导致“政治衰败”。^[5]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政党之间的这种相互否决的对立性斗争关系，导致政党的社会基础日益弱化。从西方国家的政党竞争性选举实践来看，其投票率总体而言并不高，这表明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实际上越来越弱化了。这样，政党所具有的功能也就相应弱化甚至丧失了。

西方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极力想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或逻辑，就是西方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其所标榜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国家治理理论是科学的、先进的，甚至是“普世”的，因而是政治正确的。这样，其他国家都应该以此为标准，效仿甚至照搬其国家治理模式。然而，西方国家自身的治理实践已经表明这一逻辑具有明显的虚伪性。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1月21日以五票赞成、四票反对作出判决，取消实行了63年的竞选财务法，也就是解除对企业和工会在政治竞选中提供资金的限制。这一判决意味着美国的钱权交易彻底实现自由了。然而，这种把金钱干预政治说成是保障言论自由权利的做法，却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

同时，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多党制、竞争性选举等国家治理机制，通过选区划设、参选人资产公证、投票过程等程序性设计，一方面，使得其所标榜的自由选举并不自由，而是受到选区、个人资产、种族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另一方面，使得其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只具有形式和工具意义，而并不具有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功能和价值。

另外，西方的国家治理话语所宣扬的人人平等观念同样具有虚伪性。例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虽然都标榜人人生而平等，但这里的人却仅指纳税的成年白人男性公民，而把女性、未成年人、其他族群等群体排除在外。显然，这种建立在不同阶级之间不平等基础上的某一个阶级内部的所谓平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西方国家治理话语的虚伪性会导致更为深层次的危害。这种国家治理话语的内在逻辑使其十分推崇“斗争哲学”。实际上，回顾西方世界的历史可以发现，经由达尔文进化论特别是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传播，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理念在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外衣掩盖下，早已风靡整个现代西方世界。而这种理念在促使人类社会卷入斗争、胜者生存、败者灭亡的过程中，却陷入了“你死我活”“非此即彼”“非生即死”的逻辑悖论，无法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协同并进”的客观要求。

西方的国家治理话语困境警示我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确立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单纯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和分析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进而得出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中的“大小”“强弱”格局，依然没有摆脱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同样，西方在面对中国的时候，或者出于对立性的习惯，或者出于对身处其外的他者历史的偏见，则把中国从古至今的国家治理定位为“大政府、弱市场、小社会”。而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一部分人，基于理论和现实的逻辑思考，多数得出了中国是“大政府、弱市场、小社会”的国家治理格局的结论。而且，这种认识自近代以来就已逐渐形成并始终具有很大影响。例如，张东荪就曾经认为不仅理论上应该把政府、市场、社会的职能区分开来，理想的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他还从现实出发，批评民初政府承揽事务太多，认为像铁路国有、矿山国有等规定都不合理。在他看来，既然政府没有财力筑路开矿，就不应该以加重民间承办这些事业的条件来故意遏制。^[7]同样，出于对新中国受到苏联模式影响的分析和判断，很多人则认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治理仍然是“大政府、弱市场（甚或无市场）、小社会”的格局。

假如我们承认任何个人本性上都具有善和恶的两面性，同理，任何政府、市场、社会也具有善和恶的两面性。这里，三者的关系可能会产生善与恶、善与善、恶与恶的互动格局。显然，我们期望或争取出现善与善两面的良性互动，这也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政府、市场、社会之间既不单纯是理论上善与恶层面的关系，也不单纯是实践中历史发展意义上谁先谁后的关系；既不是纯粹的通过利益博弈或情感呵护来维系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利益和情感这两个层面孰重孰轻或谁多谁少的关系；既不是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对立性关系，也不是主权国家间的排他性关系。这三者之间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政府、市场、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存在、互利共赢。每一个这样的命运共同体又在相互交往中形成了国际社会共同体，进而构成了人类社会这一极为复杂又异常生动的生态系统。因此，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应该超越建立在对立和分离基础上“善恶”“大小”“强弱”的思维和逻辑，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进而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

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党关系及其所决定的政党功能的变化趋势告诉我们，应该确立政党之间以合作为特征的稳定性关系，发挥不同政党的差异化功能，进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从中国的政党关系来看，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领导和接受领导的关系；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也就是执政和参政的关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亲密合作，也就是友党关系。中国政党之间这三重关系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各方认可的，更是经过法律确认的，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确定性的合作关系。

中国政党之间的规范性关系表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各自差异化的地位和功能也是确定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协商合作的议题不是谁来执政，而是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显然，中国政党之间的这种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避免西方政党之间相互否决而导致的政治衰败问题，改善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可以有效发挥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

西方的国家治理话语虽然具有先天的内在逻辑困境，但由于其先发优势而体现的实力优势，使其具有明显的话语权优势。然而，随着西方国家治理困境及危害的逐渐显现，以及由于中国发展而产生的国际社会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中国应该在系统总结自身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体现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话语权。

其一，这种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应该体现民族特色。中国文化血脉中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我们构建体现民族特色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应该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其二，这种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应该符合国情特点。当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构建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应该使其体现和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其三，这种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和发展趋势，并回应时代发展要求。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传统的西方国家治理理念和体系已经造成了诸如生态危机凸显、恐怖主义蔓延等全球性问题。而我们要构建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应该在充分汲取西方国家治理深刻教训的同时，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回应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国家治理的质量和实效，也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国家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