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并逐步形成体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首先，是统一战线思想萌芽。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后，德国宗教和思想领域产生了关于是更自由地还是更有限制地解释基督教的争论，恩格斯在评论该争论的文章《唯理论和虔诚主义》中最早使用了“统一战线”的概念。其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逐步深化，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的一系列文章中有意识地使用统一战线的思维方法分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最后，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中，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不断总结革命斗争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使得统一战线思想最终走向了成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意识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具体分析了当时现实社会结构中各个阶级、阶层的立场、观点，为无产阶级分清了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供了法宝。
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萌芽、发展和成熟的历史进程及其历史意义；追本溯源，对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以期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渊源的认识。
社会阶层关系的重组引发德意志诸邦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萌芽的根本原因。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革命迅速发展，随即传播至整个欧洲大陆，欧洲资本主义生产逐步从工场手工业发展进步为机器大工业。而在德意志诸邦，由于各封建统治者的顽固阻挠，德意志诸邦的工业革命从19世纪30年代才真正开始，进而在工场手工业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德意志的莱茵兰和萨克森等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兴建了一批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工业革命快速推动着落后的家庭生产形式转换为先进的工厂生产形式，从手工工业过渡到机器工业，社会上出现了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守旧的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为当时德意志诸邦的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阶层矛盾的急剧变化，最显著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萌芽发轫的直接诱因。以交通工具变革为代表的科技进步促使人们逐渐从原始的状态中脱离出来，逐渐意识到应以科学理性作为行动的新准则，以自然宗教代替教条宗教，以追求尘世的幸福代替追求死后的幸福，预期会出现尘世的幸福。从18世纪20年代起，德意志启蒙学者的活动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意志诸邦的文学运动推崇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卢梭的思想反对专制，要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这正是德意志社会反专制、反神权和反暴虐统治所急需的思想武器；宣扬天才论，否认神的存在，相信人的力量能够突破宗教势力和封建专制的双重束缚，鼓舞人民奋发上进，同封建神权相抗争；强调情感的力量，认为理性只是人的一部分思想，并非根本的东西，而人的本能、直观和感情才是更深刻的内容，要求理性必须与感情相融合，通过感情作用使认识深化。在此过程中，各社会阶层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两派和举棋不定的中间阶层。
在政治上，当时德意志诸邦进一步团结，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萌芽的重要条件。法国大革命的成功为德国人树立了民族团结的榜样，而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入侵和掠夺，推动着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迅速转化成政治民族主义，呼吁民族团结，恢复德意志整体的独立性。普鲁士王国是德意志境内最强大的邦国，19世纪初期的普鲁士改革促使普鲁士开始从封建庄园制过渡到资产阶级容克地产制，普鲁士逐渐成为德意志经济发展和民族运动的中心。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欧洲动荡随着拿破仑的垮台而逐渐平息，为了处理善后事务，欧洲各国政要聚会维也纳，缔结了欧洲近代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国际体系———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体系重新确定了欧洲版图，1815年6月8日签署《德意志联邦条例》，组建了德意志联邦。政治上的团结，推动了德意志新兴资产阶级更加关注国内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1]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首先得益于恩格斯的思想贡献。19世纪初，恩格斯出生时的德意志诸邦还没有实现统一，依然处于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落后和精神上自大的状况。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向他自小灌输要绝对相信《圣经》及教会教义的思想。不过，恩格斯的母亲是一位酷爱文学而又性格开朗的女性，恩格斯的多才多艺与他母亲这位启蒙老师是分不开的。恩格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在宗教方面自然是一个有神论者，后来在巴门市市立学校和爱北斐特中学接受的教育，又进一步加深了他所受的宗教熏陶，所以，到不来梅之前的恩格斯仍然是福音派基督教的真诚信徒，对上帝有盲目而圣洁的热情。然而恩格斯并不是一个虔诚主义者，他从小就对虔诚主义者的自私、伪善、贪婪以及扼杀个性自由等表示反对。少年时期的恩格斯，爱憎分明和富于正义感就已经体现在他的思想和言行中。
不来梅时期（1838年7月至1841年3月）是恩格斯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时期，不来梅的生活使恩格斯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有了深入观察，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了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从而对统一战线的必然性有了初步的思考。1838年7月，恩格斯按照父亲的安排到德国港口城市不来梅学习经商，在这里他生活了两年多。虽然这里如同巴门和爱北斐特，也是一个虔诚主义和神秘主义统治的城市，但这里的资产阶级更关心的是商业利益，因而不来梅的政治气氛比乌培河谷更加进步。到不来梅后，恩格斯较为全面地熟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细节，而且更关键的是恩格斯开始阅读大量的进步文学作品，尤其是反封建的小说和诗歌，进而了解到当时进步的文学运动、思想运动及暗藏其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从1839年春开始，恩格斯开始研究对神学的批判，积极投入到社会意识形态斗争中，在《不来梅杂谈》等报刊上发表的《贝都英人》等诗篇中，恩格斯表达了对笼罩着德意志的封建专制的不满和对自由的向往。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萌芽的前提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双方的清晰界定，以及对社会主要矛盾尖锐程度的准确判断。19世纪40年代的德意志诸邦的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封建主义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恩格斯1839年3月创作的第一篇政论文《乌培河谷来信》揭露了劳动群众的普遍贫困及贫困造成精神堕落的必然性，还将其同恶劣的生产条件和工厂劳动联系起来，指出正是后者断送了人民精神的任何发展。但是恩格斯当时对造成劳动群众普遍贫困原因的解释，还更多地归因于资本家的管理方式，并没有将其认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与此相应，他对资本家的揭露批判也没有上升到对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还没有把劳动群众同厂主的对立看作两个阶级的对立。同样，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同宗教黑暗势力之间本质联系的认识，也没有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本质联系的认识高度。这些都是因为当时德意志诸邦的社会主要矛盾还依然是封建主义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当时依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恩格斯首次提出“统一战线”的概念，并非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问题，而是关于宗教虔诚主义和唯理论之间矛盾的问题，实质上是代表封建主义的教派势力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问题。1840年9月，恩格斯发表的文章《唯理论和虔诚主义》中指出，当时思想争论的实质是“在北德意志正统信仰的首府也爆发了一场斗争：更自由地还是更有限制地解释基督教”[2]130；并且具体地分析了虔诚主义和唯理论论争的过程，揭露了乌培河谷的加尔文教徒的教皇克鲁马赫尔演讲的虚伪，指责克鲁马赫尔把教堂的讲坛变成了宗教裁判所的首席宝座；指出：“迄今为止，虔诚主义认为它的对手被分为许多派别是上帝的善行，但愿它终究会感到，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2]133其中的“我们”指的就是一切同宗教虔诚主义斗争的思想派别，一切受封建主义压迫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首次提出“统一战线”的概念，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恩格斯首次提出“统一战线”的概念并非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而是针对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守旧势力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19世纪40年代是近代欧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给其社会形态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带来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人类社会舞台上占有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封建主义的衰落乃至灭亡已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必然，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已经在西欧一些主要国家最终确立了起来。就欧洲整体而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逐渐尖锐，最终替代了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当时欧洲社会的最主要矛盾。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得以深化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相应地在社会物质生活中日益暴露出来。工人运动的兴起，工人武装起义的出现，使19世纪40年代欧洲社会的各种矛盾达到了空前复杂和深刻的程度。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在时代的呼唤中不断前进的，在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中，欧洲各国中间阶级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在认识上捉摸不定，在立场上左右摇摆，在态度上徘徊观望，在政治上不成熟、不坚定，使得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成为必然。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得到了深入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有意识地运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社会各阶层的立场和观点，对统一战线的主体和客体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唯物史观的确立，继而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主体是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科学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成熟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开始从对国家哲学的批判转向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思考，详述了德国无产阶级的诞生是旧社会解体的必然结果，工人运动开始形成并逐渐吸收来自各个阶层的群众，组成了强大的队伍。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试图从市民社会出发剖析市民社会本身的矛盾并解决人的政治异化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从市民社会中发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真正动力，即无产阶级，指出无产阶级代表着世界运动的未来，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整个德国的解放，而德国的彻底解放，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是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此时已经认为无产阶级是联合着的革命群体，他们代表着全体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同全体劳动人民联合在一起，最终赢得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作了重新梳理，指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恩格斯在写于1844年3月的文章《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中，分析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欺骗性。该文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实质上究竟是谁统治着英国呢？是财产。财产使贵族能左右农业区和小城市的代表选举，财产使商人和厂主能影响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的代表选举，财产使二者能通过行贿来加强自己的势力，财产的统治已经由改革法案通过财产资格的规定所确认了。既然财产和通过财产而取得的势力构成资产阶级的本质，既然贵族在选举中利用自己财产的势力，因之他不是以贵族的身份出现而是和资产阶级站在同等的地位，可见实际上整个资产阶级的势力要比贵族的势力强大得多，可见真正进行统治的是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是怎样来统治和为什么由资产阶级来统治呢？因为人民还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财产的本质，因为人民一般的说来———至少在农业区是这样———还处于精神睡眠状态，所以还能容忍财产的横行霸道。当然，英国是个民主国家，但只是俄国那样的民主国家；因为在所有的地方人民都是不自觉地统治着，而在所有的国家里，政府不过是人民教养程度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3]688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观上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提供了理论前提。
对于统一战线的斗争对象的清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发展成熟的现实基础。1842年1月，马克思在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指出：“1819年，唯理论还占统治地位，这种理论把一般的宗教理解为所谓理性的宗教”，“政治原则和基督教原则的混淆已成了官方的信仰标志”。[3]3-31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首先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强烈抨击，鲜明地指出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并把宗教比喻成人民的“鸦片”。马克思在文中尖锐地指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4]1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在文中，马克思强烈地呼喊：“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4]2 “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4]2这表明马克思认识到，就德国而言，宗教和德国封建旧制度仍然是最主要的革命对象。
对于统一战线的联合对象的科学理解，是马克思统一战线思想发展成熟的关键因素。在大约写于1844年1月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积极的历史作用，指出无产阶级是联合其他社会阶层改变世界的主力军和决定者，指明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合的合理性：“十八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产业革命而形成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工人。1780年以前，英国的无产者很少，这是上面所描述的英国状况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里；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新的工人阶级只能指靠自己的劳动。小块土地的耕作被大租佃者所排挤，这样就产生了新的雇农阶级。城市人口增加了两三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采矿业的扩展同样需要大批的新工人，这些工人也是专靠每天的工资生活的。”[3]676 1847年恩格斯在《德意志-布尔塞尔报》上发表了两篇题为《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的文章，批判了海因岑激进主义的错误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联合哪些党派的问题，指明了“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4]205。
1847年恩格斯创作的《共产主义原理》，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里程碑。文中积极而系统地分析了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且提出了求同存异的策略，将革命对象认定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指出：“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这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4]245尤其是在第25个问题中，对于共产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恩格斯作出了科学回答：“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坚持的社会主义措施中越接近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就是说，他们越明确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越依靠无产阶级，这种共同利益就越多。”[4]246这就明确了以共同政治经济利益为基础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其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可视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正式宣战的伟大政治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现象所反映出的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揭露了这种周期性的现象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4]278“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4]278“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4]278由此明确作出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矛盾的理论判断。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详细描述和分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描述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悲惨命运，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实质。《共产党宣言》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4]282《共产党宣言》鲜明地指出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4]272《共产党宣言》指明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获得自身解放的命运：“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挺起胸来”，“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4]273
《共产党宣言》成熟地运用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来进行社会结构的解析，指明了各被压迫阶层力量的联合不仅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而且是革命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分析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对立日益简单化了，强调的是阶级对立简单化的“日益”的趋势，并非说资本主义时代只存在两大阶级，在对阶级对立简单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除了重点分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外，马克思恩格斯也同时看到了其他阶级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了中间阶级，中间阶级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众多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中间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就是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因而今日的无产阶级来源于昨日的中间阶级，今日的中间阶级将成为明日的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与中间阶级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命运共同体。《共产党宣言》指出：“以前的中间阶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4]280同时“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果，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4]281“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的行动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4]291
《共产党宣言》指明了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力量，工人阶级必将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4]278“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4]282《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阐述了共产党与无产者的关系问题，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因而共产党具有先进性，在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团体的联合中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必须坚持共产党在联合战线中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联合战线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才能保证共产党的目标的实现。《共产党宣言》指出：“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4]285“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4]285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正式将“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战线”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政治武器。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无产者发出了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4]307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制度发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科学指导，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政治武器，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方法论保障，促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逐步走向了成熟。在《共产党宣言》联合战线思想的指导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度重视与中间阶级的联合工作，积极主动地向中间阶级宣传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揭露资产阶级本质的虚伪性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欺骗性。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了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理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4]376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为中间阶级指明了政治方向，让中间阶级明白自身与无产阶级之间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因而认识到只有紧紧依靠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马克思后来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同样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内的中等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4]400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对统一战线内部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初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策略思想。正如前文所指出的，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阐明：“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这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4]245这为今后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不同阶层间的分歧提供了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