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价值取向内含价值目标、价值标准、价值准则、价值导向等，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坐标，引领价值主体在多元价值中的价值评价、选择和创造，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规定性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在中国规定性的统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着强大的保障、引领、规范功能，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分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价值取向，不仅对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内容，而且对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确立科学的价值追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最高价值目标构成价值取向的基本内容，它统摄、支配和主导其他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揭示出社会主义最高本质和理想目标，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始终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同时又把最高价值目标的实现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强调最高价值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有机统一。

第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最高价值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不同于动物的“自己的要求”和“固有的尺度”，包含摆脱对物的依赖关系、摆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三个层面。从社会制度上看，就是以实现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即共产主义。习近平不仅批判了当前人们存在的理想信念问题，而且提出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举措。一是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习近平针对当前存在的共产主义渺茫论，指出：“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1]116“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2]5这里实际上涉及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即是选择唯物史观还是选择唯心史观的问题。事实上，理想渺茫和信仰动摇的根本原因往往就在于唯物史观不牢固，因此要把坚持共产主义目标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起来，进行基本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唯物史观教育。二是对共产主义进行客观辩证分析。习近平指出，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1]117。“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2]5，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三是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指出，要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努力改革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把最终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使目标具有现实性和层次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166恩格斯又强调：“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4]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现实基础和现有条件之上，因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漫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多个连续性的阶段性目标。在当前中国具体体现为习近平强调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最终价值目标进程中根据中国现实情况确立的两个关键性的前后相继的价值目标，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的现实价值选择的统一。同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现实的基础上关注人的价值、权益、自由以及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幸福指数等现实要求，体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与以人民为主体的现实价值取向相统一。关于如何正确处理最终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关系，习近平指出，朝着最终目标前进，必须立足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这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1]116。

第三，实现不同层次价值目标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了人类社会崇高的目标和理想，但是反对乌托邦，认为人们只能在现有生产力所决定和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否则就只能停留在善良的价值追求上，而不具有客观真理性。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因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当人们还不能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也根本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另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也意味着推翻和扬弃“使人成为受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10。马克思指出：“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5]也就是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前提的。习近平多次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549同时根据中国现阶段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提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创新性思路和方法。比如，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改革的系统性和耦合性，弥补发展短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出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等，形成了系统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坚持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从而把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使其成为治国理政理论、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评判标准。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

第一，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主体。价值首先解决的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就是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和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7]。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明确把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实践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明晰了价值的基本前提问题，内在包含了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等的价值取向。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性和宏观性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阶级阶层摆脱了原有的同质单一状况，呈现出多质多样特征。准确认识这些阶级阶层，成为深刻认识价值主体特征和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发挥聪明才智，勤奋工作，积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力军和生力军作用。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克己奉公，廉政勤政，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办实事。……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发扬劳动创造精神和创业精神，回馈社会，造福人民，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236-237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主体，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评价主体和权力主体，从而实现了价值主体、实践主体、评价主体和权力主体的统一。

第二，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价值标准。人民群众价值主体观决定了人民利益至上，决定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以是否满足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检验一切工作成效最根本的价值标准，尤其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1]554以人民群众利益为价值标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战略思维和战略安排上以实现国家最高利益为标准。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具有根本一致性，国家利益也是人民群众利益。另一方面，要站在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习近平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目的是要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产生乘数效应，防止局部利益相互掣肘、相互抵消。”^[8]80对这些战略价值取向的恪守，为制定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提供了思想指导。二是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满足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为标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实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因此习近平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8]213。三是正确处理各层次利益价值标准问题主要是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问题。就是要统筹兼顾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要引导群众着眼大局、着眼长远，理性合理表达利益诉求。

第三，重视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利益。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以人民群众利益为价值标准，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和表面上，不能止步于思想和理念环节，而应该体现为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提升和权益的保护。习近平强调，要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9]。一是高度重视利益关系调整，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一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敢于触及和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实现利益关系调整，促进利益共享。另一方面，缩小群体贫富差距仍是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之一。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的精准帮扶力度，在2020年前实现现行标准下57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做大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二是不断重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民群众从纯粹物质获取中得到的利益满足和幸福感逐渐减弱，而食品安全、生态污染、精神满足等成为人民群众最关注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以人民群众利益为价值标准就不仅意味着重视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的满足，还要重视文化需要、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实现民生安排全方位、全领域覆盖，防止碎片化改革。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核心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从整体上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而且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但是社会上仍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而且随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升和公平意识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0]

第一，对社会公平正义进行唯物辩证的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坚持的公平正义价值准则，不是乌托邦的美好向往，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一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宏观视野界定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不是从少数人的利益出发，更不是脱离社会实际的乌托邦要求，“我们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多从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大局、从全体人民的角度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1]553。二是从经济发展程度上分析公平正义问题产生的原因。习近平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认识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也会不同。”^[1]553三是从现实出发对公平正义进行辩证分析。习近平指出，经济发展是公平正义的基础，但“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1]553。习近平对社会公平正义基本问题的分析，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结合了中国现实国情，从而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建立在科学的理论认识基础之上，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指明了正确方向。

第二，通过制度体制创新和安排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11]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一些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的不完善还严重影响着社会公平正义。根据实践发展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机制，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路径和保证。习近平多次强调制度对促进公平正义的作用，认为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能够通过不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加以解决的。他指出：“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1]553一是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保证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保障公民权利，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健全人民民主，从而使经济政治体制朝着既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进。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就是“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1]552。对特殊人群和特殊地区在脱贫、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采取多种扶助方法，实施兜底性保障，实现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目标。三是把社会公平公正作为内在尺度和反观制度的标准，判断各项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否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习近平称之为“审视”，他指出：“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553-554

第三，要切实让人民群众能够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不仅是一种利益的公平获得，也是一种心理感觉和精神感受。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仅在于给人民群众带来切实的利益，而且在于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提出“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是对社会公平正义价值内涵的拓展和创新，使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视从物质层面上升到心理和精神层面，这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习近平强调要在司法公正、执法和其他社会管理等方面使群众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一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最主要途径。习近平指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1]91二是遵纪守法。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三是严格执法。制度不能形同虚设，不能“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念在嘴上”，要有强有力的制度执行力。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制度体系还要完善，但当前突出的问题在于很多制度没得到严格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在执行，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1]719-720另外，要改革和创新其他社会管理制度，在社会各个领域实现公平正义，营造风清气正、公平正义的良好环境。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仅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而且探寻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导向，这是其价值取向在世界范围内的延展和升华，体现出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厚的人类关怀，为世界各国在价值冲突中治理全球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些价值取向包括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等，体现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个方面。

第一，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政治价值取向。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政治价值取向也是人类生存的价值取向。当前世界总体处于和平状态，但是妨碍和平的冷战思维、影响和平的战争因素和强权政治始终存在，构成对当今世界的威胁。习近平不仅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而且提出通过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来维护和促进世界持久和平的目标。他指出，在国际社会，法律是共同的准绳，“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12]。要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反对法律适用上的双重标准，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破坏和平之实。对有争议的问题，应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对复杂的地区热点问题，应建立规则机制管控危机，通过政治手段化解危机，推动问题解决。另外，世界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军国主义等威胁着世界安全。习近平倡导世界各国树立正确的安全观。他指出，弱肉强食、穷兵黩武不符合时代潮流，“我们应该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12]。同时，要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尊重联合国的主渠道作用，共同应对日益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第二，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经济价值取向。发展是第一要务，适合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是解决当前世界发展问题和不平衡问题的重要价值取向。习近平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解决各国发展中的公平公正问题。一是实现公平发展。就是每个国家都更加公平发展，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13]二是实现共建共享。所谓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国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持之以恒加以推进。所谓共享，就是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世界人民。三是实现共同繁荣。就是要“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提出“四个着力”，即着力加快全球减贫进程，着力加强减贫发展合作，着力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着力改善国际发展环境。^[14]习近平还把世界发展和中国发展联系起来，强调中国发展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比如，在谈到中国梦时，他指出：“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8]16在谈到减贫时，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将继续为全球反贫困作出贡献。”^[15]

第三，和而不同和开放包容的社会价值取向。世界各国由于历史、文化、制度等不同，呈现出多元多样的盛况，他们之间互尊互鉴、兼收并蓄，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创造性发展；同时又由于各国差异以及部分国家的傲慢与偏见态度，使国家之间矛盾和冲突频出。习近平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一方面，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仍很严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应该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互相汲取智慧，共同应对各种挑战，从而让世界丰富多彩，实现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而不是相互封闭、互相对立。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6]

第四，清洁美丽和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取向。生态问题是全球面临的严重的共同挑战。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恩格斯在反思工业文明的问题时提出：“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17]560, “我们也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在社会方面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17]560。习近平提出清洁美丽的生态价值取向，认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16]。同时强调，中国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综上所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价值取向包含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价值准则和价值导向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作用、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改革指向的制度体制、政策决策起着保障、引领和规范作用，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也对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