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24次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的51个国家[1] ，所到之处宣介中国政策主张，就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描绘蓝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为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以2017年伊始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为标志，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完全成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已经明确，路径已经绘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和普遍瞩目。研究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西方古代思想家中，倡导共同体思想的第一人当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计划中有三种共同体：家庭、村落和城邦。在他看来，每一种共同体都是为了实现某种比生存或物质利益更高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他认为，人类在生活上需要互相依赖，人更有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为了共同利益，所以走到了一起。“就我们各个个人说来以及就社会全体说来，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2]这种“优良生活”就是经济和社会和谐以及政治幸福，每个人在共同体中都能发展出合乎伦理、充分成熟的自我。亚里士多德认为，共同体有治者与被治者，只要治者能充分照顾和尊重公共利益，共同体就不会变质。共同体要有一视同仁的、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的法律，这一法律的基础就是优良生活所规定的“善”的观念。
由于时代和社会生活范围的限制，亚里士多德没有也不可能考察其他共同体形式。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摧毁了城邦，创建了一个疆域从希腊延伸到印度的大帝国。新的帝国的创建提出了重新界定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任务。这时出现的斯多葛主义是从事这一重新界定的一种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人要依据自然而生活，强调天人合一，坚持人的平等，坚持人在一个超越现有政治边界的世界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用太阳来界定我们国家的边界”就是这一派的口号。这一派认为，每个人都是根据理性原则亦即自然法来管理的世界共同体的平等成员。动荡的时代使这一派产生了超脱现实、到彼岸世界寻求寄托的意识，产生了反政治的个人主义意识和宗教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为后来新的共同体———基督教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随后基督教在欧洲取得了统治地位，用对上帝的爱建立起精神共同体。它对所有的人开放，不论信仰、国籍和性别，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基本的平等性。13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论证了教权高于政权，因为世俗政权除了“丰裕的经济条件”“维持和平”和“保持私有制”外，不能给人类以“与上帝同在天国享受永恒的快乐”，所以人间的国王必须隶属于上帝在人间的总代表罗马主教。基督教共同体在欧洲的统治历经中世纪中后期的数百年，因其扼杀自由与科学，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侵蚀着封建统治的支柱基督教的根基。基督教内部的腐败也达到了极点。30年的宗教战争给罗马教皇以沉重打击。大大小小的君主国纷纷脱离教皇的控制而独立。基督教强调“四海一家”的观念被民族主义诉求代替。在新旧历史交替时期出现的意大利思想家但丁幻想建立一个世界帝国，重现古罗马人的荣耀。他认为，为了实现人类智能的全面发展，人类需要统一与和平，也需要统一治理，就像人类是按上帝形象造出来的，也应像上帝那样是个统一体。但丁的思想开了历史的倒车，但他关于君主和教皇的权力分置、政教分离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民族国家走上了对外殖民的道路，这一进程客观上推动了西方中心和外围世界体系的逐步形成。在对外扩张过程中，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战争不断。作为现实的反映，西方政治思想也进入了繁荣阶段。康德认为，战争是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形式，也是手段，大自然的目标就是通过战争摧毁或瓦解一切国家来形成新的共同体。各民族国家通过内部的整合，再加上外部共同的约定和立法，最后建立起有如公民共同体的这样一种状态，世界进入永久和平。康德认为这一导致永久和平的联盟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首先要有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建成一个共和国，为别的国家提供一个联盟结合的中心点，然后围绕这个中心点，别的国家和它联合，并且遵照国际权利的观念来保障各个国家的自由状态，通过更多的这种方式的结合，联盟渐渐地扩大。[3]欧洲联盟的成立部分地验证了康德的观点，两次世界大战促使欧洲痛定思痛，以法德为轴心走上联合的道路。但世界也可以进入冷和平却是康德想不到的，如美苏在冷战时期的对抗。
黑格尔继承了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但他认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是一种“世界精神”，怀有这一精神的国家是“世界历史性的民族国家”，精神就内在地隐含在这一民族的文化中。“世界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将其精神通过各种手段注入其他弱小民族，同时也将“真正的自由”这个普遍观念扩展到全世界。到那时，所有矛盾在自由这一终极目标实现之时都将化解，人类进入“大同”。[4]黑格尔强调了三种主要的共同体，即家庭、公民社会和国家，以为国家决定公民社会。
马克思认为，所有历史背后隐藏的推动力实际上是物质的或经济的。“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5]马克思用物质力量来取代黑格尔的精神，用阶级来取代黑格尔的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的载体。只有理解了阶级动机和阶级关系，才能把握历史的目标和方向，因为历史是通过阶级冲突和变革而实现进步的。历史的目标就是一个无阶级的、实现公平正义的所有“自由人的联合体”。
当前，全球化进程对全球治理提出了客观要求，人类的统一有了客观前提。习近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毫无疑问，这一思想批判地借鉴了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如人类必须联合的观点、法治的观点、人民至上的观点，等等。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时代回应。
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都具有世界主义的眼光。中国的世界主义模式强调道德的力量并以各民族的大融合为特点。中国在古代就把整个世界称为“天下”，君位不为一家所私有，天下的人民都是平等的。正如《礼记·礼运》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中国历代统治者把治理天下当作责任和担当，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受命于天，皇帝自称“天子”，是代天统治万民。《诗·小雅·北山》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
中国强调“协和万邦”的王道，而不是“以力假人”的“霸道”。统治者要加强自身修养，以理服人，以德化人。孔子曰：“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汉代贾谊认为，“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新语·大政下》）。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就是强调以德治国。
中国人认为治理天下以至天下太平需要一些条件，重要的是修炼好内功，修身养性，加强学习，通过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儒家重视“礼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塑造社会公德，同时也坚持“礼之用，和为贵”的准则。礼崩乐坏，社会就失序了。礼治就是要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论语·学而》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系与藩属国的关系，往往采用“恩赐”“王化”“声教”“和亲”等怀柔和安抚政策，战争通常是不得已而为之。
治理天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大同”社会，让黎民百姓过上幸福日子。按照《礼记》所说，“大同”世界是权力和财产公有、按道德和才能选拔人才、人们讲信用、人人都有社会保障、自由而安全、劳动是第一需要的社会。也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的儒家思想为世界的“和谐与共”提供了有积极意义的资源。中国的道家思想为“防止冲突”提供了“道论”，“自然无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思想提供了处理外物的原则。
近代以来，康有为、孙中山等继承了“大同”思想，并进一步对其进行阐释，使其有了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国际主义的内涵。如康有为在其《礼运注》中便把“天下为公”解释为“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把“讲信修睦”解释为“国之与国际，人之与人交，皆平等自立，不相侵犯”，就是说地球人同住一个屋檐之下，都是一家人，人人都是平等的，不相为害。毛主席说，虽然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可能就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实践表明，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资本主义强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和他们比肩而立的独立国家诞生在东方。不过，帝国主义在给全世界送来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促使了民族主义的觉醒。二战后，一大批国家独立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客观上也推进了全球化的进程。
如今，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全球化使得“天下”如此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和中国担当。这一思想饱含着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和为全人类谋幸福的理想，必将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和赞同。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这一阶段是从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到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总方略。
习近平在当选为中国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说：“这个世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6]这是习近平首次在外交场合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之后，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渐次展开，中巴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同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典范。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主张。2014年6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齐心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主旨讲话提出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随后习近平出席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认为“亚洲好，世界才好”，为此必须做到“四个坚持”，即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7]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提出加强亚非合作，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以2015年9月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为标志，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方略。
这一阶段是从2015年11月习近平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到2016年12月习近平出席秘鲁APEC峰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扩展。
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时表示：“巴黎协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是对未来全球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8]这表达了习近平对于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深切关注。2015年12月4日，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提出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要坚持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强调这是建设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必须做强和夯实的“五大支柱”。2016年1月，习近平访问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他用“1+2+3”形容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格局，并首次提出“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五大行动理念。2016年3月，习近平赴美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提出了“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命题。2016年6月17日至24日，习近平对塞尔维亚、波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了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此次访问启动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以点带面、点面联动新局面的升级，“一带一路”共建也将进入次区域与国别合作共进、区域与跨区域联通并举的新阶段。习近平通过一系列出访，宣介了中国发展中非、中阿、中拉关系的政策主张以及全球性问题国际治理的中国方案，进一步揭示和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空间上不断扩展。
以2017年新年习近平首访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并发表主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入完全成熟阶段。在这篇讲话中，习近平阐明了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建设共赢共享的世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交流互鉴、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也指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
这是习近平共同体思想的现实依据，是中国国际战略的环境基础。习近平认为：“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6]
习近平深入分析了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后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进行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和地区逐渐形成。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夺取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9]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
这是建设共同体大厦的软实力。习近平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强调，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上，习近平指出，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地球村”理念很好地表明了国际社会的特征，即相互依赖和共生的特征。树立这一理念对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习近平在访问欧洲时引用拿破仑的话说，理念总能够战胜利剑；在2017年初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说“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这都说明强化意识的重要性，只有牢固树立“地球村”理念，才能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
这体现了共同体建设的递进性、层次性。中国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10]。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首先立足中国自身。这就是说首先要实现中国的统一，大陆和台湾是命运共同体，当前要保持台海和平稳定，不容许台海生乱。其次，构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关系，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再次，构建中国—东盟、中非、中阿、中拉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方案、框架已经出台，下一步重在落实。最后，构建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命运共同体。共同体建设在时空上是递进的；建设中国和南南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是优先方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历史命运和国情相似、发展水平一致，可以建成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发展与欧盟和其他大国的共同体关系。
习近平在2015年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方略。如果说共同体是一座大厦的话，那么这篇讲话就是大厦建设的总体方案。这就是：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安全上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经济上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生态上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些措施为共同体建设添砖加瓦，促进共同体的成长，最终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这是共同体的价值观和根本原则。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这是共同体大厦的框架结构。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11]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而非破坏者；是国际秩序的贡献者，而非所谓的“搭便车者”，相反，我们欢迎各国搭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长期以来，西方占据着国际舞台的中心，主导着国际关系，第三世界国家扮演着看客和旁观者的角色，甚至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世界热点地区发生了几次转移：从东欧平原到巴尔干半岛，从中东地区到阿富汗，现在又转移到中国南海和朝鲜半岛。世界“心脏地带”的转移，表明国际政治的“玩家”增多了，也证明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中国和一系列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崛起之后冲击着西方的中心地位，多极格局形成的背景下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也随之响起，说“中国是世界的威胁”“搭便车”，等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从单纯实力地位出发，坚持丛林法则，抛出狭隘的利益观、强买强卖的合作观、机械的交往观，把持国际话语权，混淆人们的视听，误导国际社会。更有甚者，提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明冲突论”。
习近平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1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中国国际治理所贡献的智慧。
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全球化时代条件下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思想回答了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最终目标是什么、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中国的责任和担当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它是对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邓小平建立国际新秩序思想、江泽民共同发展思想、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有所超越。这一思想坚持正确义利观、可持续发展观、共赢共享合作观、新型安全观，有力驳斥了“中国威胁论”，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走向的关切，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习近平“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13]。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学说，因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学说，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信心和勇气。毛泽东思想是东方殖民地半殖民人民获得解放的学说。二战后社会主义同时在多个国家获得胜利，社会主义实践由一国扩展到多国。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一枝独秀，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条道路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具有永久生命力。邓小平说过，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世界社会主义就站得住脚。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可以看作全球化时代世界人民实现共赢共享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从继续革命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了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全人类幸福而勇敢担当的心血和智慧。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下，中国外交风生水起、红红火火。中国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现在同9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中国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同非洲国家共谋发展，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中国将进一步联结遍布全球的朋友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的梦想。梦想所指就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国际战略是为国内目标服务的。习近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为中国梦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实践环境。中国命运和世界命运紧密相连。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世界梦”，“世界梦”实现之时就是中国腾飞之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国际治理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强调，联合国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在各种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面前，要坚定走多边主义道路。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继续做联合国坚定的合作伙伴。
国际政治秩序应该维护联合国权威，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之间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各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国际经济秩序应该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当前，应该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融入经济发展的大潮。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国际秩序描绘了总体蓝图，而“一带一路”战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依托。这一战略坚持海陆统筹，物流、信息流、人员流并举，利用交通、通信设施把整个欧亚大陆连成了一体，并辐射全球，世界实现共赢共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又拥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方面的中国特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既植根中华传统文化又借鉴西方思想资源而开出的智慧之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要以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以外交为手段，以文化为支撑，彰显中国道路的感染力和强大生命力。在国外，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人们渴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渴望更加幸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6BSK019）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