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领导文化建设的辉煌历史中,延安时期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最为灿烂的篇章之一。这一时期,虽然革命战争异常艰苦,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提出了一系列文化理论、纲领和政策,开展了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先进文化建设运动,首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进而以其为指导,在哲学、历史学、文艺学、军事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先进文化。这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与胜利。深入探究延安时期党的文化自觉与先进文化建设,总结其经验启示,对于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推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1]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科学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2]708他还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3]847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反映,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具有巨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4]二是文化对组织群众、打击敌人具有重要的宣传和鼓动作用。文化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工具,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领导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重要武器。三是文化对提高军队的素质及战斗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3]1011文化对于军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指挥和作战艺术与能力、提高战斗力均有重要作用。
其次,构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第一,科学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及文化的功能。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2]663-664不同性质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功能,革命的新文化是新经济和新政治的反映,同时又为新经济和新政治建设服务。第二,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与特征。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进行坚决彻底斗争的文化。这种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698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2]706-708第三,深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革命对象、领导力量、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向。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革命对象,是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起领导作用的是无产阶级;推动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力量是人民大众;其发展前途是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后成为社会主义文化。[2]694-709第四,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和途径。(1)坚持“古为今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2]707。(2)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盲目排外,坚持“洋为中用”。对待外来文化要“批判地吸收”。(3)“推陈出新”。中国共产党人应遵循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破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的旧文化,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
最后,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文化)发展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毛泽东强调,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服务的。这四种人,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文艺要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文艺的源泉是人民生活。文艺的标准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文艺要暴露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歌颂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文艺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二者必须统一起来[3]855-877。
中国共产党这一系列关于文化发展的理论、纲领和原则,为延安时期先进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文化自觉思想的指引下,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先进文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先进文化建设引领了抗战文化的发展方向,提高了全党的文化理论水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史学、文艺学、军事学等文化事业的繁荣,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文化基础。
延安时期党领导的先进文化建设是从1937年春开始的,到1948年初党中央离开延安为止。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第二个阶段为延安时期先进文化建设的主体阶段。
1937年春,毛泽东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一书,其中着重强调了认识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观点,为文化建设奠定了哲学基础。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任务,强调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指明了文化建设的原则。六届六中全会后,全党掀起了文化建设的热潮。第一,大力开展干部学习和教育活动。1939年2月,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同时成立干部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张闻天任委员。5月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意义,指明了学习的方法,号召大家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2]185。中央还将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定为学习节。随后,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不断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的学习。与此同时,各抗日根据地相继恢复和创办了各类干部学校,如中央党校、抗大、陕北公学等,集中时间和力量对干部进行学习教育,使干部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第二,纷纷成立各种学会和社团,积极开展专题研究和文艺活动。1938年5月,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后改组为中共中央研究院,其宗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1939年至1940年,延安又成立了若干社会科学研究会,如哲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等,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问题的学习与研究,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步入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同时,延安文艺界也纷纷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创作作品、开展演出,积极投身到文化建设中去。第三,努力出版党报党刊及其他革命报刊书籍,大力推动文化建设。当时的党报主要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党刊主要有《解放》《共产党人》。此外,各根据地和各机关团体还创办了《晋察冀日报》《抗战日报》《大众日报》等报纸和《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刊物。同时,延安还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列著作和其他抗战丛书,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论持久战》《论抗日游击战争》等。这些报刊书籍发表了大量中央的政策文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马列著作的译文和辅导材料以及抗战的先进典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达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打击和揭露了敌人,极大地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
第一,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普遍的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是延安文化建设的重要活动和内容。整个过程分为整顿学风、整顿党风和整顿文风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在内容上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由学风这根主线贯穿起来的,目的是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进一步明确文化建设的方针。早在1938年4月,毛泽东就指出,现在艺术上也要搞统一战线,不管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或其他什么派,都应当团结抗日。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5]121 193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指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6]但这些主张在当时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文艺为抗战、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文艺工作者应走与革命实际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根本上明确了文化建设的方针。第三,全面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延安时期,从党的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到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邓拓、艾思奇、杨松、张仲实、周扬等,都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有的甚至数次发表文章或讲话,从各个方面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成熟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广泛普及和大众化。第四,建立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教育方面,实行“民办公助”和“民教民”的办法,创办了500余所民办小学,组织了3000多个识字班、读报组[7],团结了一大批农村的当地知识分子。医疗方面,实行中、西、兽医互助合作,中医、西医和中药、西药工作者团结起来,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特别是为农民服务。文艺方面,团结和改造旧艺人、旧秧歌、旧戏班,宣传新文化,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思想方面,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科学意识,大力揭露和根绝巫神的迷信毒害活动,改造巫神。边区文化工作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大规模群众文化运动的兴起。
这一阶段,党的文化建设主要表现为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从1945年下半年起,各解放区就开展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发表了大量学习毛泽东思想、介绍毛泽东生平的文章,出版了介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通俗读物,如肖三等著的《毛泽东的故事》、爱泼斯坦编写的《毛泽东印象》、张如心著的《毛泽东的作风和科学方法》、光人著的《毛泽东奋斗史》及庄谈如编译的《向毛泽东学习》,等等。同时,以晋察冀中央分局版本为底本的《毛泽东选集》也出版了多种版本。这些学习活动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加深了对党的理论、方针的理解,促进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有了比较丰富完整的经验教训,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深刻的认识。据统计,《毛泽东选集》收入延安时期的文章有70余篇,占整个《毛选》的1/2还多。这些著作系统总结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和文化的理论,党的军事理论,党的政策策略理论以及党的建设理论等,表明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正确运用它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充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宏观上加以考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经历了早期探索(从党的创建到遵义会议以前)、实现突破(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成功推进(从党的七大到党的八大)三个发展阶段。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说,延安时期是包含了从实现突破到成功推进两个阶段大部分时间在内的一个关键时期,在此阶段,毛泽东思想趋于成熟并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理论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延安时期先进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标志着党在理论上完全成熟。理论成熟是政治成熟的基础,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另一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前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后者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造成党内出现主观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党的理论功底尤其是哲学功底薄弱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为更好地解决党的世界观问题,彻底清除“左”倾、右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在哲学领域发起强大的理论攻势,发愤研究哲学,撰写哲学著述,领导全党全军努力学习哲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并于1937年春夏研究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其中的第二章、第三章就是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这部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经验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相结合,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又进一步着手解决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为党的思想路线作了系统的哲学论证。1938年,毛泽东借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来提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2]522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不仅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而且从思想路线的角度系统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了有没有党性或党性纯不纯的高度。此后,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作为校训。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了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既是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又对中国革命乃至后来的建设和改革包括先进文化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延安史学在整个延安文化中当属“显学”。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树立起为现实服务的强烈意识,分析历史、研究历史,开展史学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新体系的基础。
建立起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队伍及一批史学教育和研究机构。这支队伍多达100余人,其中对史学发展影响较大的有范文澜、何干之、杨松、吕振羽、尹达、金灿然、吴玉章、叶蠖生、胡华等。建立的史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包括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共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史研究会等。
实现了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为治史的指导思想、目的及修史方法的革命性变革。延安史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客观的有规律的历史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史学的唯心史观。治史的目的是“了解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8]修史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不是机械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9]
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延安时期,各类史学著述有600多种,内容涉及古今中外。(1)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代表作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2)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代表作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等。(3)关于世界史研究。代表作有陈昌浩的《近代世界革命史》(卷上)和译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4)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战争史研究。中共党史方面主要有《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下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等。中国革命战争史方面主要有叶蠖生编著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和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等。(5)关于中国国民党研究。代表作有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6)关于人物研究。主要是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传记以及战斗英雄、人民群众的传记等。(7)其他历史题材的研究。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时事问题丛书》等。
在党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进行演出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第一,建立了一批文艺社团,如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人民抗日剧社、中央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烽火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鲁艺实验剧团、大众美术研究社等。第二,创办了一批文艺报刊。代表性的报纸有《新中华报》副刊、《解放日报》副刊、《抗战报》、《救亡报》,等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有《文艺战线》《大众文艺》《文艺月报》《中国文艺》《诗刊》《中国青年》《歌曲月刊》等。第三,积极深入基层前线,开展演出和创作活动。“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华北前线宣传演出,深受广大军民欢迎。戏剧团体到基层演出了《兄妹开荒》《岳飞》《刘胡兰》《把眼光放远点》《十六条枪》等反映边区军民打仗、生产、学习和生活的剧目。音乐团体到基层演出了《胜利进行曲》《游击队歌》《军民进行曲》《八路军的铁骑兵》《官兵团结一条心》等佳作。鲁艺实验剧团举办美术展览,展出了一批木刻、绘画、雕刻等作品,观众达数百人。第四,创作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如《黄河大合唱》《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白毛女》《生产大合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屈原》等。这些文艺活动和文艺佳作主题鲜明、服务大局,深入群众、反映生活,形式多样、通俗易懂,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有力地推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延安13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最激烈、最残酷而又最辉煌的时期。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悉心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深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创造了卓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军事理论。这是延安文化的又一灿烂篇章。
第一,阐明了唯物辩证的革命战争观。毛泽东认为,战争发生在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但其实质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同时,战争也是政治的继续。政治目的达到,战争即结束。因此,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2]479-480毛泽东还将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我们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2]475-476
第二,创立了人民军队理论。拥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是开展人民战争的支柱,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是人民军队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军队的首要原则是党指挥枪。人民军队的任务有三个,即打仗、生产和做群众工作。
第三,创立了人民战争理论。人民战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军事理论的核心,它的精神实质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与其他斗争形式相结合的全民战争。中国革命必须实行人民战争,这是由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决定的。要战胜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战争就必须在民众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进行人民战争,最终打败敌人。
第四,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包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进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紧密结合;等等。
延安时期,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领导先进文化建设,不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服务了当时革命和人民的需要,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推进当前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化自觉是文化振兴和繁荣的思想基础,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延安时期党领导的先进文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当时党的高度的文化自觉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扬先进文化的旗帜,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仅对文化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有清醒的认识,而且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出发,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和奋斗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文化政策和方针原则,全面构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我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先进文化建设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文化成就,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党的高度的文化自觉是延安时期党领导先进文化建设的显著优势和鲜明特征。
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错、相互激荡。文化的力量不仅深深熔铸在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之中,而且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和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即文化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文化规律把握上高度自觉、文化责任担当上高度自觉。要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马克思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科学的真理。但是,由于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和复杂性,由于各民族、各国家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才能实现其“伟大的认识工具”的作用。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2]534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共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于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具体的实践之中,“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色,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534。延安时期,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并作出合乎中国实际的理论创造,才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才既摆脱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又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对我党的污蔑和攻击;既拒斥了自由主义、西化派对民族文化的虚无态度,又反对了文化保守主义对于传统文化良莠不分、抱残守缺的复古态度;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理论,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实践,走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与此相适应,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的一大重要贡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条文化发展道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中国特色,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真正动力。热爱人民、尊重人民、理解人民,关注人民命运、反映人民心声、激励人民前进,是一切进步文化的共同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之所以是先进文化,就是因为它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人民文化,是“为人民”的文化,它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对广大人民群众充满着深度关怀,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对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的极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批判,认为必须打破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开展农民的文化运动。延安时期,针对文艺界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及唯心论、教条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又明确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泉源”[3]857-861等重要思想,指明了文化建设的原则和方向,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文化工作的蓬勃发展。
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和价值取向,仍然是今天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原则性和规定性要求,仍是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人民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是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牢牢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和导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向人民学习,拜人民为师,从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中汲取营养、挖掘素材,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努力创作生产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使人民在共享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中体悟思想的力量和道德的魅力,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提升素质、实现全面发展。
“古今中外法”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一种对待文化问题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5]400但研“古”是为了“今”,研“外”是为了“中”,文化研究和建设要以中国现实为中心,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在上述方法指导下,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首先对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批判、继承,出版了600余种史学著述。这些著述分别从史学的灵魂及修史的方法和治史的目的、毛泽东的治史原则、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科技发明、中国民族诸问题、两类不同性质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史学分期等十个方面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0],展示其辉煌的成就,探究其落后的原因,探讨其发展的规律,为当时的中国革命服务。同时,对外国优秀的文化资源也进行了批判、吸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外国经典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延安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共192种,其中,马恩著作30种,列宁著作57种,斯大林著作80种,马恩列斯合著25种。这些著作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有《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列宁选集》(18卷)、《斯大林选集》(5卷)及《联共布党史教程》等。[11]这些译著的发表出版对马列主义的普及、宣传与教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古今中外法”对于当前推进先进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如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加需要我们以理性、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化的反思、比较和展望。一方面,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承继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遗产,这是我们进行文化传承创新的根基和起点。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并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我们只有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积极吸纳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才能建设好先进文化。
延安时期,文化的进步和繁荣离不开两个最主要因素: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人民群众创造力的发挥。毛泽东明确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推动文化革命的根本力量,不是别的什么,正是人民大众。[2]697-709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团结和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组织和开展了一系列推动文化发展的实践与活动。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主要表现在人类精神文化根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人民生活中存在文化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化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当时的许多文化作品和成果,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和革命的实践。离开人民的生活和实践,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事业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工作和文化工作者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事业的正确方向。同时,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践是一切精神文化的唯一源泉。今天,广大文化工作者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实践,热情讴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生动展示我国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文化创作只有植根于人民之中,双脚踩在大地上,多观察和体味身边的群众和实践,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才能不断创作出让人民满意的有价值的优秀作品,才能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常青。
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年来‘非毛化’错误思潮评析”(项目批准号:14AKS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