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界最初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结合的过程层面上阐发其内涵的，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义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拓展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结果两层含义。近些年来，学界又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等方面深化其研究。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中马化”与“马中化”、“马化中”与“中化马”、“化马中”与“化中马”等环节。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六个化”，对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回答为什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理论前提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基于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传播。回答为什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回答“中马化”（即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与“马中化”（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中，“中马化”是“马中化”的出发点。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中国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化或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由中国的国情特征和马克思主义性质决定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苦难，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一次次的探求都失败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反复比较中认识到，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最初阐述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先进分子。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以介绍东西方进步思潮和论著为己任，开始了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尤其是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爆发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青年》还发表《马克思学说》《马克思传略》《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和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1919年7月，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人士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实质上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于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反驳胡适的观点，提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应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2]
毛泽东是于1920年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他在给同学的信中说：“新民学会须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3] 1921年1月，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发言：“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4]1-2 1927年3月，毛泽东在为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5]39-40 1929年12月，他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指出，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5]92。
1936年7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将能够把俄国人民当作真正的兄弟来欢迎，正如他们能把其他国家的自由人民当作同自己真正平等的人来欢迎一样。”[4]397“日本人现在叫嚷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共产党。”[4]397“在中国人民看来，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抗日，意味着民族解放斗争，那末大多数中国人民就不怕这样的共产主义，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4]397“共产主义在中国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自由和民族主权。”[4]397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6]1469“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6]1470“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6]1469“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6]1470“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6]1470毛泽东这里阐述的正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前提的“中马化”，即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6]1513-1514“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6]1514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蒋介石在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一切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的统治。[6]1514-1515毛泽东比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与封建主义思想武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武器，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抗御帝国主义所需要的思想武器。
有人把中国共产党二大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有学者甚至认为，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笔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中国化。[7]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之时已初步中国化了。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一开始被少数中国先进分子所认同，后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内化。马克思主义从传入到传播，已是中国人民从中国实际出发作出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在广泛传播中被无产阶级内化于心，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从内化为信仰到外化为政党的组织化形式，就是从“中马化”（即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化）到“马中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重要实践成果。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我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自那以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策，林则徐、魏源、严复等人把眼光转向西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不少人开始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8]“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8]
虽然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时期存在诸多不足，但必须承认，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阐述“中马化”思想时已初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点，中共一大和二大先后提出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矛盾认识的理论成果的佐证。如果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提出是不可想象的。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从一般理论到特殊实践的过程。[9]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是有悖于唯物主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强调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不可能是理论原则而是中国的客观实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无从谈起；但如果中国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即便传入也难以传播。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只能是“中马化”。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与国内外和党内外敌人作战的困难环境中走过来的。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感谢马克思、列宁给了我们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6]1469“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6]1516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6]1515毛泽东这里强调的正是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必然性也正是“中马化”的必然性。没有“中马化”的需要，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阶段的“中马化”与“马中化”，即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这属于初始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从“中马化”与“马中化”推进到“马化中”与“中化马”。
从“中马化”看“马中化”，是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从文化学、传播学意义上提出的，而是从解决中国问题提出的。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而是“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中国，这个“化”字就是改变中国，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观察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根本任务。[10]
“马化中”即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必须明确用什么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其理论体系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马特谈话时指出，马列主义应包含马列主义的哲学、马列主义的经济学、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三部分。“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11]学界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属于第一层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属于第二层次，马克思的具体结论或个别论断属于第三层次。有学者认为，应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列学说中的普遍真理。对于价值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特殊性和普遍性，需要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特殊命题，它所包含的普遍命题是：实行当代世界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此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我们应当立足中国现阶段的实际，自觉探索和努力践行当代世界的普遍真理。[12]马克思主义也可划分为一般原理、特殊原理、个别原理三个层次，一般原理对各国普遍适用，特殊原理对部分国家适用，个别原理对个别国家适用。
“马化中”要求“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习近平说：“掌握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革命性的高度统一。相对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言，基本原理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13]对部分国家适用的马克思主义特殊原理也可用来“化中国”。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西方社会、半资本主义东-西方社会、前资本主义东方社会三维角度来分析不同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同道路的，提出了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自然替代形态、派生跨越形态、间断跳跃形态。[1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不属于资本主义西方社会，也不属于前资本主义东方社会，而是属于半资本主义东-西方社会，马克思关于半资本主义东-西方社会通过派生跨越路径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中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专论中国的文章，列宁和斯大林有专门指导中国的意见，这些个别原理也可作为“化中国”的思想武器。
“马化中”即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还必须明确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什么问题？中国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不同时段的情况、矛盾、问题都不同，不同阶级、阶层、党派、个人对问题的关注和看法也不同。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要分析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抓住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把握中国的前进方向与发展任务。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是革命、建设和改革，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运用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革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传入中国，要能为中国人民所广泛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民族文化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15]707表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所以能生根开花结果，是因为其文化基因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些方面具有会通性。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理想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先哲把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作为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具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并将其视为实现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理论武器。[16]
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要求能够汲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是继承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最先进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7]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当然也要继承中华优秀文化成果。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没有断流。马克思主义作为继承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最先进的文化形态，对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有着很大的包容性和共通性，在来到中华大地之后必然要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相结合，首先要“吸收和改造”那些更能使之发挥“批判的武器”功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才能成为改变中国面貌的“伟大的论识工具”。这既是它作为最先进的文化形态所需要的，也是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1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化马”，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和融合。1943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19]318“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19]318-319
习近平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化马”，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忘初心、真抓实干，这些我国古代就有的概念或生活中常见的话语，经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全新阐释与提升，成为表述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主题语和关键词，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中国化是“马化中”与“中化马”的结合。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维度，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又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两化”的双向互动。[21]然而“马化中”与“中化马”的“两化”的双向互动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以来，不能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如果没有“马化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不会有一大和二大“两步走”的革命纲领，就不会有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但与“马化中”相比较，“中化马”就相对薄弱。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十多年间，中国共产党对儒学文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推翻旧制度，就要破除旧文化。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学文化对于号召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之后开始走向成熟，转变了“五四”以来对于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过激批判态度，强调既要批判又要学习和利用。[22]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同时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5]533-534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转向重视将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化马”的标志。
更为重要的是，“马化中”与“中化马”的“两化”双向互动有一个立足点问题。1938年，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3]这一论断不仅指明“马化中”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强调“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特点”。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不是“马化中”，而是“中化马”。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从理论原则看实践”还是“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向，二者对立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至今深刻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表面看起来，两种路向涉及的不是要不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实现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不坚持“从实践需要看理论”，而是“从理论原则看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就不可避免地会滑向教条主义。正确的思想路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的保证。[24] “从理论原则看实践”与“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两种思想路向正是“马化中”与“中化马”的“两化”的双向互动，如果以“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即“马化中”为立足点，就难以避免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错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应从“马化中”转向“中化马”。
毛泽东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已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5]111-112“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5]111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115
有学者指出，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中国”，当然立足点是中国，出发点是中国。这就必然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出发，必然要求实事求是，而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引出中国应该如何做的结论。所以，只有立足中国实际，在中国的实践中才能中国化。所以这个“化”，绝不能理解为从马克思主义原则出发来“化中国”。从原则出发是“化”不了中国的。这就决定了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离开了这一条，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9]笔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强民富的问题，这就产生了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和中国发展三大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这三大主题，实现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因为解决了这三大主题，才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足点的科学定位。[25]
总之，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客观地存在“马化中”与“中化马”的“两化”双向互动。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中化马”的基础之上，以“中化马”引领“马化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要最终推进到马克思主义创新中国化的“化马中”与“化中马”，即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民族化、时代化。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检验和发展，通过“化马中”与“化中马”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化中马”是“化马中”的落脚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马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有人说大众化就是通俗化、平民化，这从形式上看是有道理的。1887年，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26]列宁指出：“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马中”，必须以中国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穿中国衣、说中国话。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28]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说的大众话，不仅是通俗明白、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而且是下接地气、打开时代问号的话，是回应老百姓关切、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话，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理论需求的老百姓想听爱听的话。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大众相结合，为人民大众所理解和掌握，就能变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本土化与民族化的理论创新，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接力探索过程，又是中国实践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使之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科学回答时代课题。[28]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变革实践中的理论创新为显著特色。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总结国内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指引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
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马中”与“化中马”的全过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和推动解决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提出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中马化”与“马中化”、“马化中”与“中化马”、“化马中”与“化中马”的新境界。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0]只要坚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实现。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研究”（项目批准号：14AKS005）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5JZD00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