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9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一文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同年7月，毛泽东又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继续肯定了这一主题：“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1]543-544其中，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最为突出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能否顺利向前推进的重要课题。

1956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我国在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暴露出一些新的社会矛盾。为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为消除党内外人士的种种疑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的国内形势和主要任务作了思考。“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2]216

周恩来指出：“为什么在现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革命阶段过去了，或者说基本上过去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有许多新问题，最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3]可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不是凭空设想的，而是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及现实依据的。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基本国情即由“革命语境”转向“建设语境”。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我国面临着经济政治体制的大变革及社会结构的重组。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2]267。又说，“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2]267-268。另一方面，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不完全稳固，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基本明朗。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1]379。即是说，必须由过去的（阶级）革命转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第二，相较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居于主要地位。与之相适应，主要任务也由解放生产力转化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作出明确阐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4]《正处》中对“非对抗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相关论述正是延续了中共八大的这一科学判断。同时，毛泽东也在《正处》发表前后的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我们的任务要转向搞经济建设，要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他批评了那些没有看清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落后思想，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218。

第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同自然界作斗争”代替之前的“阶级斗争”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毛泽东特别分析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斗争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期所处的地位，认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经不再是通过革命手段进行阶级斗争，党和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对此，毛泽东具体强调：“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共产党过去忙于阶级斗争，一直到现在，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但还没有完全完结，许多政治问题要它来处理。跟别的东西一样，阶级斗争也是学会的，我们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从一九二一年起到党的七大，花了二十四年，才使我们对阶级斗争有一套科学，有一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合乎中国情况的战略、策略。学会自然科学可能也要这样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搞建设就需要科学，要学会这个东西。”^[5]换言之，要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培养一批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扫除障碍。

毛泽东在《正处》开宗明义地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2]204这就强调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突出地位。毛泽东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自觉地、全面地、辩证地看待我国的社会矛盾，既认清了敌我矛盾依然存在的客观事实，也认清了人民内部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深刻变化，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致性，也承认存在着“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在《正处》中科学分析了“敌人”和“人民”的概念，并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纳入哲学范畴，指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以革命方式处理敌我矛盾已不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面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出现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请愿等群体性事件，毛泽东客观分析了这种“闹事现象”的本质，认为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他还批评了那些将群众闹事笼统归为反革命势力再现和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着重分析了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即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承认，在民主革命刚刚结束的“适应期”，能够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总题目”，是十分可贵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突出地、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的矛盾表现出“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三大类型：一是人民内部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二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2]204。其中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之间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三是主观认识同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例如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因官僚主义作风等错误的主观认识和工作方法，会进一步导致和激化新的矛盾，“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2]216。

《正处》重点讲了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虽然经济方面的矛盾也有所涉及，但相较于之前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更侧重于前者。

第一，《正处》全面分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其中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等人民群众内部矛盾作了精辟的论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是有矛盾的，新社员与老社员、土地多的与土地少的社员、合作社与个体农民、合作社与互助组等都有矛盾。“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2]221在生产问题上，要注意国家的统一计划与合作社自身的灵活性和独立性相结合；在分配问题上，要注意统筹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同时，《正处》中明确提到，合作社的巨大成就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力保障。

对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特殊性进行深入剖析，是《正处》的突出理论贡献。毛泽东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把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指出，官僚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敌人，应当采取推翻和没收的政策来加以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属于我国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应采取和平赎买的方法来加以改造。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2]206因此，在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它本来是一种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得当，用和平的、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矛盾，又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

《正处》也阐释了工农阶级同知识分子之间以及知识分子阶级内部的矛盾。在充分肯定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基础上，也强调了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的需求，继续改造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否应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处》采取了“不苛求”“不强制”的态度，指出“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2]226，并规定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226。

妥善处理好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及物质利益关系，还鲜明地体现在正确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正处》中着重强调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指出，无论是“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都不利于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第二，《正处》充分认识到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正处》中“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一节主要批驳了过分狭隘的“小圈子主义”，认为它与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相矛盾。持有“小圈子主义”错误思想的人们，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并且尽可能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而服务”的总方针相悖离，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群众路线。我们应该从我国拥有六亿人口的客观实际出发，采取统筹兼顾的方法，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和具体问题，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2]228

《正处》指出，少数人闹事问题也体现了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排除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和违法分子蓄意带头闹事这一类敌我矛盾之后，毛泽东谈到大部分闹事事件是由于群众的物质要求未能得到满足造成的，这些属于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文中分析指出群众闹事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二是对群众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但归根结底，还是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工作上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因此要减少“少数人闹事问题”，必须加强克服官僚主义。

第三，《正处》具体阐述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领域的矛盾。在政治领域，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属性，决定了处理党内外矛盾及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行必须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路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应当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局面，以保证党的高度团结和充满活力。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应当实行不同于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的最广大的民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保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应当坚持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以保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有力运行。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论述了“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的问题，首次提出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正处》又进一步强调了各党派长期共存的良好愿望及其政治基础，同时分析了各党派互相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经济领域，《正处》重点论述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我国当时经济落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强调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者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工业和农业必须同时并举”“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以农业为市场”等论断。他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2]241对于经济发展规律和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谈道：“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2]242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摸索和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既不能夸大经济规律的作用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能单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思想文化领域，《正处》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2]229主张通过“自由讨论”的方法去判断和解决科学文化领域中的是非问题，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干涉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深刻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间的矛盾。他主张采取讨论的、批评的、说理的方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在实践中要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和批评错误的意见，但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而非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态度。

《正处》主张用民主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就是“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处理矛盾、化解矛盾，并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它适用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及其他人民内部的关系，适用于农业合作社、工厂、学校、机关、团体等各个领域，也适用于中国六亿人口。

第一，采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基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考虑。敌我矛盾的对抗性和不可调和性决定了必须采取专政的方法予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和可调和性决定了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毛泽东在《正处》中强调：“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209“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2]232刘少奇也指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力的方法、压服的方法。凡是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方法。”^[6]

第二，采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所讲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即通过扬弃环节的辩证否定达到肯定和否定新的统一。列宁认为：“对于简单的和最初的‘第一个’肯定的论断、论点等等，‘辩证的环节’，即科学的考察，要求指出差别、联系、转化。否则，简单的、肯定的论断就是不完全的、无生命的、僵死的。对于‘第二个’否定的论点，‘辩证的环节’要求指出‘统一’，也就是指出否定的东西和肯定的东西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的东西存在于否定的东西之中。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与肯定的东西‘统一’,———否则，辩证法就要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论。”^[7]马克思主义者向来主张积极的团结，即有原则的团结。如果在批评和斗争中放弃维护原则，只能是形式上的表面团结，实则没有达到真正的团结。同样地，批评不是无目的的、斗争式的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为了教育与自我教育，纠正错误、引导方向，从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实现新的团结。“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8]

第三，采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解决党内矛盾、党群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复杂斗争，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这一经验被凝练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以区别于前一时期“左”倾教条主义下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式。它是一种民主的、和平的、非命令主义的矛盾处理方法，而非强制的、压服的甚至是动用武力“一棍子把人打死”的方法。其根本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既要解决问题，又要治病救人；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团结—批评—团结”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判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9]。

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左”的错误不断蔓延，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偏离了中共八大和《正处》中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判断，造成全国性的内乱。这些教训从反面证明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可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日益扩大，敌我矛盾的范畴日益缩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矛盾的显著趋势。因此，继续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仍是我国进行社会整合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第一，妥善处理国家、不同群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期和改革的重要攻坚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但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和凸显期。其中，以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物质利益矛盾最为突出。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结构的重整、体制机制的转轨以及利益分配格局的多元化，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正处》从全局观的角度，提出了在处理不同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时应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从而充分调动党内外、国内外、直接的和间接的一切积极因素，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一原则仍然适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要充分协调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关系，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资源配置，使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要正确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统筹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兼顾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各方利益主体的物质利益。

第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保障。《正处》中反复强调在政治组织原则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但由于缺乏制度保障，这种看似和风细雨的方式极易在具体实践中走向疾风暴雨。这也正是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没有得到有效实践，最终导致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所在。《正处》发表之后不久，毛泽东提出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的方针，它在当时对反官僚主义作风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却因缺乏完善的制度和体制作保障而容易片面化、极端化，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形式。针对民主法制化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0]只有从根本上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才能铲除随意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敌我矛盾的错误根源。面临我国突显出的新的社会矛盾，继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步伐，并强调应逐步把我国的政治生活纳入法制化、制度化、民主化的轨道。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11]他还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12]

第三，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基础。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风党建都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人心向背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的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和尖锐性的特点。其中，党群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由于官僚主义和腐败之风盛行，人民群众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情绪。正如《正处》中提到，发生群众闹事的深层次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要从根本上解决闹事事件，必须坚决地反对官僚主义。同样地，在当前形势下处理好党群关系仍然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这个武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以此促进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促进党内生活的严格规范，促进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13]同时强调：“党的建设的经验表明，加强党内监督和纪律建设，必须要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党内监督工作和纪律建设持续深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14]一方面，要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切实遏制权力腐败，强化对腐败多发领域和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监督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大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制度，将权力运行纳入法治的轨道，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