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7, 3(1): 122-128
doi: 101349A-2017-1-01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评析
谢超林,李少军
 
【摘要】  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当代中国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首先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把意识形态工作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引起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热潮。本文主要通过对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从研究概况、热点问题、现存不足与研究展望四个层面作一评析,以期进一步推进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工作。
【关键词】  党的十八大 ; 意识形态话语权 ; 评析

【Abstract】 

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当代中国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今天的国际社会新秩序中,如果一个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式微,它就必然在“话语霸权”面前处于“失语”“无言”状态,从而使执政党陷入处处被动的局面,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意识形态话语权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无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伟大斗争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针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问题,他提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此后,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党中央先后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全方位战略布局,提出在繁荣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在文艺工作战线上,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挥正能量;在新闻舆论工作中,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网络与信息化建设中,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扭转新时期我党意识形态工作的被动局面中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些理论观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正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使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基础理论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一、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概况
1.从时间上看,我国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注已超过十年,但集中探讨则出现在十八大以后

意识形态话语权第一次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始于21世纪初,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如何面对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成为当时学界关注的迫切问题。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仍然是小规模、小范围的,是学术界一种自发的理论思考。党的十八大以后,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问题、新挑战,党中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这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新一轮讨论的热潮,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知网上以“意识形态话语权”为篇名进行搜索,截止到2016年12月共有学术论文160篇,其中2012年十八大以后发表的共有151篇,占已发表文章的94.38%。

2.从层次上看,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包括相关专著、博士学位论文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目前国内已经出版的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专著有两部,一部是天津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昕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主要围绕理论基础、历史轨迹、其他国家政党的经验及现实条件等方面,对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进行了理论性分析。另外一部是第四军医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人文学院张立副教授的《新媒体视域中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主要探讨如何利用新媒体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包括建构的挑战与机遇、原则、要素等。在博士论文方面,2012年至今共有三篇博士学位论文(除杨昕外)直接涉及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分别是胡银银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研究》(南开大学,2014年)、刘国普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华南理工大学,2014年)、张纲的《多元文化场域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郑州大学,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方面,2012—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中涉及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共有五项,其中重点项目一项,一般项目四项,涉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语言学等多个视角。

3.从内容上看,问题意识更加凸显,时代性更强,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同步推进

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学术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协同推进。在政治布局和具体实践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全面提升中国话语能力进行战略布局。“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的成立、人民币加入SDR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学术探讨和理论建构上,学者们集思广益,从网络、文化、日常生活、语言学等多个视角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建言献策。

二、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热点问题评析

意识形态话语权既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十八大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法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国际较量三个问题上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交锋。

1.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法论研究

方法是理论通向实践的桥梁,掌握、领导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实现路径成为当下研究的一大理论热点。如何通过有效的方式、方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导作用,是当前理论界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法论的研究有两种思路,一是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即研究一般意义上、带有普遍性的一般方法、规律体系和根本原则。比如,侯惠勤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获得的关键在于通过“现实的人”的科学话语彻底改造“抽象的人”的人性论话语,而它的具体运用和实际成效则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出发,以理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提出问题和设置议题。[2]二是实践意义上的方法论,即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方法、措施。比如,学者梅景辉提出应该重点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知识分子”,整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平台,以理论化、权威化、系统化的方法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3]学者陈悦提出应该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建立以制度信任为要核的政治信任模式、培养公民参与意识、掌握舆论宣传阵地等方面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4]哲学方法论和具体方法既有本质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哲学方法论是对具体方法的概况和总结,是系统化了的方法体系,对具体方法具有指导作用。而具体方法是个别的、特殊的,是形成哲学方法论的基础。因此,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法论研究既要注重哲学方法论,也要重视具体方法,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

2.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

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表达和传播方式,必然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地推进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方式的创新。一方面,如何认识网络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把网络视作获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媒介和阵地,“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同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碰撞,竞相争夺话语权,网络空间已成为中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权博弈的主要阵地”[5],因而其关注的核心在于如何充分掌握网络传播规律和争夺平台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二是认为网络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部分,这部分学者把网络和新媒体所营造的虚拟社会看作现实社会的延伸,“虚拟社会是人们经由信息网络平台开展活动、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系,它以数字化符号间接联系的方式运行,是一种与现实社会并存的社会存在的新形式”[6],他们认为网络技术的较量也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另一方面,如何认识和评价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机遇还是挑战?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关注到网络的发展给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诸多挑战,包括:①网络传播方式的去中心化削弱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力;②网络空间的资本化消减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③网络表达自由化弱化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力。[5]也有一些学者从挑战中看到了机遇,认为“网络信息化条件下,鲜活生动的网络交际语言、丰富多样的网络游戏以及表达现代人思想情感的网络艺术都真实且深刻地展现着中国网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提供新契机”[7]。总之,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无疑是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主阵地,但网络又是一个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领地,如何让我国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不被资本和技术绑架,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3.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国际较量

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不仅限于国内的思想舆论斗争,而且也必须能够在国际思想舞台上有所作为。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大国成为全球性大国,从小舞台走向大舞台,而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所有大国崛起的目标,也是大国成为强国的必要条件。因此,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必须既要面向国内,也要面向国际社会。但中国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建设遭受着极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西方国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传播优势形成的话语优势、社会主义仍在曲折中前进,还有国际领域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更加复杂化和隐蔽化等”[8]。此外,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而国家软实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文化(在其能发挥魅力的地方)、政治价值观(无论在国内外都能付诸实践)、外交政策(当其被视为合法并且具有道德权威时)。[9]作为西方国家软实力载体的书籍、影视作品大规模输入中国,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西方国家还利用意识形态话语权霸权在国际上大肆虚构歪曲事实,抹黑中国,影响民众对国家的正确认知。[10]实际上,中国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际较量中面临双重挑战,一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争夺必然要改变既有的话语体系和结构,必然会引起原来居于话语霸权地位国家的警惕和反抗。二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较量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发展理念的差异,还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核心价值观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11]因此,在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较量中,我国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局面依然很复杂,局势还不是很明朗,还处在一种胶着的状态,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被其他外来社会思潮解构的危险,用德里达的话来讲,这种解构就是一种政治策略,要通过解构达到偷袭政治的目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理论家对这一套都很娴熟,他们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就做到了,我国的学术界必须保持理论上的清醒。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国内学术界十八大以来主要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以十八大为时间节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一个小高峰,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拓展了研究视野,为今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做好了铺垫,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学理支撑。尤其是许多学者开始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升到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但目前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重点突破。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理论内涵还没有形成“共识性”表述,还存在较大的争议。比如,有的学者干脆认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内涵等同的概念,“话语权”一词仅仅是语言表达的创新;或者对概念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的“权利”和“权力”之争,而没有深入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概念缺乏明确内涵,制约了对于实现话语权建设的深入研究。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缺乏唯物辩证法的思维,不能客观、准确、全面地认识机遇与挑战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问题、困难、挑战研究较多,而对当下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有利条件认识不足,悲观情绪浓厚,建设性意见不多。

三是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理解缺乏系统性思维和整体观。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要将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结合起来,从意识形态话语权与经济、军事、科技领域话语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去考察和认识,才能使对策接地气,具有可行性。而现在的一些研究总是孤立地、片面地看待意识形态话语权与其他环境、要素的关系,因而提出的相应对策或建议往往是理论化、理想化的,缺乏针对性、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

四是对网络和新媒体领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关注和研究严重不足。网络和新媒体已经成为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最重要的阵地,然而部分学者仍然没有把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纳入研究视野,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危机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此,一些学者的研究以及学术语言严重脱离青年人的生活,成为“茶杯中的风暴”,导致部分年轻人群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存在疏离感,缺乏认同。

五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缺乏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既不能脱离它所存在的社会环境,更不能无视历史的经验教训。虽然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的经验教训,但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掌握和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后来的经验教训关注还不足,更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拉萨尔等以及列宁同第二国际之间的话语权争夺的经验纳入整个研究,这是今后研究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四、关于进一步深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几点思考
1.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核心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集中在话语权的争夺。什么是话语权?法国著名哲学家利奥塔曾经说过,说话就是战斗,简单来说就是你发出的声音能够获得认同并形成影响力。话语权作为一种言论的权利来讲,每个人都有,而国家层面的话语权则是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吸引力和统治力。加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领导权,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阵地建设,这是一个根本,不能离开这个根本去抽象地谈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客观地讲,自改革开放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另一种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者就是以中间力量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这三种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后现代主义在进入21世纪后看似走向式微,但它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变种,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变种。后现代主义原本是一种西方社会中的左派小资产阶级思潮,是为了解构、对抗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比如,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德里达,当福山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提出“历史终结论”唱衰社会主义时,德里达便推出了他的《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与之相抗衡。但是后现代主义在传入中国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很多理论、方法成为一些西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解构的一种手法、策略,并且被他们运用得很好,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2.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必须直面互联网带来的冲击

互联网是一场革命,它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特别是与互联网一起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网络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以现在的高校大学生为例,手机、互联网是他们与这个世界沟通、获取信息的主渠道。网络对传统纸质媒体的冲击很大,一部分纸质媒体现在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宣传的作用。因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巩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就必须积极应对信息化时代网络带来的挑战。占领互联网这个阵地,有从下两个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网络世界中资本、技术结合得非常密切,像国际上的谷歌、微软、Facebook,国内的腾讯、百度、阿里巴巴,这些互联网巨头在掌握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已经成为影响、引导社会舆论动向的重要力量。从近年来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等地发生的“颜色革命”来看,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包括2014年我国香港地区的非法“占中”运动,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西方互联网巨头的深度介入。可见在互联网这个领域中,我们目前并没有取得绝对有效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因此,一方面,“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12];另一方面,网络时代有其特有的一些话语表达和语言系统,我们要去适应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就要形成一整套的语言表述系统。从目前来看,我们这支队伍现在还很不适应,许多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还不会说这样的话,也还不会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是写得不够好,做得不够深入,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比较严峻的问题。

3.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理论创新

我们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核心是论证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但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而必须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新理念、新办法。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我们的理论创新还面临诸多问题,包括我们的一些管理体制、评价和考核机制等。但还有两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一是学风问题,二是文风问题,这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党历史上多次强调过的问题。就学风而言,首先是要坚持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现在许多考核制度,包括各种形式的招标课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浮躁、浮夸、粗制滥造的不良学风。此外,学风转变的核心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言行一致。如果人和文章“两张皮”、人前人后“两副面孔”,这样的人写出来的文章非但不能起到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反而在其他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丧失公信力。还有一个就是文风问题。我们党的文风在历史上有着优良的传统,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我们虽然没有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但却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很大的话语权。比如,我们党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先生凭借他的《大众哲学》一书在国统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让蒋介石也感慨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学者的文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写了许多可读性不强的文章。这里面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还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地位转变带来的心理变化,导致一些人写文章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行政命令式的方式去说教,缺少一种平等的、娓娓道来的充分说理,这样的文章很难形成影响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我们做得不够好。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领导权,就是要争取民众、占领理论阵地,让广大人民群众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去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就需要我们的文风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否则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是比较困难的。

杨昕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一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善出版的,为避免重复统计,在相关博士论文统计中未将其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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