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与看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近几年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思政教改更是在此论题上对症下药，开展了具有针对性的举证、分析与阐释，取得了不少有益的进展。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回应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史碎片化”的危险；而“中流砥柱”，作为中共革命文化中的典型政治形象，若缺乏整体史观下的融通阐释，被固化为抗战中的就事论事，则难免会冲淡该命题背后的历史意蕴。事实上，“革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植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也激荡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因此在整体史观下对其进行全面把握和立体解读，不仅必要而且重要。在整体史观中定位“中流砥柱”，厘清该命题的来龙去脉，将有助于辨析“砥柱”本意的话语对象，凸显“抗战—新中国成立”的内在理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体认同”，进而从历史深处达及“四个自信”。

“中流砥柱”一词，出自《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意指“河道急流处的一处石山”，比喻险恶环境之下的支柱力量。当前网络流行的虚无主义论断则有意在“支柱”这一点上做文章，提出“国民党比中共抗日早、比中共牺牲大”“蒋介石才是国际承认的抗日领袖”等，进而消解“中流砥柱”这一命题。为此，学界有针对性地列举了从东北抗联、统一战线，到洛川会议、皖南事变，再到游击战争、根据地建设等大量史实，对其论据一一驳斥，证明中共不仅在抗战的时间、空间、意志上超越了国民党，而且在理论与政治上赢得了国内外的肯定。诚然，上述“点对点”的批驳有助于厘清历史真相，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砥柱”一词的话语本意。事实上，谓之“砥柱”，其要义并不在于它在战事中判断果决、力量巨大、道路正确，而在于它能屹立于“急流之中央”。

当时中国之“急流”不外乎日本侵华战争，除了国共关系，还有与之相关的英、日、美、苏，共同构成了这股“急流”的复杂面相。尽管中共的抗日立场一贯鲜明，但若不言“急流”而“就共言共”，则难以体现“砥柱”精神之可贵、作用之关键。

回到文本，我们可知“中流砥柱”并非泛泛而谈，它的提出实有明确的话语对象。1941年5月，毛泽东在党内指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第一次使用“中流砥柱”，文中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1]804-805而此时的共产党，正身处中条山战役，尽管面临国民党的围困与打击，但仍在日军来袭时主动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用实际行动重申了坚定的抗日立场。毛泽东的此番指示，是告诫所有的共产党人，哪怕新四军“被宣布”为“叛变”，“没有领到一颗文饷”，但“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因为“我们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要坚决抗战到底。^[1]804-805所谓“中流砥柱”，即是不动摇、不投降。1943年2月，毛泽东在祝贺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所发出的电报中，又一次使用了“中流砥柱”的话语。文中，他高度赞扬了苏联红军在坚守二十个月之后在斯大林格勒开始对德反击，称“红军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锋”^[2]6，并指出中国人民此时的首要任务就是“更加团结自己，准备像红军驱逐德国侵略者一样地驱逐日本侵略者”^[2]7。坚持便是胜利，在日趋悲观的战争条件下，中共不仅与求和、投降、分裂的逆流不断抗争，而且还主动扛起了背负中华民族走向胜利的重任与希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之下，联共(布)的“中流砥柱”形象，更被赋予了“力挽狂澜、绝地反击”之意。由上可知，“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需放之于历史语境中去讲，不仅要讲中国战场，而且要讲世界战场，若没有“急流”之乱象，便没有“砥柱”之顽强。

尽管毛泽东在抗战中多次使用“中流砥柱”，但影响最深的一段文本出自《论联合政府》。这篇文章是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政治报告，通过总结过去来勾画未来。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中，毛泽东谈道：“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1097-1098这里所说的“中流砥柱”已不单指中共抗日的顽强精神，还包含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此意义上讲，“中流砥柱”不仅关乎抗战，而且关乎新中国成立；谓之“砥柱”，在于它改变了“河流的走向”。

1945年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中国人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昭示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的历史走向。在传统党史的书写中，抗战与新中国成立的逻辑关系集中体现于中共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种建设。但受到早年政治宣传的话语影响，这一逻辑在课堂教学中时常被简化为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分析也只重在揭示其“历史必然性”：“好像普遍认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以避免的，认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失败是历史潮流。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前景的预见，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都指出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因而，革命为什么成功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有待解决的问题只是共产党如何制定正确的方略和路线以赢得这一胜利。”^[3]但应该承认，在理论研究与观点论战中，此类话语难以令人信服，这种线性解释其实大大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贬低了中共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

事实上，“革命的河流”并非直道前进，抗战动员也不是“挥手—响应”这么简单，尤其是在抗战初期的征粮、征兵、贪腐、教条等困境中，中共也曾遭遇信任危机；最终能够转危为安，则有赖于中共大刀阔斧、不避重就轻的自我革新。伴随近年“新革命史”的发展，这些问题的研究已渐深入，就目前学界的成果来看，抗战时期中国的社会变迁体现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方面，而这些变化均与中国革命的反思与转型密切相关。1939年10月，中国的对日战争正处于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失败主义与投降主义甚嚣尘上，而陕甘宁边区也正经历着党群危机；就在此时，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在文中对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三大法宝”的经典论断，他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4]在毛泽东看来，党的建设与根据地的建设、中国革命以及抗战形势，其实互为表里。所以，今天我们再讲抗战，若只谈“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而不去深挖这一时期的“党的建设”，则很难说清“为何在抗日根据地中共能‘凝聚’人心”，“为何是中共‘领导’了全民族的抗战”，“为何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中国近代史的宏阔图景之中，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应仅仅被理解为革命在战争中的一个缩影，更应看到它所折射出的革命与社会的深层互动；经过这场战争，中国的革命才走出了披荆斩棘的中国化之路，中国的抗战才真正实现了“全面抗战”中的“上下一心”。

中国的“抗战”，改变了抗战的中国。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此时的毛泽东做出了这样的总结：抗日战争有两条路线，即人民战争的积极路线和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路线；这两条路线，不仅左右了战势的发展，还将影响着中国的前途：一个“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而另一个则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1052-1053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抗战”与“建设新中国”的内在逻辑，这一联系其实并不在于表面上的“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在于“变化”背后所体现出的政党革新和人心凝聚。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党”；而人民，不仅是战争的动力，更是战争的意义。据此而言，“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仅体现于对日作战，还显见于社会改革；也正因如此，1949年的中国才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且“解放的”新中国。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进程中“站起来”的重要阶段，也为“富起来”和“强起来”奠定了稳固的根基。1945年，中共七大报告提到：“这场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1]1032的确，抗战中所积累的革命经验与革命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道路的选择；而中国共产党以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民族希望的政党形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亦得到社会内部的普遍认同。1949年之后的中共，尽管不断面临重重挑战，但依然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关，正是得益于这场战争的滋养；谓之“砥柱”，还在于它敢于“迎难而上”。

“砥柱”之作用，不仅体现于抗日战争，而且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从合作社到公有制改造，从延安整风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整党，从实事求是到改革开放……这些时空隔离却旨趣相近的政治抉择，皆印证了中共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洗礼中形塑并已内化了的“政党性格”，而它在“后革命”时代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力量。然而，传统教科书习惯将“新中国的成立”作为中国革命进程的“分水岭”，以凸显它的新旧之别；从强调国家统一、社会复生的角度来看，这一划分并无不妥，但若就此忽视了革命的内部连续性，则会陷入“口头纪念”的表层宣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5]，这些纪念并非空话，它深刻地阐明了“革命传统”的重要价值，而这一传统是不曾也不能被切断的，它已熔铸于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活，并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

“砥柱”之精神，不仅传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孕育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九十六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6]毫无疑问，“中流砥柱”是中共精神形象的标识之一。近几年间，“中共精神史”领域渐成热点，有关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等的研究不断涌现；但就笔者目力所及，大多成果仅对“精神现象”进行了描述，并未深究其内部的“变迁动力”^[7]，因此出现了或者“符号化”或者“碎片化”的两极表达。然而，正如马恩在分析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时一样，“精神”其实也有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以“中流砥柱”为例，如果说抗战时期的“砥柱”话语还处于一个“自在”的阶段，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砥柱”纪念则可看作是一种“自为”的展开，两者阶段性的变化，恰体现了中共“砥柱”精神的真正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砥柱”精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存在方式不是经验性的，但它通过不断的文化积累和历史碰撞，创造出了许多具有“砥柱”基因的实践形式。以“动态”的方式讲“中流砥柱”，顾及中共精神史的古今贯通，才能使精神现象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当代文化。

归根结底，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消解，其目的是为了否定中共执政的合理性，否定中国道路的必然性，以至于整体否定中国革命。因此，回应其挑战，尽管需要以史料档案为根基，却要警惕它“以割裂、片面、孤立地方式讲历史”的陷阱；以整体史观的视角对“中流砥柱”这一命题进行定位与分析，是为其构建一个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乃及世界近代史的思想坐标系，以便从更广阔的图景中去阐明这一命题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意义。其实，当下对历史叙事的多方论辩，一如20世纪40年代“中流砥柱”产生时的历史语境——谁是历史进程中的中坚力量，谁就代表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方向；与其说这是数据和文字上的博弈，不如说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较量。因此，从整体上把握包括“中流砥柱”在内的一系列革命文化的实质与内涵，不仅是对过去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未来的探索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