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 4(1): 50-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及其当代意义*——以MEGA2为例
王旭东,李成旺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MEGA1MEGA2的曲折发展历程表现出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事业所作的始终不渝的努力。尤其是1975年以来出版的MEGA2以其全面性、原始性和过程性等特点,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发展过程,也反映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历程。结合具体案例讨论MEGA2的理论特点和价值,有助于彰显这版全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

【Abstract】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版”)指的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版的两套全集。一版是1927—1935年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编辑出版的旧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1”)。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一版并未完全实现编者制定的出版计划,最终在1935年宣告终止。另一版是由东德学者推动,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出版,一直延续至今的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2”)。本文将讨论MEGA版产生的原因及其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简称“俄文版”)之间的关系,并以MEGA2为例讨论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两套版本系统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简称“俄文第2版”)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德文版、日文第2版、乌克兰文版、罗马尼亚文版、波兰文版、塞尔维亚文版、保加利亚文版、捷克文版、匈牙利文版、朝鲜文版等不同版本的底本。不论是编辑原则和方法,还是卷次构成、文献选取、注释索引等特征,这些版本都深受俄文第2版的影响。俄文第2版虽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简称“俄文第1版”)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在编辑体例、翻译质量等方面都优于俄文第1版,但是俄文第2版的编辑方针和编辑目的却与俄文第1版一脉相承。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史可以发现,不论是在俄文第1版还是在俄文第2版的编辑过程中,领导编辑这两版全集的苏联研究机构都同时致力于另一版全集的出版工作,这就是MEGA版。这两套版本虽然是在同一机构的领导下产生的,但由于采取了不同的编辑准则和编辑方法,因此具有本质性的区别。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编辑们考虑怎样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的存在形态有关。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著述等身,但是正式出版物非常之少。尤其是马克思,他的很多经典文本都是以未完成的手稿存世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三大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等。这些手稿数量庞大、字迹潦草,且年代久远,情况比较复杂。因此,整理手稿形态的文本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事业中的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说这项工作代表了整部作品的编辑水准。

主持俄文第1版和MEGA1出版工作的梁赞诺夫,将其领导的编辑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收集和整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工作上。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搜集文献材料,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遗留手稿进行辨读整理。这两版全集所收录的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手稿基本一致,可以说不论是俄文第1版还是MEGA1,编辑工作的第一步都是整理手稿。在破解马克思字迹和恩格斯速写符号等信息的基础上,形成方便现代人阅读的文献资料,以此来服务两版全集的出版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手稿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作者的创作细节,将作者的内容修改、补充词句、删减文本、调换文本位置等情况一览无遗地呈现出来。从MEGA1已出版的卷次和俄文第1版可以看出,俄文第1版和MEGA1的编者对这些创作细节是有不同态度的。前者的编者将这些细节有选择地编入正文之中,提供了一个可读性强的“最终”作品;而后者的编者保存了手稿的原始形式,使读者能一目了然地看到作品的修改过程。俄文第1版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套体例统一、编排完整并裁减了修改过程的著作集,MEGA1则是将作品的原始情况提供给读者。这也是俄文第1版和MEGA1采取不同编排方法和编辑方针的根源所在。

由于编排方法和编辑方针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MEGA1和俄文第1版存在以下三点区别:第一,出版目的和服务对象不同。MEGA1的出版目的是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俄文第1版主要是为了服务马克思主义宣传。第二,收录文献范围不同。MEGA1计划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献,既包括已经完成的著作,也包括未完成的手稿和准备材料;俄文第1版并未收录马克思恩格斯创作的全部文献,只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形成中的重要文本。第三,收录文献形式不同。MEGA1收录的文本保持了创作时的原始情况,并且以原文形式刊印;而俄文第1版则统一将所收材料译成俄文。

上述区别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划分成两套版本系统。随着1927年MEGA1和1928年俄文第1版相继问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两大版本系统正式形成。

二、MEGA2的理论特点和价值

MEGA1出版中断40年之后(即1975年),MEGA2第1部分第1卷正式出版问世。由于受到当时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有关版本性质问题争论的影响,MEGA2虽然没有完全沿用MEGA1(die historisch-kritisc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的名称,但也使用了“Marx-Engels-Gesamtausgabe”的字样。这是为了把MEGA2与之前出版的MEGA1区别开来,表明MEGA2是一套全新的“历史考证版”,并非接续MEGA1的工作。这并不意味着MEGA2的编者轻视和否定MEGA1的版本贡献。根本而言,MEGA2是一部向MEGA1编者致敬的作品,它遵循了MEGA1的“历史考证”精神,继承了MEGA1的理论目标,属于由MEGA1开启的新的版本系统。

在内容和形式上,MEGA2MEGA1相比具有以下几点不同:内容上,MEGA1第4部分是整部作品的主题和人名索引;MEGA2在每卷后面刊印本卷所收文本的各种索引,而第4部分收录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中产生的笔记、摘录和批注等部分。形式上,MEGA1每个文本只有一卷;MEGA2同一卷次在出版正文部分的同时,针对这一卷还出版一部包含产生和流传过程、注释、异文索引、文献索引、人名索引、名目索引的附属材料卷(apparat)。那么,MEGA2的版本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又会给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怎样的变化?结合一些具体实例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MEGA2收录全部流传下来的和可供使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遗产”[1]35*,即具有全面性特点。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书信、摘录、笔记、批注以及新发现的著作全部出版,能够展现他们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思想家的思想由不成熟走向成熟会经历很多阶段,尤其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这种一生都在进行理论创作的思想家来说更为明显,研究者普遍认为他们的思想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解读每一阶段思想变化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些原因多种多样,有时是受到其他理论家和著作的影响,有时是从现实斗争中得到了启示,有时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新问题。在一些情况中,这些重要因素反映在经典文本之外的其他类型的文本之中。以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经典文本本身去寻找他们思想变革的内在原因,而忽视外围材料对他们思想带来的直接影响,往往造成研究者的解读在这个文本中能自圆其说,而把相同的结论放到其他的著作中就不能一以贯之。究其原因,是没有全面地和联系地使用文献材料。通过MEGA2,研究者能够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相对全面的文献材料进行思想解读,在此基础上得到新的观点。比如,MEGA2第4部分收录的摘录笔记部分为研究笔记和著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使得研究者能够从二者间的关系进行思想解读。

(1) 《克罗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1843年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此同时,他还对23部相关的政治和历史类著作进行了摘录,留下了《克罗茨纳赫笔记》。笔记中的内容,尤其是主题索引,反映出马克思当时比较关心所有制、阶级和国家三方面问题。这部笔记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303节时没有直接写下自己的评述,而是空了一部分抄写《法哲学》第304~307节的内容,这与他之前每摘录完一部分就进行评述的习惯是不相符的,很可能是因为他对这一节的考虑还不成熟,打算在日后对第303节进行论述。同时很可能是他正好摘录了列奥波特·兰克的《历史—政治杂志》,对此马克思写下了《克罗茨纳赫笔记》第4笔记中最长的一段评述,即《兰克评注》。从内容上说,《兰克评注》与《法哲学》第304~307节紧密相连,而且回应的是第303节的有关问题。所以,在《兰克评注》的影响下,马克思重新回到了对第303节的讨论上,它解开了马克思遇到的问题。可见,《克罗茨纳赫笔记》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部笔记在MEGA2中首次公开发表全文,此前的研究者没有机会看到全部笔记,缺失从笔记与手稿关系的角度解读文本的可能。

(2) 《穆勒摘要》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的关系。从写作顺序上看,《穆勒摘要》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交叉写成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的研究并不顺利,他中断了写作而开始进行新的阅读。笔记本Ⅰ之后,马克思摘录了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并且对所摘录部分撰写了独立的大段评注,论述了交往异化的思想,发展了异化理论。因此,《穆勒摘要》是唯物史观形成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如果只把这部笔记视作马克思思想的外围材料并忽视《穆勒摘要》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实际写作顺序,将它的创作置于笔记本Ⅰ之前的话,就会降低这部笔记的意义,忽略1844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一环。

遗憾的是,《克罗茨纳赫笔记》和《巴黎笔记》至今都没有完整的中译本问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同时期著作的深入研究。

其次,“MEGA2中收录的全部著作与原件完全一致并以原始文字发表问世”[1]35*,即具有原始性特点。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字上的原始性,刊印作品原文;另一方面是采取文本的原始编排顺序。

(1) 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著作涉及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对于以同一种语言翻译出版的全集——如俄文第2版——来说就面临着转译的问题,译者本身对于原始语言的理解会直接反映在译文之中。《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以法文撰写的一部批判蒲鲁东的论战性作品,恩格斯承担了将其译为德文的工作,并在1884年8月22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对翻译一事进行了说明:“《贫困》。我手头上现有的稿子已经校订完了。除了法语细微的地方(这只有在法国待过的人才领会得透)有几处小的错误,没有多少可改动的。rapports(关系)一词,我大部分不译为Beziehungen,而译为Verhältnis,因为前面这个词太含糊,并且马克思本人总是用rapports来表达德文的Verhältnis,反之亦然。加之,例如在rapports de proportionalité(比例关系)中,rapports指的是量方面的,这只能用Verhältnis来表达,因为Beziehungen主要是指质方面的意思。”[2]在1847年之前的作品中,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大量使用了“Verhältnis”,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才开始将“Verhältnis”和“Beziehungen”分开使用。恩格斯的翻译反映出,他认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阶段所提到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等一系列有关“关系”的概念,其实质并未有哲学上“质”的层面,还是延续了1844—1847年的思想观点。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德文版在翻译作为《哲学的贫困》创作草案的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柯夫的信(简称《致安年柯夫的信》)时并未区分使用这两个词,而是大量使用了“Beziehungen”。可见,德文著作集的编者认为,马克思这个时期的思想与早期是不同的,他将关系概念延展到了哲学意义上“质”的层面,依据后期马克思使用的概念在这里进行对接处理。所以,译者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差异导致翻译过程的再创造。而MEGA2采取刊印作品原文的方式可以使读者直面原始文字,剔除译者的影响,自己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2)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手稿(简称“《费尔巴哈》章”)的编排方式。众所周知,《费尔巴哈》章的手稿状态比较复杂,创作过程的层次性产生了最早撰写的大束手稿和之后誊清阶段出现的小束手稿,大束手稿中具有恩格斯号码和马克思页码两种编号方式。在实际创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是分左右两栏进行撰写的,左栏用于正文部分写作,右栏用于对正文的增补,并且左栏大部分是恩格斯的笔迹,而马克思只进行了少量的增补、修改和删减。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手稿进行合理编排,是《费尔巴哈》章整理的重点和难点。在相关文献学讨论的基础上,《费尔巴哈》章形成了很多有代表性的版本,如1926年梁赞诺夫版、1932年阿多拉茨基版、1965年巴加图利亚版、1971年新德文版、1972年MEGA试刊版、1974年广松版、1998年涩谷版、2004年MEGA先行版、2017年MEGA2Ⅰ/5版。在1971年新德文版之后出版的5个版本,相比之前各版的共同特点是采取了按照手稿原始样貌左右两栏进行编排的编辑方式,没有将右栏增补的内容插入左栏之中,而是完全按照手稿原始情况出版,这种编排的优越性在于避免了“因不分栏而出现的文本不接续的缺陷”[3]144。这样的编排在研究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以通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韩立新教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费尔巴哈〉章编译上的根本问题——写在新MEGAⅠ/5〈德意志意识形态〉卷正式出版之前》一文中对马克思标注页码的[17][18][19]这三页大束手稿的研究成果进行说明。马克思标注的[17][18][19]页比较重要,因为这三页的右栏上有马克思留下的很长的三部分增补,主要论述了共产主义成立的条件。没有采取分栏编辑的梁赞诺夫版、阿多拉茨基版、巴加图利亚版、新德文版都面临将这三段文字插入左栏的问题,但是通过分析会发现,“尽管各版都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做出了努力,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说,它们依然没有解决‘左栏Ⅳ’与‘右栏Ⅲ—Ⅴ’的不接续问题。究其原因,都在于它们不分左右栏的编辑上。只要采取这种编辑方针,这一缺陷就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上,在整个《费尔巴哈》章中,这种无法纳入左栏的增补、异文、备忘录、边注和标题并不是少数。在这种不分栏的编辑中,正像本文所分析的那样,或者会带来文本的不连续、中断问题,或者会像对待第[19]页的标题‘共产主义’那样不予收录,或者像对待第[19]页的边注‘交往和生产力’那样,将它们置于脚注或文末注当中,从而降低边注、备忘录的意义”[3]143。因此,只有将这三段文字保持在右栏本来的位置上,给阅读者明确的提示,才能减少编者主观推断的影响。目前,采取再现原始手稿这一编排方式的MEGA2Ⅰ/5版,可以被视为比较优越的研究成果。

最后,“MEGA2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革命创作的历史发展,同时只要材料保存下来,就会将每一部著作从最初提纲到最终成稿的不断完善过程再现出来”[1]36*,即具有过程性特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些著作版本众多,而且彼此不同。一般通行的马恩全集只收录最终或有代表性的版本,而MEGA2却将每一个版本都刊印出来,以此来展现经典著作的发展过程。因此,研究者拥有了可以比对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来进行解读的基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具体表现在这些文本篇章结构和文字的修订上。

MEGA2第2部分第5~10卷分别收录了3个语种6个版本的《资本论》第1卷,它们包括德文第1版(第5卷)、德文第2版(第6卷)、法文版(第7卷)、德文第3版(第8卷)、英文版(第9卷)、德文第4版(第10卷)。现在国际上通行的《资本论》第1卷是以德文第4版作为底本的,这一版是马克思逝世之后由恩格斯编辑而成的,它在很多方面都异于之前的各个版本。比如,它的篇章划分继承了法文版的结构,而法文版的结构与之前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相比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德文第2版第7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的最后一章《所谓原始积累》在法文版中被改为第8篇。马克思提高了原来这章的地位,在《资本论》第1卷最后部分转向了历史叙述。在法文版中马克思为什么会重新划分结构?这样的篇章结构对《资本论》思想的阐发具有什么样的影响?MEGA2第2部分所收版本相继出版,引发了诸如此类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创作的文本在文字上的修改数以万计,集中体现在附属材料卷中的异文索引,它对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具有重要价值。这是因为,“据此能够得到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变动过程,作者校订的每部文本的文字情况真实地再现出来。使用印刷手法来突出作者在修订过程中在内容方面特别重要的异文。这样既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同时也让出版者了解哪些异文应在研究版本出版中加以考虑”[1]48*。比较典型的是MEGA2第2部分第12卷(收录了恩格斯编辑用稿)中的异文索引。马克思留下了很多有关《资本论》第2卷的创作手稿,后来恩格斯借助这些手稿中的一部分编辑成了现行的《资本论》第2卷。因为马克思手稿情况比较复杂,恩格斯在编辑中对这些手稿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处理,留下了一部编辑用稿。对比恩格斯编辑用稿和马克思几份手稿会发现,二者并不统一,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在MEGA2第2部分第12卷后面所附的3个特殊异文索引:《构成比较》(Gliederungsvergleich)、《出处一览》(Provenienzverzeichnis)、《出入一览》(Abweichungsverzeichnis)。通过这3份索引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在何种程度上使用了马克思的手稿。其中《出入一览》展现了编辑用稿和马克思撰写的那部分手稿之间的全部差异。

比如通行版《资本论》第2卷第3篇第20章第2节开头的这部分,在1870年第2稿中马克思并非将其视为单独的部分,是恩格斯将它单独划成一节并添加了标题。通行版这一节的第1段写道“社会的总产品,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4],马克思在第2稿中留下的是“社会总年产品分成两大部类——[5]。可见,恩格斯在这里作了很大的改动:首先,删除了“总年产品”中的“年”这个字,之后补充上了“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删掉了“两大部类”的着重号,把之后的“——”改成冒号并另起一段。这样的修改在一定意义上完善了马克思的思想:年产品是特定的说法,它只是在分析两个部类之间年交换时才显得重要,不能涵盖之前的日产品、周产品和月产品;补充“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发展了马克思思想,避免了歧义产生;删除“两大部类”的着重号是因为这节标题已经进行了强调,避免重复。通行版中的这段文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作品,如果不了解这句话的实际创作过程,将恩格斯的编辑工作视为对马克思手稿的完全复制和拼接组合的话,就会忽视恩格斯对《资本论》第2卷编辑工作的贡献,就不能客观合理地评价马克思思想以及回答“马克思恩格斯问题”。

三、MEGA2在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

MEGA2的总序言指出:“MEGA2的价值不仅在于首次完整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遗产,还在于它发表这些著作和文章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1]46*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这种方式方法就是着眼于文本形成过程中文本本身的客观变化,利用书信这种外围材料还原作者创作的历史境况,从摘录笔记和著作之间关系的视角来找寻思想产生的源头,通过表现作者在文本中进行的修改、删除、增补、调换、转译等加工处理细节来揭示作者思想的变化,这就是MEGA2的理论意义之所在。用叙述的方式来阐释思想本身,重新演绎作者思想。可以说,透过文本挖掘背后的事实来描绘作者思想形成的轨迹,是一种独特的思想解读方式。正如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在《文本发生学》中所指出的:“‘发生校勘学’旨在更新对文本的认识,通过手稿,把校勘的疑问从作者转向作家,从著作转向文字,从结构转向过程,从作品转向作品的起源。”[6]从方法论上来说,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MEGA研究在中国从最早的译介到后来形成方法论自觉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随着MEGA2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这套全集的理论价值和意义的思考进入了反思阶段,对MEGA2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选取的角度不同,有些评价出现了误读或者过度解读的情况。结合本文的论述,研究者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MEGA2与以俄文第2版为底本的通行版不是对立的两个版本,二者都有独立的意义,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的版本意义和理论价值。一些研究者主张MEGA2保留了原始手稿的细节,具有很强的客观性;相反,俄文第2版的编者抛弃了原始材料的细节,提供了一个经过他们主观判断裁剪的版本,因而产生前者比后者更客观的看法。这些研究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俄文版的编者们也同样是从手稿辨读开始进行工作的,这些直面手稿的人只是采取了出版最终文本的编辑方针,才不需要完全反映文本的实际创作过程。回顾编辑史可以发现,不论是MEGA版还是俄文版,都需要对原始材料进行系统的处理,只是由于编辑方针和编辑方法不同才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研究者在使用这两个版本时需要秉承不同的方法论原则,更多地从方法论角度审视这两个版本的异同:一方面,俄文第2版虽然所收文献少于MEGA2,但是基本完全收入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重要著作,研究者借助俄文第2版完全具备研究前提;另一方面,MEGA2和俄文第2版是从“动态”与“静态”两个角度分别展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在实际研究中,借助MEGA2进行研究描绘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思想发展过程,MEGA2使用者可以从动态角度去解读和评判思想。而以俄文第2版为基础文献进行研究,是从静态角度、从马克思恩格斯核心文本中成熟的思想框架和核心概念出发,发掘他们思想的逻辑发展路径。所以,这两套版本作为反映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思想的基础,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二,不能以编者引言来代替整卷的学术水准,进而仅凭MEGA2每卷之前的编者引言来评判MEGA2本身。每部MEGA2正文卷前编者说明的标题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开始称为“导言”(Einleitung),因为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后来的卷次抛弃了这种说法,开始使用“引言”(Einfuehrung)的界定,这表明编者将自己撰写这篇文献的功用限定在引导性的位置上,而并非对所收文献的指导性说明。一些学者将这份材料视为整卷的核心,更多地关注这份引言,尤其是对于引言中的例子情有独钟,而忽视正文卷与附属材料卷相互呼应的关系。如果深入正文就会发现,编者指出的只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别例子,而超出引言的例子则不胜枚举。因此,研究者应该一方面以编者引言为切入点,思考这些直面原始文献的编者们当时在编辑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深入文本本身之中,从自身研究角度出发使用合适的文本部分。

第三,要重视附属材料卷。MEGA2与通行本之间的差别集中反映在附属材料卷之中。因为就同一文本而言,MEGA2正文卷提供的正文部分与通行版基本一致,如果不结合附属材料卷进行研究就基本失去了MEGA2的学术意义。附属材料卷将正文形成过程的细节、历史、特点等信息集中表现出来。在使用过程中,研究者只有一手拿正文卷,一手拿附属材料卷,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阅读,才能把握文本的形成过程。而在实际研究中,仅阅读正文卷,将附属材料卷束之高阁,只是将正文卷理解为一个最新的、最全面的版本,放弃使用非常“烦琐”的附属材料卷,这种现象大量存在。

因此,对MEGA2的评价更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不能放大MEGA2的意义,用MEGA2去否定其他版本的意义和价值,认为MEGA2的学术价值高于其他非MEGA2的版本;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是以非MEGA2为底本的中文第1版起步的,因此中文第1版是我们研究的基础,构成了几代人的思想底色。只有继承以前的研究成果,完成新旧对接,才能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自己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的心得体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7]。总书记一方面肯定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文本研究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我们的研究与西方存在着差距。总书记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这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要下力气、花时间,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和考据方面有所突破,如果可能形成外语水平高、理论水平强的专业团队,尽快参与到MEGA2相关卷次的编辑工作之中。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项目批准号:10JZD0003)、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项目批准号:留金发[2017]3109号)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MarxKarl, EngelsFriederich.Gesamtausgabe(MEGA)[M].BerlinDietz Verlag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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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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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之《费尔巴哈》章编译上的根本问题——写在新MEGAⅠ/5《德意志意识形态》卷正式出版之前[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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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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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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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文本发生学[M].汪秀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
[本文引用:1]
[7]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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