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简称“俄文第2版”)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德文版、日文第2版、乌克兰文版、罗马尼亚文版、波兰文版、塞尔维亚文版、保加利亚文版、捷克文版、匈牙利文版、朝鲜文版等不同版本的底本。不论是编辑原则和方法,还是卷次构成、文献选取、注释索引等特征,这些版本都深受俄文第2版的影响。俄文第2版虽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简称“俄文第1版”)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在编辑体例、翻译质量等方面都优于俄文第1版,但是俄文第2版的编辑方针和编辑目的却与俄文第1版一脉相承。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史可以发现,不论是在俄文第1版还是在俄文第2版的编辑过程中,领导编辑这两版全集的苏联研究机构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著述等身,但是正式出版物非常之少。尤其是马克思,他的很多经典文本都是以未完成的手稿存世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三大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等。这些手稿数量庞大、字迹潦草,且年代久远,情况比较复杂。因此,整理手稿形态的文本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事业中的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说这项工作代表了整部作品的编辑水准。
主持俄文第1版和
由于编排方法和编辑方针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上述区别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划分成两套版本系统。随着1927年
在
在内容和形式上,
首先,“
(1) 《克罗茨纳赫笔记》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1843年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此同时,他还对23部相关的政治和历史类著作进行了摘录,留下了《克罗茨纳赫笔记》。笔记中的内容,尤其是主题索引,反映出马克思当时比较关心所有制、阶级和国家三方面问题。这部笔记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303节时没有直接写下自己的评述,而是空了一部分抄写《法哲学》第304~307节的内容,这与他之前每摘录完一部分就进行评述的习惯是不相符的,很可能是因为他对这一节的考虑还不成熟,打算在日后对第303节进行论述。同时很可能是他正好摘录了列奥波特·兰克的《历史—政治杂志》,对此马克思写下了《克罗茨纳赫笔记》第4笔记中最长的一段评述,即《兰克评注》。从内容上说,《兰克评注》与《法哲学》第304~307节紧密相连,而且回应的是第303节的有关问题。所以,在《兰克评注》的影响下,马克思重新回到了对第303节的讨论上,它解开了马克思遇到的问题。可见,《克罗茨纳赫笔记》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部笔记在
(2) 《穆勒摘要》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间的关系。从写作顺序上看,《穆勒摘要》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交叉写成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的研究并不顺利,他中断了写作而开始进行新的阅读。笔记本Ⅰ之后,马克思摘录了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并且对所摘录部分撰写了独立的大段评注,论述了交往异化的思想,发展了异化理论。因此,《穆勒摘要》是唯物史观形成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如果只把这部笔记视作马克思思想的外围材料并忽视《穆勒摘要》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实际写作顺序,将它的创作置于笔记本Ⅰ之前的话,就会降低这部笔记的意义,忽略1844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一环。
遗憾的是,《克罗茨纳赫笔记》和《巴黎笔记》至今都没有完整的中译本问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同时期著作的深入研究。
其次,“
(1) 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著作涉及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对于以同一种语言翻译出版的全集——如俄文第2版——来说就面临着转译的问题,译者本身对于原始语言的理解会直接反映在译文之中。《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以法文撰写的一部批判蒲鲁东的论战性作品,恩格斯承担了将其译为德文的工作,并在1884年8月22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对翻译一事进行了说明:“《贫困》。我手头上现有的稿子已经校订完了。除了法语细微的地方(这只有在法国待过的人才领会得透)有几处小的错误,没有多少可改动的。rapports(关系)一词,我大部分不译为Beziehungen,而译为Verhältnis,因为前面这个词太含糊,并且马克思本人总是用rapports来表达德文的Verhältnis,反之亦然。加之,例如在rapports de proportionalité(比例关系)中,rapports指的是量方面的,这只能用Verhältnis来表达,因为Beziehungen主要是指质方面的意思。”[2]在1847年之前的作品中,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大量使用了“Verhältnis”,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才开始将“Verhältnis”和“Beziehungen”分开使用。恩格斯的翻译反映出,他认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阶段所提到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等一系列有关“关系”的概念,其实质并未有哲学上“质”的层面,还是延续了1844—1847年的思想观点。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德文版在翻译作为《哲学的贫困》创作草案的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柯夫的信(简称《致安年柯夫的信》)时并未区分使用这两个词,而是大量使用了“Beziehungen”。可见,德文著作集的编者认为,马克思这个时期的思想与早期是不同的,他将关系概念延展到了哲学意义上“质”的层面,依据后期马克思使用的概念在这里进行对接处理。所以,译者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差异导致翻译过程的再创造。而
(2)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手稿(简称“《费尔巴哈》章”)的编排方式。众所周知,《费尔巴哈》章的手稿状态比较复杂,创作过程的层次性产生了最早撰写的大束手稿和之后誊清阶段出现的小束手稿,大束手稿中具有恩格斯号码和马克思页码两种编号方式。在实际创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是分左右两栏进行撰写的,左栏用于正文部分写作,右栏用于对正文的增补,并且左栏大部分是恩格斯的笔迹,而马克思只进行了少量的增补、修改和删减。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手稿进行合理编排,是《费尔巴哈》章整理的重点和难点。在相关文献学讨论的基础上,《费尔巴哈》章形成了很多有代表性的版本,如1926年梁赞诺夫版、1932年阿多拉茨基版、1965年巴加图利亚版、1971年新德文版、1972年
最后,“
马克思恩格斯创作的文本在文字上的修改数以万计,集中体现在附属材料卷中的异文索引,它对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具有重要价值。这是因为,“据此能够得到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变动过程,作者校订的每部文本的文字情况真实地再现出来。使用印刷手法来突出作者在修订过程中在内容方面特别重要的异文。这样既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同时也让出版者了解哪些异文应在研究版本出版中加以考虑”[1]48*。比较典型的是
比如通行版《资本论》第2卷第3篇第20章第2节开头的这部分,在1870年第2稿中马克思并非将其视为单独的部分,是恩格斯将它单独划成一节并添加了标题。通行版这一节的第1段写道“社会的总产品,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4],马克思在第2稿中留下的是“社会总年产品分成两大部类——”[5]。可见,恩格斯在这里作了很大的改动:首先,删除了“总年产品”中的“年”这个字,之后补充上了“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删掉了“两大部类”的着重号,把之后的“——”改成冒号并另起一段。这样的修改在一定意义上完善了马克思的思想:年产品是特定的说法,它只是在分析两个部类之间年交换时才显得重要,不能涵盖之前的日产品、周产品和月产品;补充“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发展了马克思思想,避免了歧义产生;删除“两大部类”的着重号是因为这节标题已经进行了强调,避免重复。通行版中的这段文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作品,如果不了解这句话的实际创作过程,将恩格斯的编辑工作视为对马克思手稿的完全复制和拼接组合的话,就会忽视恩格斯对《资本论》第2卷编辑工作的贡献,就不能客观合理地评价马克思思想以及回答“马克思恩格斯问题”。
第一,
第二,不能以编者引言来代替整卷的学术水准,进而仅凭
第三,要重视附属材料卷。
因此,对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自己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的心得体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7]。总书记一方面肯定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文本研究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我们的研究与西方存在着差距。总书记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这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要下力气、花时间,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和考据方面有所突破,如果可能形成外语水平高、理论水平强的专业团队,尽快参与到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