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总体性范畴的含义和来源做了概述。他指出总体性范畴是“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1](77)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他强调整体对部分的决定作用，认为整体是从它对部分的关系中获得的规定，整体优于部分，部分依附于整体。在总体性辩证法的来源上，他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来源于对黑格尔总体统一于“绝对观念”的改造。这里他夸大了黑格尔总体性方法的价值，导致了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倾向。接着卢卡奇用整体与部分的统一性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割裂。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者同生产的总过程分离，生产过程被机械地肢解为可以准确测定的局部劳动，劳动过程忽视了工人的自主性，工人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意志，人的价值变成了商品，形成了自我的客体化，导致了物化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矛盾和危机就在于生产过程中割裂总体性，他认为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理解为是总体性的辩证法，才能够从总体上认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拜物教形式。这里整体与部分的统一辩证思想成为卢卡奇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批判的方法论出发点。

在历史与自然二者关系上，卢卡奇主张历史与自然统一于历史中，并将历史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基础。卢卡奇认为自然不过是社会的另一种称谓，不存在纯自然的客体。他试图把自然界规定为社会范畴，用历史去统辖自然，用唯物史观去说明自然，并且坚持认为只有历史辩证法，没有自然辩证法。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方法，同时也排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卢卡奇认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忽略了作为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这种看起来非常科学的方法其实并不科学。他认为只有：“把社会生活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1](56)，才能形成对社会现实的正确认识。在历史与自然二者关系上，卢卡奇突出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性本质，但是狭隘地理解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人为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关注的自然界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自然界，这在根本上与马克思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是一致的。卢卡奇认为应该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物化”之后，劳动过程细化为支离破碎的简单分工，劳动者成为无联系的盲目的机械性的个体，失去了对社会的总体性认识，个体便不能再把握自己和历史了。卢卡奇主张只有运用总体性辩证法，坚持历史与自然的统一，才能获得对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

卢卡奇将自然规定为社会范畴，认为自然从属于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辩证法，而总体性范畴就是历史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历史主体和客体是同一的，如果离开了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就不存在历史。卢卡奇认为总体性原则是与主体相联系的，辩证法的核心是主体通过干预客体来改造客观世界。总体就是主体，只有当主体将自身看作整体时，主体才能对客体的总体有客观而现实的认识。由此，他主张通过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来改造客体世界。卢卡奇强调整个阶级的意识，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实现主体与客体同一的根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具有双重形态，希望掩盖社会历史过程中的辩证发展，维持僵化的社会结构，因此不能达到自觉的意识。无产阶级与其他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不同，他不拘泥于个别的历史事件，有能力从自身的生存基础出发来从整体上观察社会和采取行动。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1](139)但是无产阶级仅有自发意识是不行的，这种自发的意识不可能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只有无产阶级整个阶级形成阶级意识时，才能对现实社会的总体性有根本的认识，进而进行总体性的社会改造。这里卢卡奇主张总体即主体，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历史作用高度赞扬，而忽视了经济基础的社会存在，这是受黑格尔“实体即主体”影响，而表现出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倾向。

卢卡奇主张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指出总体性要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本身就蕴含着实践的力量，要使这种意识转化为现实，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批判上，还要有真正意义的无产阶级实践活动。无产阶级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运用阶级意识和阶级理论来改变现实社会，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与相统一的整体性原则，将理论贯穿到实践之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转化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理论和实践之所以会出现脱节，是因为缺少中介。卢卡奇认为每一种辩证关系都要通过“中介”才能获得其具体性和现实性。在分析无产阶级的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过程时，他提出了“组织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1](396)，认为无产阶级由阶级意识转化为革命实践，必须通过组织的途径来完成，而共产党就是组织上具体化了的最高的意识和行动阶段，卢卡奇通过总体性思想强调共产党作为独立的组织为无产阶级意识转化为行动，将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开辟了道路。

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概括了整体与部分、历史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全面统一，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作为一个总体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认识，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重新唤醒了马克思主义的能动性和革命性，对于当时的西方世界的工人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但卢卡奇仅仅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看作是一种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实际上是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首先，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内容与方法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总体性的辩证方法，抽空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原理和内容，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其次，他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断言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是真正的辩证法，将社会存在作为本体，只承认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在承认自然界优先存在的条件下理解的。再次，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由客体变为主体，高度肯定人的主体性价值，夸大阶级意识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这是“戴着黑格尔眼镜”来阐述马克思的辩证法^[2]，使马克思主义倒退到黑格尔哲学中。而且，卢卡奇在对第二国际庸俗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进行批判时，否定了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过于强调对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将总体性与经济因素相对立，割裂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卢卡奇总体性的基本倾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以革命需要为出发点，试图用总体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思想^[3]，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条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迥异的道路。

继卢卡奇之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科尔施和葛兰西同样站在维护“总体性”辩证法立场上，纷纷提出了变革社会现实的方法。

科尔施赞同马克思的总体性范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总体进行把握的理论，涵盖了经济批判、社会批判、意识批判等各个方面在内的总体性理论。他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颠覆了这个整体。”^[4](38)科尔施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是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辩证法的同时，也批判了在实践过程中第二国际中占主导思想的庸俗经济决定论，指出他们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实质。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割裂了革命理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联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碎片化。科尔施从总体性辩证法理论思考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的历史过程也一个总体，社会的革命也应该从总体上把握。因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思想上进行全面的剥削和压迫，所以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应该是总体性的，不但要进行经济革命，同时也要进行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从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出发，认为在总体性革命中，文化意识革命的理论尤为重要。他从实践哲学的个体主观性出发，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划分的基础上，又把上层建筑划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5](222)这里葛兰西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市民社会不属于人们生产劳动和商品交换的经济交往领域，而是上层建筑。“市民社会”是各种民间组织的综合，包括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新闻机构等，而“政治社会”或国家是各种暴力机构的综合，包括军队、监狱等。前者是建立在民众同意基础上的文化领导权，后者是强制性的权利。葛兰西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再仅仅通过暴力机构来控制民众，而是通过宣传，让民众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世界观，掌握对民众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来达到统治目的，而市民社会就是统治阶级传播意识形态，制造合法性和实行文化“领导权”的载体。西方国家没有进行革命是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掌控了市民社会的组织机构。他从实践哲学的个体性出发，认为改变社会现实，确立民众的主体性意识，关键是阶级要夺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用先进的文化占领市民社会化的阵地。这就要从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批判开始，从微观领域着手从而达到对社会宏观的总体性变革。文化批判理论成为其总体性革命的重要内容。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众多，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都深受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在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构建自身的批判理论框架过程中对总体性辩证法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是反对卢卡奇总体性范畴的主要代表。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对总体性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主张一切总体性的背后是非强制的暴力化过程。阿多诺认为卢卡奇提倡的整体性的阶级意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全面控制，实际上在主体对客体的吞没中已经掩盖了人的异质性。阿多诺重视事物之间的异质性和独特性，反对总体性，反对概念的普遍性对异质性的淹没，指出任何总体都是虚伪的。阿多诺提出了否定的辩证法，他主张非同一性，否定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统治下的同一性逻辑，提出“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6](3)。阿多诺认为总体逻辑是资本主义同一性的写照，他批判了交换社会的工具理性，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计算成为了主要特征，同一性淹没了人的创造性，使人降到了工具的水平。与卢卡奇提倡总体性的范畴相反，阿多诺提倡辩证的异质性。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总体性进行了论证，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种总体性的统治，“它设计出一种历史总体——一个‘世界’。”^[7](138)工业社会中，技术成为社会生产的普遍形式，控制着人们的劳动生产，并且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渗透对个人形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总体性统治。现代工业社会中技术文明对个人的欲望和思想的管理和压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人的控制已经达到了全面的控制，它成功地压制了不同意见的声音，压制了民众对现状的否定和批判。人们在工业社会中丧失了自己的个性，泯灭了自主能力，不再去反抗和否定社会现实的各种压迫，而是彻彻底底成为了工业社会中思想和肉体上的双重奴隶。人们不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甚至没有能力去想象更好的生活，成为丧失了总体性的单向度的人。政治成为没有政治反对派的单向度政治，高层文化变成了单向度的文化，社会也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病态的社会。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统治压抑了人性的解放，而这也成为社会主义的总体性革命的中心问题，进而他提出了一种理想的总体性的社会主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总体性理论是强调人的总体性存在方式。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基于对解放的认识兴趣而进行的理论研究。在他看来社会不仅形成了交往结构，也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他建议“把社会同时作为系统和生活世界加以构思”^[8](166)。系统是指以金钱和权利为媒介建立起来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体系。生活世界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以语言为媒介进行交往，具有总体性的特征。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中蕴含着交往理性，交往理性能否实现取决于交往行动是否满足三个条件：言语有效性要求、理性讨论和理想的言语条件。他立足于重建总体性理论，强调交往活动中的共通性，认为通过交流、交往和沟通，人们之间在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基础上就能在思想上达成一致。他认为人是作为总体的人而存在的，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方式就是人的总体性存在方式，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通过合理的交往行为，在行动上友好合作，进而在交往理性中寻求普遍的共识，力求在不同的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上寻求普遍的价值观念，最终可以实现与外部世界的统一。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更注重从总体性上把握交往原则，注重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通过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试图重建理性世界和历史唯物主义。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两个流派。其中存在主义者萨特对总体性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萨特基本上赞同总体性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但是他不是从方法论角度，而是从本体论角度来探讨总体性，重新对总体性做出了新的解释。与卢卡奇历史的总体性不同，萨特关注的是人个体的生存和感性活动，强调个体的总体化。萨特认为总体性不同于总体化，他指出：“如果存在辩证法，它只能是由整体化的个体的一种多元复合性操纵的各种具体整体化之总体整体化。”^[9](171)萨特认为总体性是静态的，是一种整体的存在或者自在的存在；总体化是动态的，是人的意识和人的实践的总体性。他强调人的实践是总体化运动的核心，人是组成社会和历史的原子，人类历史是人的实践的总体，只有把个人的实践生活看作是整体，对个体的人做辩证的把握，才能获得对历史总体的理解。萨特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本主义的重构，利用总体化的范畴关注个体存在的感性活动，来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他认为整个历史的辩证法是由已经是辩证法的个人实践构成的，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中总是个人积极参与历史总体化的过程，他的个体的总体化辩证逻辑使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转向了人本主义化的道路。

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结构主义、分析主义、现象学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实证科学流派。其中结构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在总体性理论方面最具有代表性。阿尔都塞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解释马克思的著作，力求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层结构和理论框架基础上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主张把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重新理解马克思，他没有反对总体性，而是提出了结构主义的总体性理论。阿尔都塞在提出“总问题”与“认识论断裂”之间的内在联系时，运用了总体性的概念，指出总问题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他提出：“每一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10](48)每种思想都有自己的总问题，都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是文章内在的思想整体。阿尔都塞用症候阅读的分析方法提出了马克思在认识论上的“断裂”，即指1845年前后马克思经历了从人道主义到结构主义的偶然转变，这种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意识形态转变为科学。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科学，阿尔都塞认为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发展中稳固的“社会结构”。正是在总体性辩证法的基础上，阿尔都塞形成了结构主义的哲学批判框架。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形态涵盖了危机理论、市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依附理论等。其中与总体性辩证法相关性最大的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代表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不仅是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辩证否定，更是对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回应。奥尔曼认为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具有片面性，缺乏对内在关系的体认，提出了内在关系辩证法。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体论的依据不是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而是内在关系的辩证法。奥尔曼认为内在关系是指所有事物都处在内在关系中。他指出：“另一个选择，即辩证法的选择，是以把整体作为既定的东西作为开始的，这样，构成整体的内在关系和变化就被看成是与任何事物的性质不可分离。”^[11](202)这种内在关系的哲学认为，一方面事物本身就是一种内在关系，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是它本身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事物与其周围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内在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该事物的一部分。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不仅关注结构的向度，同时也关注历史的向度。奥尔曼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发现了社会主义新世界已经以一种巨大的又尚未开发的潜在形式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旧世界中，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奥尔曼的内在关系辩证法重新丰富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也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在当代科学社会主义中有重要影响。

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具有反总体性的倾向，倡导偶然性的逻辑话语，主张把意识形态和经济等要素完全分离开来，以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来解构马克思主义。而詹姆逊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进行后现代文化批判中，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他反对后现代研究中孤立的割裂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马克思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后现代性问题。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观点是综合，暗示着一种将社会当作整体考虑的模式或一幅图画。而资产阶级社会学却是分析型的，对事物分门别类地观察。”^[12](109)他提出融合的总体性，来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分歧，认为总体性的意义在于事物之间彼此联系，并处于特定的系统中，这一联系的规律性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来掌握。对詹姆逊来说“文化应该是个整体，是互为联系的有机体” ^[12](8)，他提出在文化批判时要采用辩证的总体性、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不拘泥于某一学科，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交叉考察，从总体上把握事物，形成对事物的整体性和全面性的理解，以达到异质性和同质性的统一，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詹姆逊在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理论基础之上构建了辩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和社会批评理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卢卡奇提出总体性辩证法理论的解读遵循了三种路向：第一种路向是维护和发展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比如科尔施和葛兰西在维护“总体性”辩证法立场上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是总体性的变革；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马尔库塞提出资本主义是一种总体性的统治，进而希望推翻这种总体性统治，构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主义；哈贝马斯强调人是作为总体的人而存在的，注重从总体性上把握交往原则，从而实现与外部世界的统一；后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反对孤立的割裂的研究方法，提出文化批判时要采用辩证的总体性和融合的总体性，以达到人文与科学的统一。第二种路向是反对和批判总体性辩证法的思路，比如阿多诺对总体性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提出辩证的非同一逻辑；奥尔曼认为总体性缺乏对内在关系的体认，提出了内在关系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体，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第三种路向是改造与创新总体性辩证法，比如萨特对总体性做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总体性不同于总体化，更强调个体的总体化；阿尔都塞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解释马克思的著作，提出了结构主义的总体性理论。可见，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辩证法为基础，在对这一方法论或者赞同或者否定或者有新的理解的基础上来构建各自的社会批判理论，并以此为武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不断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充满了新的活力与生机。总体性辩证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相信未来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仍然会沿着总体性辩证法这一路径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阐释和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