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 4(1): 79-86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
曹芳,李蕉
 
【摘要】  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是在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倡导科学和民主的呐喊声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批判传统就不能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然而,如果没有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同样难以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体现在:重现世、重实践、重事实、重功效的实用理性;和而不同、互鉴互学、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既必须以西方为师又否定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心理。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 五四时期 ; 知识分子 ; 文化心理

【Abstract】 

文化心理结构,是指在文化传统长期塑造下的人们心理中情理结构的特定状态,亦即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形成的深层无意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为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除了因应中国社会变革、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性需求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融通性。尽管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却可以在更深一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上实现融会。这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体现在:重现世、重实践、重事实、重功效的实用理性;和而不同、互鉴互学、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既必须以西方为师又否定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心理。

一、实用理性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国势所积累起来的内心深处的忧愤,使国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产生了一种哀怨和愁思,因此,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通过对文化传统的整体抛弃来力挽狂澜、救亡图存。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传统实用理性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同样难以走向马克思主义。

所谓实用理性,主要体现为重现世、重实践、重经验、重功效,强调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经世致用。这是中国人最为典型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实用理性由来久远,而以理论形态去呈现则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经典之中,它们均是“入世”“经世”“治世”的学问,主要讨论经世治邦的大道,即所谓“经济之道”,其中尤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孟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一门入世的学问。孔子十分重视现实、重视社会、重视人生,其学说围绕“为人”“为学”“为政”三个方面展开,皆是实学,奠定了中国实用理性的思维取向和学术传统。孔子历来提倡“君子儒”,鄙夷“小人儒”。孟子亦是如此。孟子学说中的“义利之辨”、“王霸之辩”、“仁政”学说、“王道”理想等,对“独夫民贼”的批判、对“民贵君轻”思想的强调,都是鲜明的“经世致用”之学。宋明理学曾一度偏离这个传统,空谈性理,不务实际,学术与社会严重脱节。针对宋明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落,明清之际兴起“实学思潮”。明清实学的核心便是高扬实用理性的精神,强调把学术和社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从而裨益于天下苍生。明清之际,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面对“天崩地解”的严峻现实,反对王学末流的“落空学问”,倡导“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集中反映了明清实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在实践上更是身体力行,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源的《平书》等,都是一代“明道救世”之作。

实用理性对中国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至为深远。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激烈地否定传统、追求西化,无非是实用理性精神在他们头脑中的映射。表面上看,他们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是相悖的,实际上,仍然是积极入世以求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是故,李泽厚说:“有趣的是”,这批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他们是“反孔批儒的战士”,同时却又“自觉不自觉地承续着自己的优良的传统”,“关心国事民瘼、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1]7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在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下,能否济世救民,能否挽救民族危亡,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评判各种社会思潮的标准。恽代英曾明确说:“吾等信新学说,非以纯理的脑筋信纯理的学说,乃以此学说有利于大多数人。”[2]十月革命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踏上了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历经千辛万苦,学了很多,尝试了很多,总是行不通,洋务运动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国家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3]1469。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背负着责任,摸索着继续前进,转而接受社会主义。

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流派很多,其中以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影响最大。在这股社会主义思潮中,社会上一度出现了很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追求真理、实践理想的小社团组织,如毛泽东的“新民学会”、王光祈的“少年中国学会”、周恩来的“觉悟社”,等等。社会主义的美妙理想召唤着当时的知识青年革新观念、摒弃传统、打碎偶像,促使这些知识青年立即去设计、组织和建立这种理想的社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少年中国学会”领导人王光祈倡办的以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理想的“工读互助团”,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毛泽东、恽代英等人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积极的帮助。遗憾的是,这种以“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来改造社会的现实构建,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就出现了经济拮据、意见严重分歧等无法克服的矛盾,最终以失败收场。还有周作人的“新村运动”、毛泽东的“岳麓新村计划”等,皆没能完全付诸实施,便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中夭折。这些失败的实践不能不使社会主义的信仰者进行反思,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开始重新探索改造社会的出路。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苦苦求索救国之路的中国人茅塞顿开,拨开西方的迷雾,看到了一个没有强权、没有剥削、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使得过去隐藏着的、不为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所知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全世界人民都为之震惊。十月革命用事实证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胜过其他一切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李大钊用热情洋溢的文字诉诸世界: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试看将来之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4]263至此,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80多年的艰辛探索,从魏源、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李大钊和陈独秀,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人终于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中国人终于认清了一条真理,那就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救中国。中国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貌开始起了新变化。[3]1470

事实上,早在十月革命以前,19世纪末期马克思及其学说就经由外国传教士介绍到中国,而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学说又从日本、西欧等地陆续传入中国,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及中国知识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总结中国革命历史时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送过来的。中国人所热烈欢迎的、所诚挚接受的、所真正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捆绑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与俄国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俄国对革命思潮产生较大影响时,并没有与俄国社会现实发生联系,而是被当作一种纯粹的理论来接受的,后又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潜心研究,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具备深厚的思想理论准备阶段。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实践性格”[1]151。中国没有俄国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宁的很多著作长期以来并没有中文的译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这些中国的最大马克思主义者在其选择之初都没有读过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更谈不上系统研究,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亦是如此。这种著作翻译的贫瘠、理论准备的薄浅,并没有影响知识分子迅速而果断地作出选择。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近代以来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要求所造成的,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展现,要求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行动的指针。诚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正确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贤’”,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5]对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这样的革命实用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神秘化的主义,而意识形态在当时只不过是一种武器的选择罢了。

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从无数的学说和“主义”中摆脱出来,迅速地走向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高度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始终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的使命是揭露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以往的哲学家不懂得实践的物质性、主体性、社会历史性,将理论变成了纯粹的思辨。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强调理论的实践功能,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始终追求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和自由,主张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产生,又不断地被实践所证明,也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在近代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学说中,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的理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6]11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出了思想困惑,获得了变革社会的新手段,规范了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开创了知识分子构建未来理想社会的新局面。所以,它一经传播,就迅速地被知识分子所选择、接受和信仰,犹如“饮圣泉”“拂心尘”。

二、会通精神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而不同、互鉴互学、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这种传统深深地积淀在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当中,几乎成为思维定式与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这种精神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能够不怀感情偏执,乐于也易于接受外来的异质事物。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在对各种主义的吸收、比较和鉴别中选择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诸多相近因素而又在时代性上高于本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张岂之先生一直强调中国文化有一个优秀传统,就是会通精神。这种会通精神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就有所体现。汉武帝“独尊儒术”时代的汉儒文化中已经包含了先秦墨家、法家、阴阳家、黄老学说等多家思想因素,与先秦时期的孔孟儒学思想有了较大区别。魏晋时期,经过儒道兼综的玄学阶段,儒家文化中被注入了道家老庄思想,儒教演变为“道化儒教”。六朝至隋唐,佛教兴盛,文化呈现儒、释、道三家并存且平行发展的开放状态。到了宋明时期,儒、释、道融为一体形成了理学形态的新儒学。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种静态的积淀物,而是动态的观念之流和价值取向,是肇始于过去、融通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7]。也就是说,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一个开放和运动着的文化机体。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也体现着这种会通的精神价值。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文明通常情况下具有排他性,而且具有使命性,通俗地说,就是要把你变成我这样的,如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和穆斯林世界的有些文明。而中华民族的文明则不同,属于世俗文明,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开放性,或者说包容性,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千百年来,纵然文化的形式一直在变化,但文化的精神始终如一。对于外来文化,中华文化始终采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会通创新的态度。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大唐时期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时期,玄奘西行,前往天竺,为大唐与天竺的频繁交往作出了重要贡献。唐太宗极其包容地任用了百余名曾经与大唐为敌的突厥降将,允许归降的突厥人迁入中原。唐太宗甚至接见了来自东罗马的基督教学者,了解基督教义并给予其较高的评价,下旨允许这名基督教徒在中国修建基督教庙宇。同时,盛唐时期的中国通过汉代张骞开拓的丝绸之路,将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了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等各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君、使臣、学者、工匠、胡姬等无不惊叹大唐的繁盛,纷至沓来,在长安完成了经济、文化、手工、乐舞以及民族的大融合,成就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鼎盛时期。这种开放的姿态,真正实现了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和季羡林所说的“送去主义”。

日本的池田大作曾评价说,东亚文化“贯通着一种‘共生的ethos(共生性道德气质)’”,即强调“取调和而舍对立、取结合而舍分裂、取‘大我’而舍‘小我’”,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共存,相互支撑,一道繁荣”,这种“共生性道德气质”的“重要源头之一是儒教,自不待言”。[8]会通精神(或可说“共生性道德气质”)的重要特质就是和而不同、互学互鉴、博采众长,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可致远、致大、致深、致精、致新。在这种会通精神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强烈的宗教式的极端心态和非理性的情感狂热主义,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他们始终能够抛开盲目抗拒、无端排斥的情绪,待之以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正面态度。及至五四时期,中国人仍然是抱着这样的心理机制,超越日渐衰微、严重脱离时代发展要求的传统文化,转向高势态的、科学的、使中国人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社会愿景指日可待的马克思主义的。近代中国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中很少有人真正主张对于西方文化应该全盘肯定和接受,也很少有人真正主张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全盘否定和摒弃,他们构建新的政治文化的基本路径,几乎都是努力在上述两种文化中发掘自己认为属于良性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优化和整合,形成新的思想体系。

“全盘否定传统”的说法并不符合五四时期的历史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之后,“僧恶和尚,恨其袈裟”,孔子被戴上封建余孽的帽子,儒家被视为专制集权的渊薮,经书被视为无用的渣滓,“打倒孔家店”一时间成为时髦的口号。陈独秀激烈地批判孔教,但是他所批判的立论仅限于儒家的“纲常礼教”,同时他承认儒学仅是“九流”之一,阴阳家的“历象”、法家的“非人治”、名家的“名实之辩”等皆是优于孔儒的“国粹”。被胡适称为“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在抨击“孔家店”时也引用了先秦时期墨子、老庄以及法家、名家的内容。李大钊一语破的:我们所掊击的孔子并非“孔子之本身”,而是“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专制政治之灵魂”的孔子。[9]在是否全盘西化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也始终能够保持客观而理性的立场和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深刻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危机,迅速扭转了对其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的借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儒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价值观产生了某种共容。先进的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因子相结合,以一种不自知的、无意识的状态将两者融合了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李大钊说:“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萌芽,都纯粹是伦理的”,我们所要追求的就是“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4]354李大钊、李达等人甚至从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出发,要求全社会民众平均享有社会财富,如此等等。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指导地位的最终确定,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存有差异,但是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和冲突,二者在历史观、辩证法、物质观、认识论以及社会理想等方面,都具有相通性,容易使知识分子在内心实现玄扈所讲的“会通以求超越”以及梁漱溟所讲的“调和、持中”状态。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仍然将“社会主义”翻译成“大同之学”,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翻译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这样,在这些知识分子那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互动和融合,他们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思想去诠释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印迹,尽管这些知识分子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三、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是指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弥漫在社会及其群体中的整个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情感共识和价值取向的总和。社会心理是发展变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普列汉诺夫曾说:“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10]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从“五千年的辉煌”跌落至“百年屈辱”,知识分子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轻视夷狄蛮族的社会心理受到强烈冲击,背负着被侵略的屈辱与悲愤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学说却又批判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适应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既必须以西方为师、又否定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心理,很快便在近代中国确立起指导地位。

明朝中期以后,中国逐渐落伍,而西方世界蒸蒸日上。18世纪以后,西方世界更是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则陷入贫困、落后和危机四伏之中。这一时期整个世界格局发生着巨变,当大清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天朝上国”的迷梦之时,欧亚大陆的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迎来了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无异于给欧洲人点燃了一盏“阿拉丁神灯”。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对外扩张,在与外界隔绝状态下维系生存的大清帝国在劫难逃。1840年,古老的大清帝国终于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轰然倒塌。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形象地描述道:“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中国以往的“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6]779

面对中国世界地位的急剧改变,知识分子的心理严重失衡。在这些知识分子内心深处,西方文明所导致的危机感与依恋传统文化的自尊心剧烈地斗争着。他们往往在情感上恋旧,在理智上趋新。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下,知识分子们真诚地希望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政治甚至文化,以摆脱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然而,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成为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他们倚仗先进的武器和雄厚的军事实力,以军舰和大炮相威胁,或是直接发动侵略战争,或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或是通过不平等条约操纵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甲午中日战争后,这种军事侵略继续升级,日本抢占了中国大片领土,欧洲列强纷纷效仿,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神圣的领土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同时,西方列强改变了以往的对华商品输出形式,开始以资本输出为主,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尝试了各种救国方案,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总是行不通,理想总是被西方列强的侵略打破,“很奇怪,为什么先生总是侵略学生呢”[3]1470?洋务运动破产了,戊戌维新变法夭折了,辛亥革命也流产了,近代中国始终灾难深重、命运多舛。

这就造就了近代知识分子特殊的社会心理机制:一方面,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不如西”,迫切希望通过对西方的学习摆脱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另一方面,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无耻行径使社会大众难以接受派生出野蛮外交政策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先生”与“敌人”之间,在羡慕与痛恨之间,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陷入了认同紊乱与心理冲突,在“古今中西”的时代漩涡中挣扎不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暴露出的尖锐矛盾,又加深了知识分子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究竟何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深深的怀疑、沮丧、沉闷、困惑之中。

十月革命的胜利,适时解决了知识分子心中这种关于社会文化的历史困境,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运命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3]1471。马克思主义这种产生于西方又反西方的理论,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展现了资本主义不是永恒和完美的,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解决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实践中形成的既必须以西方为师、又否定资本主义的矛盾心理,满足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情绪,对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形成了特殊的吸引力。它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反思,提出了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民主、更人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它用成功的事实向人们昭示: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广大无产者和劳动人民一旦觉醒、联合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一边是还在艰苦创业却充满蓬勃生机的苏俄,一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依靠力量,倏然转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上来。

同时,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公然揭露资产阶级外交的虚伪性和侵略本质,提出反对帝国、反对殖民主义,宣布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与帝国主义对华的丑恶嘴脸形成了鲜明对比,客观上为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特殊的心理支持。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反而成为西方宰割的对象,中国要求索回的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也被别有用心地转送给了日本。西方在巴黎和会上的态度,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极大地震怒了中国人民。与此相反,1919年7月,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920年9月,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侵占中国的领土及其在中国境内的租界,无报酬永久性归还掠自中国的物品等。当苏俄政府的宣言冲破北洋政府与帝国主义的新闻封锁、传到中国境内时,饱受帝国主义切骨痛苦的中国人无异于大海中失了罗针又遭遇风雨的船只看到了久违的大陆,无不感到“甚是欢喜”。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国情极为相似,使得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行得通的。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与近代的中国同属落后的农耕经济,处于工业革命的边缘地带。沙皇官僚与晚清政府一样,对工业化反应迟缓、态度冷漠。战争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打破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预言,它用实践的结果让中国人民看到,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代替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案是可行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李大钊独具慧眼,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明确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如同惊秋的“桐叶”,如同知运的“鹃声”,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我们要顺应时代的潮流,走俄国的道路。陈独秀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与苏俄政府的对华态度中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光明和前途唯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方能得以实现,“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将会成为“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1]随后,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等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走上了俄式的道路。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机理研究”(项目批准号:2016A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形成的历史逻辑与作用机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7ADJ00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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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81.
[本文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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