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一些爱好和平正义事业的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持。1939年，为了支持中国抗战、供给军需民用，中外知名人士联合发起了工业合作社运动(Industrial Cooperatives，简称“工合运动”)，通过组织战争中的失业工人和难民建立起小型轻工业合作社，以实现生产自救、支援前线。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国际友人都是工合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当前学界关于这些知名国际友人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且多以新闻史或政治史为视角。近日笔者在美国胡佛档案馆珍藏的有关工合运动的一批重要史料中，发现了一位重要却相对无闻的英国友人乔治·何克(George Hogg)^①的系列报道和书信。在这批资料以及1944年出版的《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I See a New China)一书中，乔治·何克以工合组织为平台，记录了中国普通百姓的抗战与生活，为我们透视抗战时期中国的社会面貌和动向提供了一个特殊而生动的社会史视角。^①利用这批重要的新鲜史料挖掘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顽强抗战的真实面貌，是十分必要的尝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两党正规军的团结奋战未能抵挡住日军的步步紧逼，战争初期中国部队接连失利。1937年年底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被迫将军事作战中心迁往武汉，战势持续胶着。这一形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同情。在惨烈的淞沪会战结束后，外媒赞誉称：“任何时候、任何军队，未必能像中国军队那样，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能参加战斗。” ^②西方媒体对中日战争的报道吸引了一些普通的国际和平主义者的关注。是时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乔治·何克跟随姑姑^③抵达日本宣传和平主义。在当地，他注意到日本政府将侵华战争美化成实现“大东亚共荣”的“圣战”。然而，1938年2月，当乔治·何克来到沦陷的上海，中国百姓的凄惨景象使他深受震动，日本所谓的“圣战”其实是使无数中国百姓流离失所的不义之战。于是，饱含着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乔治·何克改变了回国的计划，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临时通讯员的身份留在中国，开始了对中国抗战的观察和报道。作为非专业出身的兼职记者，当时的乔治·何克的政治敏感度并不高，与一些记者重在分析战争策略或政府行为不同，他将关注点放在了战争中的普通百姓身上。之后，他随着战争中心的转移前往武汉，深入观察战火中的中国。

国共两党在武汉会战期间达到了合作的“蜜月期”，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但1938年10月，武汉最终失守，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必须寻找进一步扭转局势的突破口。当时国民党部队将作战力量集中在正面战场，牵制了敌军的大部分兵力。共产党则大力开辟敌后战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乔治·何克在上海和武汉亲眼见证了正面战场的惨烈后愈发心灰意冷。1937年6月，乔治·何克在史沫特莱^④的帮助下秘密前往延安，在聂荣臻的接待下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参观采访。在这里，乔治·何克看到了一个与几近溃散的前线截然不同的抗战场景，边区虽为抗战后方，但抗战氛围十分浓烈。边区政府力图组织群众将生产与抗战联系起来，一边积极开展抗战宣传，通过组织游击队进行有效的军事抵抗；一边通过干群互助，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恢复边区生产。群众更是自发组织起各种抗日团体，到处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这些场景使乔治·何克感慨道：“世界上所有的‘白厅’ ^①一般都是乏味的，但这里的‘白厅’和它所引起的议论却完全是例外。”^[1]25聂荣臻在接待乔治·何克时说：“边区就是要坚持守住敌后战场，并使之融入‘自由中国’的属性。” ^②而这个“自由中国”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加强，“看到各个阶级的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从新加坡、马尼拉、新西兰和夏威夷被吸引到这里来是很令人惊讶的”^[1]27。而他们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是为了“寻找一个将志同道合与平等置于在一个民族事业中至高无上地位的地方” ^③。正是中共在敌后战场努力建设的“自由中国”，打动和吸引了乔治·何克，也成为日后工合运动在西北兴起的肥沃土壤。

当国共两党都在积极团结一切力量实现联合抗战时，在中国开展工合运动的提议无疑正中事宜。1937年11月，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国际人士在目睹了淞沪会战后日军对上海的城市发展和工业建设的巨大破坏后，决心设法改变这一状况。经与胡愈之、卢广绵等爱国人士商讨后，这些国内外人士决定联合发起工合运动，旨在组织起广大普通百姓，特别是难民和贫民，以生产满足军需民用的轻工业产品为目标，采用小型合作社的形式开展生产，既能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群众自救，又能支援抗战。这一设想十分符合中国抗战的需求。于是，在国共两党的支持和各界爱国力量的努力下，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路易·艾黎任技术顾问，由许多有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担任理事，成为中国各界乃至国际力量联合抗战的重要社会组织，其口号为“一起干”(Working Together)。为了突出和保持自身独立社会团体的性质，避免成为国民党或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工合组织在人事安排和资金来源等方面都注意独立性与多样化相结合。1938年夏，乔治·何克在武汉经史沫特莱的介绍结识了正在筹备工合运动的路易·艾黎。此时路易·艾黎正需要人手将工合运动宣传至国外，从而获得国际援助。乔治·何克热情、正义、对政治没有企图心的性格，加上新闻记者的重要身份，使他成为工合运动所需的完美人选。于是，路易·艾黎对乔治·何克发出了邀请，乔治·何克与工合运动就此确定了联系。武汉沦陷后，早已倾心西北的乔治·何克辗转前往宝鸡工合办事处，自1939年9月起担任西北工合办事处观察员，开始了他在工合组织中的观察和工作。

在西北地区通过工合运动将群众组织起来，既有客观可能性，也有主观必要性。一方面，抗战全面爆发后，大批难民涌向敌后的西北。据民国赈济委员会统计，自1938年至1940年，超过1237万的中东部难民迁往西部大后方^[2]，成为巨大的潜在力量。爱泼斯坦在分析抗战初期中国的接连败退时曾说：“中国的弱点一直是产生于它没有较早地组织和使用它的力量的主要源泉——它的四亿五千万人民。”^[3]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入，为中共和工合组织将群众组织起来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西北地区地处偏远，经济发展落后，要满足大批难民的生存问题，就必须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实现了社会的有序运转和民主自由，为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奠定了基础。工合组织与中共联手发动群众，势在必行。

工合组织要将群众有效地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绝非易事，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背景各异的群众联合起来。^①乔治·何克指出：“中国人像其他民族一样，既是、也不是‘天生的合作者’。” ^②要将不同背景的群众整合起来，必须找到准确的联结点。通过走访，乔治·何克注意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有创造力，同时具有不同寻常的革命热情，但若组织不当，他们的创造力则可能变成破坏力。而工人和农民似乎更加保守，很容易激起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但同时一旦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无私的，他们会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坚定、更团结。所以，将所有人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关键在于：“如果农民们相信合作社是一场有关他们饭碗的运动，那么他们会支持它，并接受知识分子们想要向他们传达的教育和民主思想。”^[4]可见，不同于政治家或记者将工合运动看作一场民主运动，普通百姓则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加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它。自1938年8月24日中国工合运动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社成立后，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自救和抗战投身工合运动。截止到1940年6月底，西北的工合组织总数已达531个，社员达12261人，每月产值超856万元法币。事实证明，工合组织下的合作社实现了社员的生产和生活自给，满足了群众的生存需求，得以迅速发展。

在满足群众的生存需求后，工合运动将群众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效果不断升华。乔治·何克注意到，在工合运动的影响下，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参与工合运动的多为难民、妇女、青年、伤兵等社会弱势群体，而他们在工合运动中的蜕变，是工合运动更宝贵的意义所在。也正是在这群普通民众身上，乔治·何克多次动情地感慨道他发现了一个“新中国”。例如，乔治·何克在一篇报道中记录了青年郭复(音译)投身工合运动的事例。郭复的哥哥参军牺牲，其父便极力阻止郭复参加抗战活动，命其在家务农。然而当看到同龄的城市学生在合作社中积极劳动、支援前线，郭复深受感动，最终说服父亲，勇敢投身工合运动。^①再如，汉中女工秦文水(音译)为了摆脱丈夫的虐待，独自离家，带领一批工人筹办起油布工业合作社，却再度引起其丈夫的嫉恨，险被谋害。但秦文水毫不畏缩，在合作社工人的支持下将该合作社的规模一再扩大，并最终摆脱了这段封建婚姻关系。^[5]伤兵也是工合组织的重要目标群体，他们的身心在战争中饱受创伤，只能艰难地勉强度日。工合组织便就地将伤兵联合起来，为其提供启动资金、机器和技术，生产肥皂、纺纱等轻工业产品。伤兵再次融入集体进行劳动，颇受鼓舞，将产品品牌定为“胜利”，“不仅象征着中国战胜侵略者，而且象征着用顽强的意志战胜残缺的身体，用人的努力战胜非人的迫害” ^②。这些普通而鲜明的个体构成了团结有力的抗战群体，对抗着艰难的生存环境，并在集体中实现了个人的成长和重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战胜了封建父权和夫权。

由此可见，工合运动塑造的齐心合力不仅仅是一种群体状态，以集体劳动和协作满足成员的生存需求，更是一种再生能力的源泉，实现了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在集体力量中的再成长。工合组织将苦难中的民众联合起来，“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们是一个合作的联合体的一部分，而他们的联合体作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在这个国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③。工合的音译“Gung Ho”被当时美国的驻华军官卡尔逊(Evans F. Carlson)介绍到美国，成为突击队鼓舞士气的口号，之后更是在美国社会广泛传播，成为社会热词被选入《韦氏大辞典》。词典将其解释为：“(二战期间美国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开展的轻工业合作社运动，意为‘一起工作’)，意思是极度的热情或热心。” ^④由此可知，尽管工合运动在其他国家亦有开展，但唯独中国轰轰烈烈的工合运动，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即齐心合力。

然而，这种齐心合力的状态在后期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被不断破坏，工合运动逐渐陷入低潮。一方面，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国共关系僵化，国民党将工合组织视为共产党的前线组织，对工合组织里的“亲共”势力进行查处，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都曾被怀疑为亲共分子而遭到国民党的审查^①，路易·艾黎甚至被工合组织在重庆的管理部解除了工合技术顾问的职务。另一方面，工合运动自身的管理体制漏洞、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等弊端不断暴露，再加上欧洲战场形势恶化后美国的社会捐款开始更多地向欧洲转移，工合运动的国际援助减少，组织运作和生产日益困难。1942年起，工合运动陷入瓶颈，同年3月，在路易·艾黎的推荐下，乔治·何克被派往陕西双石铺担任培黎工艺学校校长，工合运动继续以学校教育的方式塑造新人、支援抗战。

工合组织下的合作社生产陷入困境，其下属的培黎工艺学校^②成为将工合运动继续下去的重要突破口，然而这一技术学校一开始就处于运营不善的尴尬境地。培黎工艺学校由路易·艾黎一手创办，其目的是为工合运动培养和输送年轻的技术人才。1940年，路易·艾黎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于陕西双石铺择地建校，学校的运行主要依靠海外捐款。但在乔治·何克到来前的一年多里，培黎工艺学校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在18个月内换了8任校长，迟迟没有发挥为工合运动培养合格技术人才的作用，人们认为培黎工艺学校仅仅是个管理不善的外国慈善机构。而且当时中国的一些城市精英质疑工合运动的战略地位，认为新中国及其工业化必须依赖上海这样工业基础好、交通便利的大城市，而工合运动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工业发展模式只是战争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更不具备培养先进技术工人的条件。乔治·何克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集中规划，分散经营” ^③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乃至世界工业的发展模式。所以尽管工合组织下的合作社因为各种原因陷入低潮，尽管培黎工艺学校地处偏僻的西北，面向的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贫困学生，但当乔治·何克被调往双石铺担任培黎工艺学校校长时，他依旧满怀热情与希望，以新的方式和理念重建学校。这时的乔治·何克已经从中国社会的观察者变为一个实践者和领导者。

乔治·何克在整顿学校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培黎工艺学校的教育目标，即要为工合运动乃至未来的新中国培养一批新人，这是他受之前担任工合组织视察员期间对各处工合组织的细致观察而得到的启发。在之前的两年多里，乔治·何克看到工合组织中的一些人存在投机取巧、脱离群众、工作懈怠等问题，这些问题挫伤了工合运动的精神，让这场正义的社会运动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质。所以在整顿学校时，除了强调要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乔治·何克十分看重工合精神的培养。他明确提出：“(工合运动)需要的是既有技术、又有服务他人的精神、并且相信这项运动的精神的人。这就是培黎学校诞生的原因。” ^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乔治·何克对培黎工艺学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为了将一盘散沙的学生整合起来，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乔治·何克对学校的日常教学安排和生活准则作出了细致的调整和规范。^②一方面，他恢复了学校的课程表和时间表，严格按照“创造分析，手脑并用”的校训，采用半工半读的方式进行教育。培黎工艺学校邀请了包括多名外国友人在内的大学毕业生或技术专家担任教职，他们通常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掌握先进的工业技术。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下，每天花5个小时在学校学习文化课，如汉语、历史、地理以及工业常识、机械制造原理，等等，花3个半小时在学校车间或是附近的合作社参加实习。另一方面，乔治·何克对学生的生活作息也作了细致的安排。他将男生按年龄分成3个小组并选出组长进行民主管理，以加强对学生用餐、就寝和遵守纪律的有效管理；学生必须学会唱抗日歌曲和民歌，以营造轻松和谐的氛围并鼓舞士气；平时乔治·何克还会与学生一起早起去河里游泳，以增强体质并改善卫生习惯，等等。这些具体措施使得学校的运转很快步入正轨，学生不仅开始真正地掌握技术技能以及科学文化知识，而且精神面貌和行为习惯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团结有力的集体逐渐形成。

当学校步入正轨，为了培养真正具有合作意识和能力的人，乔治·何克逐步将工合的价值理念灌注其中，提高了对学生的选拔和培养标准。面对越来越多的入学申请，乔治·何克倾向于选择聪明、诚恳和家庭出身合适的孩子。^③聪明，是由于培黎工艺学校培养学生的时间有限，他们必须在两年内掌握充足的技术，以保证在被派往各个合作社后能够立即成为合格的工人和管理者；诚恳，是因为工合的核心精神是合作与忠诚，合格的工合领导者必须能够与农民和工人一同参加一线劳动，而不是对政治地位充满野心；合适的家庭出身，是指既不需担心养家糊口等生计问题的穷苦家庭，这样不至于使其在接受了培黎工艺学校的训练之后为寻求更多的经济收入而另谋出路，同时最好也不是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的富家子弟。可见，自立、互助与奉献是乔治·何克非常注重的品质，学生不仅要真正拥有奉献与团结的精神，与一线劳动者共同劳作，实现“齐心”；还要在技术层面掌握足够的知识，能够在工合组织中发挥技术先锋的作用，实现“合力”。这样的新人才是培黎工艺学校的培养目标。

从短期来看，培黎工艺学校的教育目标是为工合运动培养技术工人和管理者，但乔治·何克更希望能够为未来的新中国培养一批合格的工业人才。这一追求在乔治·何克撰写的《培黎工艺学校校歌》^①中有着明确的表达：

我们生活，我们学习，我们生活学习在培黎。

纺织制革，钢铁机器，工业技术都具备。

求知生产不相离，毋自暴，毋自弃。

亲爱精诚，齐心合力，发扬合作精神，为新中国奠定工业建设的石基。

然而，随着国共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培黎工艺学校也难逃被国民党审查与阻挠的命运。由于培黎工艺学校的价值理念与共产党颇为相似，国民党将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认定为亲共分子，不断刁难与破坏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无奈之下，1944年年底，乔治·何克与路易·艾黎带领全校师生向山丹转移，重新办校。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培黎工艺学校在山丹得以存续和扩大，成为后来工合运动在中国的唯一遗产。^②这所学校及其所代表的宝贵的工合精神，一直存续至今。

从武汉到宝鸡，再到双石铺，乔治·何克从一个报道战争的旁观者，到加入工合运动的参与者，再到建设培黎工艺学校的领导者，随着身份的转换，他对中国的认识和实践愈加深入。乔治·何克初到中国时并没有想到日后他会长期投身于此，甚至会在这片土地上奉献余生。1945年7月，当培黎工艺学校在山丹的重建刚刚初见成效时，乔治·何克却意外地感染破伤风突然离世，年仅30岁。据路易·艾黎回忆，乔治·何克去世前曾要求他为自己朗诵斯诺的《西行漫记》和《马克思主义手册》里的《共产党宣言》，并立下遗嘱：“把我的一切捐献给培黎学校。”^[1]161至此，乔治·何克用生命实践了他对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的信仰，为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感人贡献。不同于许多西方人“先认同共产主义，后投身革命事业”，乔治·何克一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对中国的政治局势也不甚关注。然而正是在中国工合运动中的观察和实践，使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与特别之处，看到了中国百姓在抗战中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的民族精神，从而看到了一个新中国的逐渐成形。

在乔治·何克的笔下我们看到，正是中国能够取得抗战胜利的希望，使得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国共两党实现了团结协作、英勇抗战，普通百姓也在强大的生存欲望和爱国热情的激励下，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去，成为坚实的盾牌；齐心合力是中国实现民主与自由的希望，在西北抗日敌后根据地和工合组织中，人们在艰难的环境中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在组织和集体中实现了人的成长与蜕变，在落后的西北共同营造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社会；齐心合力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希望，培黎工艺学校是塑造具备工合精神的新人的缩影，正是这批为新中国的崛起而不断学习、团结奉献的技术人才和无数与他们有着共同理想信念的中国人，为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而团结努力，才有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在I See a New China一书的结尾，乔治·何克意味深长地说：“感谢上帝，我们身上很脏。这个想法令人宽慰。”^①这句话指明，在艰难的抗战中，中国的劳苦大众在齐心合力的信念指导下，成为拯救自己、成就工合、支持抗战、实现民主、创造一个新中国的英雄，孕育着现代国家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