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仪式与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总是紧密地联结，仪式“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2]495。民族国家既是法律—政治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政治仪式以形象的生成渲染升华共同体的情感，使民族国家的“个体归为群体”。考察政治仪式强化国家认同的逻辑演进，可以得出，政治仪式在特定的仪式时空、仪式主题、仪式操演中唤醒集体记忆、传播主流观念、营造权力情境，它所内蕴的强化民族身份归属、强化主流价值内化、强化公共权力信任的价值功能，指向了政治仪式与国家认同逻辑共生的本原。

时间“不仅包含着我们的个体实存，也包含着整个人类的实存”^[2]11-12。“仪式时间”与“日常时间”区隔，它以一种累进性的沉淀方式将历史的各种力量在特定的时刻唤醒，使个体既获得时间连续的恒定性，也获得特定时刻的力量性。“仪式时间”是政治仪式的基本内置，既包括作为仪式主题的时间，也包括作为仪式过程的时间、作为仪式策略的时间，它们共同形塑仪式力量的时间坐标。作为仪式主题的时间主要有与宏大历史传统承续相连的“天时”和与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相连的“纪念日”。作为仪式主题的时间奠定了仪式力量的合法性来源，记录着政治仪式“如期而至”的重复性追溯。作为仪式过程的时间主要指“分离—阈限—聚合”的仪式过程中时间的延展。人类学家范·盖内普、维克多·特纳在对仪式过程的分析中，指出仪式历经“分离—阈限—聚合”三个阶段，而“阈限期”是“一种过程，一种生成，甚至是一种转换”^[3]。在“阈限期”主体的身份差异被抹平时，实现新知与已知的巧妙融合。作为仪式过程的时间规定了仪式力量的效用性来源，承载着政治仪式“情感凝聚”的黏合性强力。作为仪式策略的时间主要指仪式行进中严格的时间定位。通过计划性、严密性的程序化时间控制，形塑仪式的规范化特指。作为仪式策略的时间保证了仪式力量的规范性来源，形塑着政治仪式“意义指向”的复合性集合。

“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4]“仪式空间”与“日常空间”区隔，它以一种实体性的象征形式将各种政治想象在特定的场域呈现，使个体情感在可见的空间可触、可感、可知。依据“仪式时间”类别分属，“仪式空间”亦包括作为仪式主题的空间、作为仪式过程的空间、作为仪式策略的时间，它们共同形塑仪式力量的空间坐标。作为仪式主题的空间主要以地理学意义上的形象化空间来展现，依据特定的主题精心选择，在此“空间”的呈现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物”，更是政治力量的外在呈现。作为仪式过程的空间也承载着“生成、转换”的使命，通过“阈限”空间，参与者获得共同想象，实现仪式力量的外向延展。作为仪式策略的空间，即通过定位、排列、分割等具体的技术实现仪式的规范效用，进而达致空间的“文化建构”功能。

“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5]40时空给予了集体记忆可承载的框架体系，时间的刻度、空间的定位是历史书写不可或缺的衡量标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更需要一个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坐标。这些坐标构成国家历史叙述的书签，构成民族身份认同的边界，构成文明血脉传承的基因。”^[6]“集体记忆”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各个研究领域的极大兴趣。集体记忆跳出了以往个体记忆的固化认知，指出历史书写的延续传承不是由个体记忆决定的，而是由集体记忆预定的社会框架决定的。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5]39。作为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不是被动的选择与保持、简单的保持与再现，而是由群体成员“现在的关注”形塑的。记忆与遗忘相对应，“谁的记忆”“记忆什么”“怎样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中人们的社会实践、利益诉求、政治取向综合影响下社会建构的结果。它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内蕴群体价值取向与群体主动选择建构的“集体的记忆”。^[7]6集体记忆凸显着“我们的”同一性，延续着“我们的”传承性，诠释着“我们的”选择性，传播着“我们的”体验性，塑造着“我们的”形象性。集体记忆以“我们的”共在延续文明的血脉与历史的书写，集体记忆以“我们的”形象承载文明的样态与历史的回溯。那么，集体如何记忆？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鲜明地指出，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是社会记忆的重要方式。政治仪式“不仅仅用自己的高度程式化和固定性，暗示对过去的延续；相反，它们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公开声称要纪念这样的延续”^[7]54。政治仪式在特定的时空坐标系中“公开声称纪念这样的延续”，其重要指向即唤醒集体记忆，并在唤醒激活中延续“集体的记忆”。由此可推演，政治仪式在特定的时空坐标系中达致“唤醒集体记忆”的权态转换。

“身份认同归根结底涉及记忆和回忆。正如每个人依靠自己的记忆确立身份并且经年累月保持它，任何一个群体也只能借助记忆培养出群体的身份。”^[8]作为一种辨识过程，民族身份是在不可退出的族际烙印与有关历史、价值、体制的社会建构中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的命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身份’是一个‘形成’的问题，也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它决不会完成，始终都处于过程之中。”^[9]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史筑牢了“中华儿女”的身份烙印，“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也鲜明地镌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印记与族属特色。“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宣示着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血脉与文明起源。然而，不可否认，全球化、市场化、多元化的现代化进程冲击着民族成员中华民族身份的清晰认知。“全球化代表了这样一种趋势，一种将世界各地的人群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全球社会的趋势。”^[10]换言之，全球化就是将世界各地的人群“异质趋同”的一种趋势，在“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强势席卷中，世界公民的身份标签消解着民族国家对民族成员身份的注解，弱化着民族国家对民族身份意识的强调，在超民族国家、次民族国家的多重宣言中消解民族成员的身份认知。市场化进程中利益的分殊，使民族成员身份呈现多元多重的生态景观。共通感的紧密联结在以利益估价的生成底版中受到冲击或消泯，民族成员身份的共通感亦在利益的分殊冲击中受到挑战或消解。面对全球化、市场化、多元化进程中身份归属感的冲击，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清晰地告知“我们从哪里来”，强化“我们的”共在，进而强化着共同体成员的中华民族身份归属。由此，在政治仪式特定的时空坐标系中唤醒的集体记忆，强化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归属，指向国家认同重要面向之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提升。

史蒂文·卢克斯曾指出：“仪式是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1]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陈述形式，象征性的陈述背后指涉的实则是预期传递的价值或观念。仪式是以某一事件或某一特定的时间为背景预设的规范化、程序化、周期性、重复性、承续性的象征性活动。仪式主题则是象征性活动背后实际指涉的象征意义。没有象征意义的凝聚，则没有仪式的呈现。没有仪式主题的宣示，则没有仪式活动的展演。政治仪式较之宗教仪式、民间仪式、社会仪式有其鲜明的特殊性，它与政治有紧密的关联。《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解释：“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做出决策并将其付诸实施的活动”，“政治可以被简要地定义为一群观点或利益方面本来很不一致的人们做出集体决策的过程，这些过程一般被认为对这个群体具有约束力，并作为公共政策加以实施”。^[12]政治仪式的主题与这个群体形成的“共通观念”紧密联结，紧密围绕群体共同的“信仰体系”。正如涂尔干指出：“仪式是为维护这些信仰的生命力服务的，而且仅仅为此服务，仪式必须保证信仰不能从记忆中抹去，必须使集体意识最本质的要素得到复苏。通过举行仪式，群体可以周期性更新其自身的和统一体的情感；与此同时，个体的社会本性也得到了增强。”^[2]495政治仪式往往是以纪念或庆祝某一历史事件、某一历史人物、某一特定时间而举行的象征性活动，但诸多类型的政治仪式背后呈现的主题总是为政治社会形态承续的信仰服务的，通过周期性的仪式，更新与传播统一体的价值观念，使个体融于共同体。

“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13]丹尼尔·贝尔对文化与仪式巧妙融合的论证精确地传递了仪式在诠释意义、传播观念中的价值功能。政治仪式是“一种以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2]423-425，“神圣典礼”是一种“意义赋予”的过程，仪式的主题深刻地渗透着国家意志与主流观念，通过“仪式”，人们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完成“共同体的想象”。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也提出，共同体成员通过共通的体验形成共通的想象，强化共同体意识。政治仪式通过将共同体成员凝聚于仪式活动的过程，强化共同体观念与民族国家意识，国家主流观念则在仪式主题的彰显中被共同体成员所内化与接受。^[14]涂尔干曾指出仪式“存在着将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分离开来的界限……它让人们获得特殊的品性，使灵魂变得纯洁、高尚和超凡脱俗，正是在仪典中，他们重新锻造了自己的精神本性”^[2]8。政治仪式通过神圣时空与日常时空的区隔，在意义赋予的过程中“重新锻造了人们的精神本性”。政治仪式不仅是一项客观的体化实践，更是一项赋予意义并锻造精神品性的象征性活动。格拉本曾用形象的图示直接展示人们从日常时空迈向神圣时空、再从神圣时空回到日常时空的精神状态的变化，这也正与特纳指向的“阈限期”有异曲同工之妙。仪式大师维克多·特纳指出，在“阈限期”同质的、交融的、平等的、无身份差异的个体在精神体验中实现了共通与升华，使“个体融于群体”。^[15]通过政治仪式，“重新锻造的精神本性”即仪式主题渗透的主流观念对共同体成员的洗礼，是对日常世俗观念的升华与提升。“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种心理状态。”^[2]8通过仪式主题的彰显，主流观念的传播转化为人们可见、可触、可感的仪式活动，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情绪体验，转化为一种深刻的情感体悟，强化仪式表达赋予的意义的可信度，强化共同体的凝聚与主流价值观念的升华。由此可推演，政治仪式在仪式主题的彰显中达致“传播主流观念”的权态转换。

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6]政治仪式以可视的符号、可听的声音、可触的行为体验强化仪式的主题，激发人民对真理的追求。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体验中产生的关于客体属性的判定范畴。政治仪式中特定的象征符号、音乐设置、衣着仪态、行为举止等程序式设置形成了强大的“感染域”与“情绪场”，主体置身其中，会对主流观念有更强烈的情绪体验与意义理解，在情绪感染、情境体验、关系认知中感悟客体传递的思想内涵，进而达致主体对价值的认知与内化。观念是价值的主观表达形态，主流观念的传播强化主流价值的内化。然而，不可否认，“三俗”文化席卷、“他者”文化僭越、主流文化退隐冲击着主流价值的内化传承。“三俗”即低俗、媚俗、庸俗，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曾警惕道：“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7]“娱乐至死”或许有些危言耸听，但“我乐故我在”的娱乐反叛、“三俗”文化的甚嚣尘上正冲击着主流价值的内化传承。依据人们对文化层级的需求分属，当感官娱乐式的体验性文化需求过高，精神信仰式的内涵性文化需求则可能受到宰制，由此“泛娱乐化”成为影响主流价值内化的重要表征。“他者”与“自我”相对，“他者”文化僭越主要指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自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之始，西方社会就一直试图实现物质的生产与精神的生产各层面的“东方从属于西方”。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交锋、碰撞中，“普世文明论”总是以各种伪装的面目出现，以“普世文明”的论调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达致精神层面“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目的。主流文化是一个时代倡导的且起着主要影响的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民族传统文化边缘论”等论调的冲击下，主流文化呈现一定的退隐之势。面对“三俗”文化席卷、“他者”文化僭越、主流文化退隐对主流文化价值内化的冲击，主流观念的有效传播清晰地告知共同体成员“我们的”主义、“我们的”信仰，形成强烈的“我们的”心理体验，推进共同体成员主流价值的内化传承。由此，在政治仪式主题的彰显中传播的主流观念，强化主流价值的内化，指向国家认同重要面向之主流文化认同感的提升。

“没有操演，就没有仪式。”^[7]66政治仪式从行为特征上来说，是一项鲜活的实践活动，仪式操演是政治仪式鲜活的实践表达。仪式操演依据效力分布的差异，分为表层的身体规训与里层的忠诚信仰。“身体是权力的记号”，尼采、海德格尔、德勒兹、福柯等学者均对政治身体有过深刻的阐释。道格拉斯曾指出：“除非把身体看作一种社会的象征，[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仪式。”^[18]时间与空间定格了政治仪式中身体的纵横坐标、力度与精准，定格了政治仪式中身体的隐性要素、动作与方向，定格了政治仪式中身体的外在样态。政治仪式通过空间位置的排布、时间节点的控制、身体动作的精准、力量展示的强度等严格规范的身体表达，实现仪式操演在表层身体规训的展示。“规训”是一种以身体训练为对象的权力机制，表层的身体规训通过严格的身体动作“表达”清晰的意向，通过个体力量的剥离“集合”整体的形象，通过个体精神的饱满“丰富”群体的整合。仪式操演从表层的身体规训到身体的动作展示实现了最清晰的实践表达。政治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的陈述形式，里层的忠诚信仰亦是仪式操演的重要面向。“仪式把人们聚集在一起，通过这些象征表明他们的忠诚一致，并使他们有种一体感。”^[2]56仪式操演不仅仅是程序化、规范化的身体规训，更是以外化的身体动作表达里层的忠诚与信仰。里层的忠诚与信仰关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具有符号意义承载的价值观念，它指导或证明某一种行为模式或方法，而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法。仪式操演是意识形态肯认的行动模式表达，其行动实践亦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肯认与遵从。在政治仪式的动作表达中，每一个精准的动作要求与其身份相一致，在身体与身份的同质化要求中，身体的动作展示实现了对身份归属的强化与内在忠诚的表达。信仰是价值尊崇的最高层次，仪式操演在强烈的情境体验中从身体的忠诚表达指向里层的信仰遵从。简言之，仪式操演是政治仪式实践的形象展示，它的表达既呈现表层的身份规训，也渗透里层的忠诚信仰，仪式操演呈现的政治仪式是政治仪式视角观测的显性维度，也是政治仪式生成强大情境体验的关键环节。

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科泽曾指出：“政治仪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十分重要的，(正是)通过象征性的传播方式，政治权力关系(才)得以广泛表达和调整。”^[19]政治仪式是一种权力生产与再生产的仪式策略，仪式操演通过对身体这一象征性权力的规训，营造强大的权力情境，使政治权力转换为日常生活中的隐喻权力，是通达权力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链接。仪式操演中权力情境的营造主要通过三个策略完成：一是对象征权力符号的身体的空间位置进行严格的限定，通过身体所处位置这一象征性权力符号的展示，使权力话语在无声的“有形”的展演中充分表达；二是对象征权力符号的身体的行动次序进行严格的规约，通过身体行动次序这一象征性权力符号的规定，使权力生产的过程得以动态持续地转化；三是对象征权力符号的身体的力度方向进行严格的把控，通过身体力度方向这一象征性权力符号的表达，使权力信息在意向性展示中得以传递。以上三个策略通过连续性、重复性、规模性的操演展示，形成强大的权力情境，正指向政治仪式权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功能呈现。仪式操演将政治仪式的象征意义以“标准人”的身体承载表达，仪式操演中形塑的“标准人”以群体普遍性的身体为参照物，剥离了身份的异质性，在标准、同质、共融的形塑中达致“集体认同”情感的生发。仪式操演营造的权力情境不仅仅是政治仪式展演中的瞬间呈现，还将深深地渗透于日常政治生活的体验与理解，即仪式操演的生成与渲染将仪式操演中传递的仪式主题、理念、诉求转换为日常生活的政治记忆，政治记忆与日常政治生活的交融使政治仪式融于日常生活中，呈现“仪式化”表征。“仪式化”扩展了政治仪式的效用边际与范畴分布，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起着政治范式的预设作用。由此可推演，政治仪式在特定的仪式操演中达致“营造权力情境”的权态转换。

“集体的符号性活动，以仪式的形式来自我界定，加强了社会和政治认同以及群体团结，它可以为个人提供政治方向和属于一个更大共同体的感觉。”^[20]政治仪式通过仪式操演营造的权力情境，使单个的个体找寻到“该往哪里走”的方向定位，从单个的个体找寻到“更大共同体”的共在感。“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仪式操演营造的权力情境使个体人的政治面向得以延展，并在仪式操演形塑的情境体验中寻求社会属性的肯认与归属。通过政治仪式中程序化、规范化、规模化的仪式操演，个体对公共权力呈现的力量旨意与能力延伸呈现遵从信任的价值表征。然而，不可否认，政治认同冷漠化、私密化、形式化取向冲击着公共权力遵从信任。在历经“政治挂帅”“政治狂热”后，利益一维的伸张使“政治”置于被冷落的境地。共同体成员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进行消费、利益的偏好选择，对“政治”这一怪异的“品种”则直接屏蔽或有意回避，在市场经济的前行中，政治认同呈现“冷漠化”表征，对公共权力的遵从信任亦表征一定的“冷漠化”取向。尼尔·波兹曼所言的“娱乐至死”的时代，在政治领域则表征为严肃的政治言说被化为嬉笑的调侃表达，严谨的政治事件被化为私密的调侃狂欢，从公共权力领域僭越私人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对公共权力领域的消泯，对公共权力的遵从信任呈现私密化取向。这是一个媒介信息四处播散的时代，面对狂轰滥炸的信息风暴，个体不堪其忧，也呈现“无所适从”的茫然。批判的大众转化为消费的大众，面对公共权力则呈现“形式的默许”与“实质的冷漠”生态，在“沉默的大多数”生态中呈现公共权力遵从信任的形式化取向。面对政治认同冷漠化、私密化、形式化对公共权力信任的冲击，权力情境的营造清晰地指明共同体的力量，增强共同体成员对国家政治的关注与参与，形成强烈的“我们的”共在体验，推进共同体成员公共权力遵从信任。由此，在政治仪式操演的实践中营造的权力情境，强化公共权力的信任，指向国家认同重要面向之国家政治认同感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