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这是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科学地表述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国家事业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变化，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既是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在复杂的社会体系中，社会主要矛盾不仅规范和影响其他矛盾，而且贯穿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且与社会的生产目的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反映了社会生产目的”[2]，社会生产目的规定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内容和发展方向。
任何社会都有其具体的生产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3]即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以追求剩余价值为中心，以实现剩余价值为目的。与资本主义体系相比，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从人与物的关系的视角看，人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4]107，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4]107，第三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108。人类的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人类循序渐进摆脱对物的依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5]730。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是同向运动的，呈现的是正相关的关系，其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将为人类摆脱对物的依赖从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具体来说，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5]670。显然，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本身蕴含通过不断发展社会生产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从而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和发展方向。马克思在理论层面抽象概括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而列宁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继续丰富和发展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列宁的《论俄国革命》在批驳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的观点时指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取进一步发展的不同寻常的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个不同寻常的条件，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6]，进而通过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7]，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列宁的积极促进下，苏联共产党把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写入党纲，成为其必须完成的目标。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要矛盾关系密切，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和走向何处。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的实现和主要矛盾的解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发展和渐次完善的过程。这个长期过程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和呈现不同的特质。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8]
首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理想性和现实性规定了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和长期性。依据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以人摆脱对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的。摆脱对物的依赖性，不是指无物或人不再需要现实物质，而是指物质产品极为丰富并为人们共同所有，即人不再受物所困。物中的生活资料是人生存的基本前提，人是离不开物的，因而人的真正自由全面的发展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公有制的基础上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支配性力量，它的发展是一个从低到高的长期过程。受社会主义发展水平制约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发展也是一个从低到高的长期发展过程。与此相应，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呈现出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特征，经历从理想到现实、从相对状态到理想状态的发展过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先后出现了三种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和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三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既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深化，又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发展的客观反映。
其次，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价值取向规定了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必须“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以便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和解放。[9]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尺度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观尺度的统一，发展生产力和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诉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从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再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和价值诉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同时期的思想表达。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的变化，既体现了对主要矛盾问题认识的深化和完善，又体现了国家的发展变化和成就。从人民的物质生活层面上看，实现了温饱，总体进入小康社会，致力于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向往和寻求更美好的生活。从社会生产层面上看，中国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计划在2035年实现现代化，但是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矛盾的烈度层面上看，社会生产和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整体缓和，但是人民提出了更高层次的需要。从总体层面上看，中国距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目标更进了一步。
最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理论深化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论。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党和人民勠力同心地去践行，“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目标”[10]。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21因而要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全部活动之中，依靠人民创造伟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形成了人民中心的发展理念，把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幸福生活作为现阶段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归宿，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目的论的内涵。这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论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新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向前运动发展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特点。随着发展时期和状况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对人民需要的表述和相关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从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再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这些表述的变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的主体地位日益增强，人民的需要的层次逐步提升，中国正在逐步接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目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论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供了方向指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11]认清中国的国情也是认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基本依据。立足基本国情，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逐步深化和完善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中国处于而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个方面的规定性。第一，从社会性质层面看，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确立，标志着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从社会发展程度层面看，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所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都必须经历的阶段，而是特指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要经历一个由不发达到发达的长期的历史进程。这个阶段必然有落后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能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课题，围绕两个基本问题展开：一是落后国家能否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是在落后国家能否建成社会主义。
第一个问题是落后国家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关于此问题，新自由主义学派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些答案源自于弗里德曼、哈耶克和其他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其中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影响深远，具有代表性。福山认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演进已经终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选择和意识形态竞争的终点，最终会成为全人类的政治制度。[12]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文化差异是冲突的根源，意识形态不再是国家和民族之间冲突的根源。[13]福山和亨廷顿都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已经结束，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但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证明社会制度的演进远远没有结束，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冲突依然在诸多领域存在，依旧是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从宏观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认为社会制度的发展有终点。区别在于，一方面，前者是在阶级社会走向终结、国家制度本身走向终结的意义上来理解制度终结的，而不是像后者那样把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形态当作最终的制度形态。另一方面，两者对于标志着终结的制度所指的认识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包括落后国家在内的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最高阶段和终点是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社会。马克思在给俄罗斯革命者查苏里奇的回信的初稿中指出：“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5]821以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特征的村社制度为支点，同时借助和运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成果，可以实现对俄罗斯社会形态的跨越，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在与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俄罗斯是否具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的争论中指出，俄罗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人民应该奋起抗争，积极主动地为自己争取进一步发展的不同寻常的条件。“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4]俄国应该首先运用革命手段取得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运用已掌握的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尽快地增加社会生产的总量，创造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进而赶超先进国家。因此，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既具有可能性，又具有现实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个别国家和民族在个别发展阶段的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差异性，但是，生产力是客观的，既不能选择又不能跨越。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质量取决于它的社会历史前提，即取决于它所继承的社会。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体系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5]基于生产力水平和质量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但是没有建成社会主义。[16]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17]225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经历一个由不发达到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社会生产的进步速度与人民需求的提升速度不一致，前者滞后于后者。社会发展水平与人民的需要的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必然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发生转移和变化。
第二个问题是落后国家能否建成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脱不发达状态，逐步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要基于国情的特殊性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7]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案转化为符合中国国家传统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既包含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素，又符合中国国情、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推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质的跃升。如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所说，邓小平领导着中国国家转型，这显然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18]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新的历史方位。如十九大报告所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1]15中国既具有相对雄厚的经济、科技、工业和国防实力，又具有影响力广泛的软实力。在内部有高度的凝聚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外部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承担着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依据世界银行测算，2013—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年平均贡献率的总和。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高达34.7%，带动世界经济增长了0.8%，是当之无愧的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这意味着，苏联解体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重新焕发出了强大生机和活力，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和路径，为解决全人类的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落后国家既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又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逐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而且未来的前景可期。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目前可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为新时代之前的时期和新时代时期。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在新时代之前的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在新时代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一方面是前一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质变，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部分质变。在人民需要的层面，人民需要的内部矛盾日益活跃，需要的层次渐次提升，需要的内容日益多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力、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总体上初步得到满足的同时激发了内容更丰富、层次更高的需要。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其他需求实现的基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5]]1002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要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进程。从低到高的梯次顺序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当低层次的需要获得相对满足后，就会向更高层次发展，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19]需要的产生和发展又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需要的发展状况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温饱阶段，生存是首要的问题，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小康阶段，生存问题基本解决后，需要向前发展，社会需要和尊重需要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富裕阶段，需要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处于全面小康社会决胜时期并开始向富裕社会过渡的中国社会中，人民的需要向高层次发展，提出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涵盖内容日益丰富和多元的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生活”[20]。简而概之，人民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生活。美好生活需要完全超越了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在社会发展层面，中国从总体上根本改变了社会生产的落后问题，能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但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凸显。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指领域、区域、结构和群体等的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发展中的领域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都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的发展与经济领域的进步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二个方面是发展中的区域不平衡。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中，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程度落后于东部地区，仍需在保持东部地区优势的前提下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城乡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仍需继续突破和消除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第三个方面是发展中的结构不平衡。在产业结构内部仍需进一步平衡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比例和关系。在生产力布局中，既有世界先进的生产力，也有传统落后的生产力，仍需继续优化和平衡生产力布局。第四个方面是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衡。收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地区和城乡之间分配不平衡。发展的不充分主要是指在一些领域、区域和群体中存在的发展不足和发展滞后问题，包括发展的总量提升和内容丰富、发展的程度和质量的提高和发展中的创新能力增强等问题。
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但是这没有改变支配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的需要和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发生质变。[21]依据毛泽东的矛盾论的观点，社会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社会内部矛盾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社会的性质。因此，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发生变化，国情是包括认识和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在内的制订国家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1]12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运动和发展过程中。因此，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新时代之前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与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演进的过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源自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两者前后相继、内在统一，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发展的结果，因而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两者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不是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适用于新时代之前的历史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适用于新时代。
其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是依据中国的新发展作出的科学判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这不意味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完全解决，从物质文化需要发展为美好生活需要，是对社会生产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从追求速度和总量到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对发展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的需要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因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生了阶段性变化。同样，因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和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再次，存在手段与目的的辩证关系。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先进的社会生产，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手段。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手段。发展是满足人民需要的核心问题。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因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途径。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是孤立和静止的，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丰富和发展，因而要不断推进生产力的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出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