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围绕如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主题，我们采访了长期致力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顾海良教授。现将访谈记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历史
访谈人：谢谢顾教授接受我们的访谈。马克思在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时提出了“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1]的观点。能否请您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
顾海良教授：马克思所说的“国民经济的事实”的内涵，就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实”出发的，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实际为研究对象的。
在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25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国民经济的事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创新。
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有两种基本观点：一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对象的典型性的观点，一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对象的特殊性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前提的，是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对象探索的继承和发展。如果我们对政治经济学史稍加考察和研究，就会得出这些结论。
访谈人：顾教授，您刚才提到了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及其意义？
顾海良教授：重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特征和学理依循。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谈到他当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情况时明确提到，多年来他“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3]两个方面的研究。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更加重视他称作探寻政治经济学“历史路标”的研究。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他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就在于搞清楚：“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4]探索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路标”，或者说探索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是马克思实现政治经济学科学革命的学术特征和学理依循。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路标”的探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的研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阐释。而这一研究和阐释过程，必然进一步昭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我们经过长期的研究撰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这一著作，希冀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主要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开创到形成和发展、再到拓展和系统化的思想过程进行概要性的阐释。
访谈人：顾教授，从经济思想史来看，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哪里？
顾海良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但它的发端始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时期，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实践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理论，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作了多方面的创造性探索。
1956年年初，毛泽东已经把如何选择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上了重要议程。他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5]557毛泽东于1956年和1957年分别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
访谈人： 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6]顾教授能否结合这两部著作分析一下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过程？
顾海良教授：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局的高度，抓住“关系”“矛盾”“问题”等关键环节，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富有特色的整体思考。这些探索和思考呈现出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问题的探索中，毛泽东立足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审时度势，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以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为思想指导和学理依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开创性探索。
毛泽东关于“第二次结合”等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反思和对现实思考的结果，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关键时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逆转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要总结经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
第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体关系和全面布局的深刻理解，在解决重点关系中引导全局关系发展，在全局关系统筹中把握重点关系，在辩证地理解和解决“十大关系”或“十大问题”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在“十大关系”中，经济关系是主要的、重点的关系。以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问题为出发点和中心论题，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一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等方面的问题作出全面探索，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基本思路。
第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根本上就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十大关系”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问题展开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最后提到的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中心论题，就是如何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化国家。
第四，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建设问题的思想方法。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思想方法。“关系”就是“问题”，就是“矛盾”，解决矛盾的出路就在于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思想方法，在于树立适合于经济建设实际要求的发展理念。在这些发展理念中，重要的是，要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走出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要坚持全局地、长远地、辩证地看待发展问题；要注重发展的系统性，注重解决制度和体制问题，要关注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发展的长处，学习适合的东西，吸取有益的经验。
访谈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7]2。请问顾教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独创性的观点”的科学内涵？
顾海良教授：毫无疑问，这三个方面的“独创性的观点”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主要的理论。
二是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的理论。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用“兼顾”和“统筹”的原则和方法来解决和处理。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了这个方针。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8]69“统筹兼顾”是与“各得其所”联系在一起的，是实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的重要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对“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了专题阐释。在他看来，“统筹兼顾”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法和原则，是党和政府“作计划、办事、想问题”的基本立场。
三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理论。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以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综合平衡的思想。在1957年1月召开的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资金和更广阔的市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8]71这时，毛泽东已经实际地表达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
毛泽东在这两次讲话中阐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初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访谈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顾教授能否谈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顾海良教授：一切划时代的理论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个体系的时代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表现在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问题，如毛泽东所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0]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的过程，即使得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际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中得出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的内涵和新的形式。这就是毛泽东所称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1]。这两个方面，前者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是理论运用和探索的过程，后者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螺旋式地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
访谈人：顾教授，您从理论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您能否结合改革开放实践，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象方法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突出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研究，把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的基础地位、以“剥离下来”和“结合起来”为方法论要义；在理论结构上，以经济改革论、经济制度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为主导理论。这些主导理论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主导理论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生成其他一系列衍生性理论。主导理论和衍生性理论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体系。
一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和经济事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
二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对经济制度本质研究为前提，着力于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和探索。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必然展开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的研究为主线，以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研究为展开内容，形成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整体研究。
三是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理论基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视域，凸显了生产力的水平这一中国的具体实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四是“剥离下来”和“结合起来”的方法论要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创新，最显著地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创新。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性范畴，只有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才是充分的、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12]从“剥离下来”到“结合起来”，是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方法论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诸多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方法论要义。
五是经济改革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3]改革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性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问题。
六是基本制度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坚实的、可靠的制度保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七是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重大问题，其核心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四大之前，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及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等体制的选择。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作出了初步探索。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把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合起来。十七大以后，党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八是科学发展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从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体现了对发展问题的深邃见解。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立场、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阐明了发展观念、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崭新的中国内涵和时代特征。
九是对外开放论。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行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的基本国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开放理论。
三、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
访谈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7]7请顾教授谈谈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
顾海良教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新，就是对这一理论要义和思想精粹的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新，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即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为学术特征和学理依循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7]2－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7]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波澜壮阔，蕴藏着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拓新的难得的理论契机，在新的实践中更能讲出前人没有讲过的“新话”，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经济关系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按照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提出了新常态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新的理论，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发展，赋予“第二次结合”的基本特征和学理依循以新时代的意蕴。
访谈人：顾教授，您能否详细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在理论构架上作出过哪些重要的概括？
顾海良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有过两次重要的概括：一次是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在主题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讲话中提出的；一次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这两次概括交相辉映、结为一体，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开拓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新境界。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首次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基本内容作了六个方面的概括：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这六个方面内容的概括，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中的最初成就。结合这些之前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7]3
在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最初概括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突出了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重要理论。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7]5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要“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7]5，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在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最初概括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还突出了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特点和趋势更加显著，对外开放要着力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党的十九大后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概括中，凸显了这一思想在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上的创新。这一概括，在对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的深刻把握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提出了“七个坚持”的理论要义，形成了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经济改革和发展以及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三个方面的体系框架，提升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境界。
新发展理念所具有的“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总体性特征，使这一发展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理念和主要内容。新发展理念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总结，是对“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新发展理念作为“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7]4。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而初步形成的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制度体制框架，就是新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学说的系统化”的“主要内容”的现实根据。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在根本上就是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人民至上论”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民幸福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在不断解决好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坚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我们的社会朝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这两个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特征和核心立场的深刻表达。
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关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支柱。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强调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要求，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准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其要旨在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
二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提出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其一，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要“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7]6；其二，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核心问题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关键问题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14]在根本上，就是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完善宏观调控，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要注重作为供给侧的生产环节和过程的决定性作用，又要重视作为需求侧的消费环节和过程的反作用；要发力于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又着力于需求的结构性调整；要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社会生产关系。
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本方法。
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来看，对新时代提出的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这两次概括，有其内在统一性，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整体结构，共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也共同合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拓新
访谈人：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您认为应当如何发展和拓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
顾海良教授：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以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发展理念为主导，进一步形成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理论，拓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升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境界。
在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要义的阐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这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的阐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强调了新发展理念的枢纽作用。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的变化中，坚持新发展理念突出体现于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是进一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三是着力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四是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方略，也是处理和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
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处理和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新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拓新的新基点。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战略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在结构上，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这七个体系是统一整体，要一体建设、统一推进。
显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新时代作出的重大战略。所以，这一重大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讨和回答。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新，集中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发展主线、战略支撑、根本途径、必由之路和制度保障等五个方面及其内在的总体性关系上。
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主线。首先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向上，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上，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着力创新，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途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的基础工程。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协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要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总而言之，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从发展主线、战略支撑、根本途径、必由之路和制度保障五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上，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的阐释，展开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内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探索，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