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改革是我们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必须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运用”[1]107。因此，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就是要深刻认识改革开放实践所蕴含的改革规律，努力把握这些规律，自觉运用这些规律。
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使得新时代的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而且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事业展示了中国力量和贡献了中国智慧。今天的中国，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相比，更加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人民在站起来的基础上，经历了富起来的伟大历程，正在现代化强国之路上迅跑！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立足中国国情，在不断探索、发现以及深刻把握改革规律的基础上，变革创新社会关系、科学处理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和各个领域全面进步的实践过程。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不仅要科学总结中国改革的成就，更要总结中国40年改革实践所蕴含的改革规律，从改革规律的层次深刻认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智慧的思想和方法，进一步提升改革的自觉性与科学性。
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协同推进
1．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协同推进，这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实践活动所展现出来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改革基本规律
习近平对这一改革规律作出了明确的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2]94习近平的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改革过程的基本规律之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运用在改革上，就衍生出改革的基本规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灵活运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科学运用，是将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运用于实践而形成的改革操作的基本规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中心工作，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进程中持续不断地推行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并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大力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与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推行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体制改革，进而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体制改革协同推进的局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3]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最一般的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前行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协同推进，这是任何社会形态实现良性发展都要遵循的基本条件。所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协同推进，这一基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与中国改革实践历程相结合的产物。
2．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协同推进，这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实践活动中一直坚持、不断探索并及时总结的科学规律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论断，并且强调“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4]他同时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5]237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5]372，再次强调了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水平之间有机统一的规律。这是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协同推进规律的初步探索和阐释。江泽民在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同时，着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表明，党的建设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乃至决定性组成部分，不仅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下与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协同推进。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着重理顺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及其改革的关系，着重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处理好效率与公平间的科学关系。他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进一步提升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6]，同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7]这便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下来实现其他各个领域的协调推进，尤其要在社会领域积极回应和解决经济建设中所出现的、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各种社会问题。这是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协同推进规律的进一步遵循和应用性发展。
习近平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并强调中国改革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特点，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2]68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2]94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8]。这不仅明确揭示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协同推进改革的基本规律，而且深刻阐释了这一改革基本规律的科学内涵。
3．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协同推进，这一改革基本规律对开辟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给予了理论指导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协同推进，坚持改革的这一基本规律，就能在新时代有效地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就能科学地坚持问题导向原则，遵循问题逻辑，有序展开改革序列。因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2]74的，所以，改革要真正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实践活动中的牵引作用，积极回应并科学处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等各个领域中所存在的、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体制改革协同推进。既要发现改革中的问题，也要注意改革过程中的问题逻辑，理清各领域之间的实际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把握各种改革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改革的重点、难点和切入点，实现改革要全面发力、重点突破、多点推进的要求。坚持改革的这一基本规律，就能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要把“全面深化”作为一个整体性范畴来理解和把握，全面意味着深化，深化意味着全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各项改革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最终形成改革合力。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轴作用和牵引力作用为基点，实现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相统一、战略思维与战术思维相衔接、宏观思维与微观思维相一致。离开了这一改革基本规律的指导，改革思维的方法论就失去了根基与指南。
二、以社会为基点实现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的良性互动
纵观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其中贯通一条红线，就是科学处理市场、政府、社会三者的关系。这一关系一直存在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并且支配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但是，人们对这一关系的认识却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的，人们对这一关系的运用也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市场、政府、社会之间的协调互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但是只有当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时，这个必然性的客观逻辑才会充分表现出来。1978年开始的改革是从激发社会活力的需要出发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是改革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中国政府的主动作为，所以，改革从一开始就充分地体现了市场、政府、社会三者的内在关联。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深入推进，市场失灵的现象逐步凸显，进而影响到社会和谐，因而政府的调控作用也自觉地得以逐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场、政府、社会这三个领域的协调互动关系就成为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的基本关系之一。
1．以社会为基点实现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的良性互动，是中国改革实践中一条十分重要的基本规律
什么是改革的基点？就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改革实践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一言以蔽之，社会的发展状况与发展需求是各种改革的基点，更是实现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良性互动的基点。
中国改革实践的基本特点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政府的集中指令式管理转向宏观调控方式，社会结构由城市“单位型”社会、乡村“集体型”社会转向城乡交融的“社区型”的结构多元化社会。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改革的基点定位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重大举措始终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参照系。不管是发展市场经济，还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抑或处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都是以社会的繁荣发展与良性运行为基本指向的。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一直是各种重大改革措施出台的基本支撑点。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改革标准，分别从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人民利益的角度论述，这三个角度实际上是社会状态的三个基本维度或基本指标。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5]370－371这说明，改革开放的基点和目标是落脚到社会状态上，根本要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改革过程中的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可以以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基点得到说明。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更加强调以社会为基点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习近平多次强调，“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2]90，强调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95。所以，在新时代，处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基点，也就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2．以社会为基点实现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的良性互动，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和发展要求
以社会为基点科学处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有效调控作用，是由中国现阶段社会结构的特点决定的。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由改革所推动的社会转型具有时空压缩特征，即传统型社会、现代型社会与后现代型社会的交织与碰撞，这种时空压缩特征表现为中国城乡间、地域间、行业间、阶层间所具有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所以，不管是市场的决定作用，还是政府的调控作用，如果不注意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特点，就可能会产生违背初衷的问题。每一项改革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并存。这种复杂的社会结构，就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来说，会导致市场失灵；就政府的调控作用来说，会导致调控失效。所以，改革的成功推进，就需要准确判断社会结构的特点，就必须以社会结构特点为基点，采取灵活的态度，巧妙运用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达到推进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中国改革40年的实践历程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一方面，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并强调和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理念，强调市场的事要由市场说了算；另一方面，遵循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遵循社会经济生态协调运行规律，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强调以社会为基点实现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的良性互动，让政府调控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下的改革实践活动主动回应中国社会需求、不断满足人民意愿、积极获得社会认同，进而实现社会、市场、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3．以社会为基点实现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的良性互动，体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殊场域下市场、政府、社会的高度统一性
以社会为基点实现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的良性互动，这是40年改革开放实践历程在中国社会这一特殊场域下形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规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75对于这一重大理论观点，以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观之，它深刻体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殊场域下市场、政府、社会的高度统一性。
第一，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调控作用都是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手段和方法，它们最终要满足中国社会需求、获得中国社会认同、满足中国人民意愿。中国的改革是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不是孤立的，它既要牵引带动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体制改革，还要将自身改革成果应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殊场域下，市场、政府、社会具有高度统一性，而以社会为基点实现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的良性互动规律则深刻体现了这三者的统一性。
第二，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调控作用是内在一致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一切经济活动都要遵循以及不能违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包括价值规律、价格规律、供求关系规律、公平竞争规律等，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前提和根本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是政府要依职权对违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一切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即政府既要依法运用行政权力来规范、管理市场秩序，并引导市场主体在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前提下从事经济活动，又要依职权对违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和纠正，还要依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国家战略需求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
第三，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调控作用相互结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发展。以社会为基点实现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良性互动的规律，不仅合乎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而且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逻辑，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强调，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2]95，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需求，是实现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良性互动的基本原则。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最终目标还是要确保改革实践过程和结果的人民性与社会性，即一切改革实践活动都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既要满足人民对高水平物质生活的需求，又要满足人民对社会公正的需求。只有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良性互动，才能培育和缔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推进市场秩序的规范化和政府调控职权的法制化，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进而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三、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路凯歌行进，一路规避风险，一边总结改革经验，一边探索改革规律，其中又一条重要的改革规律，就是实现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的规律。
1．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和反思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和发现的改革规律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历程是在挫折、考验与成就的交织下曲折前行的。现在看来，中国改革创造了诸多成就，但是，历史观之，中国改革在初期也遭受过严重挫折。不过也恰恰是所遭受的挫折反射出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规律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理性。1988年的价格闯关失败就是中国改革所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价格闯关改革虽然初衷是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管理和价格体系模式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9]，但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过于重视改革力度和发展速度，忽视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不仅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抢购风”，而且导致了经济紧缩、腐败滋生、社会不安。经历了“八九风波”，党和人民更加认识到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对于改革推进的重大意义。邓小平在当年就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论断，他曾一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需要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5]284“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这些重要论断都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这一规律的初步探索与阐释。自此，对改革、发展、稳定间关系的理论重视和实践探索成为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关切的重要议题。江泽民在总结改革开放挫折与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他在1994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参加上海代表团的讨论时指出：“改革、发展、稳定，好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棋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他两着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10]这是对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这一改革规律的进一步高度重视以及对其基本内涵的鲜活阐释。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胡锦涛又进一步深刻论述了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这一改革规律在中国改革实践活动中的具体要求，即“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统一”，并告诫全党，“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11]这表明，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对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这一改革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且逐渐具有了运用这一规律进一步解决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高度自觉性，并将其提升为指导改革的战略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改革规律的思想内涵，并将着重点放在了对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这一改革规律的时代新特点和运用新方式的揭示和探索上。讲到稳定，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12]；讲到改革，他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2]71，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71；讲到发展，他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4；讲到三者有机统一，他强调，要依靠改革合力继续探索和发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有机统一的新方法、新思想和平衡点。习近平对改革、发展、稳定的每一项要素都赋予了新时代的新内涵，对三者如何统一提出新要求，把践行这一规律提升到新的历史境界，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一规律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的新特点和新要求。
2．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蕴含着科学的系统特征、辩证性质和历史逻辑
所谓系统特征，就是描述系统运行状况的基本参数。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理解为一个动态的系统演进过程，这个系统过程在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上都存在着三个缺一不可的基本维度，并且形成中国社会系统运行的三个基本支撑点，也是描述社会系统基本特征的基本参数，这就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相对独立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决定着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状态。在社会系统内部，三者的角色功能各有不同却又不能缺失任意一个。其中，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整个系统运行和前行的动力机制；发展既是改革的目的，也是内容和方式，规定着整个系统运行的方向与方式，体现着发展什么与怎样发展；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条件，是整个系统运行的条件保障。如果改革的过程违背了三者有机统一的要求，就会影响改革的实际进程。
所谓辩证性质，是指改革、发展、稳定三者角色各异但相互联系，功能不同但相互支撑，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没有改革，发展和稳定将会失去动力源；没有发展，改革和稳定就会迷失方向和目标；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终将付之一炬。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稳定繁荣与快速发展，发展是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改革来推进的，改革与发展必须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推进并使社会稳定达到更高的水平。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体现在两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任意两个参数之间的关系是辩证关联的。改革与发展，改革与稳定，稳定与发展，它们之间是互相矛盾的关系。要处理好三者的有机统一关系，首先要处理好任意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处理好任意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处理好三者之间有机统一关系的基础。第二个层次，三个基本参数，任何一个变化都以另外两个参数的发展变化作为内容和支撑条件。也就是说，在考虑改革参数设定时，既必须考虑发展的要求，还必须考虑到社会稳定；在考虑发展参数设定时，既必须考虑改革的因素，还应当考虑社会公众的普遍接受程度，及社会稳定需求；在考虑社会稳定状态时，改革与发展因素是要同时考虑的。
所谓历史逻辑，是指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三者的有机统一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和水平，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变动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改革的对象和内容以及主攻目标都有所不同，发展的目标有所不同，社会问题的类型与呈现形式有所不同，所以，改革的举措、发展的方式、稳定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从而导致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的形态有所不同。这既是一个主动作为的过程，也是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更是受社会运动的必然性逻辑支配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主要任务，三者统一的基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逻辑居于基础地位。在中国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社会各领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突出，此时三者统一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逻辑居于基础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成为实现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的新基础。所以，准确地判断历史的条件、发展的问题、人民群众的意愿，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有机统一的前提条件。
3．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的改革规律在新时代的新要求，体现了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指南
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的改革成就与改革考验并存，改革机遇与改革挑战同在。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另一方面，新时代的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区，改革越深入，所面临的顽瘴痼疾越多，所触及的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也越明显。新时代遵循和运用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的规律，要在讲求方法论、探索平衡点、寻找结合点的基础上创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路径。
讲求方法论，就是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方法论，创新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路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改革、发展、发展有机统一规律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的新的存在形式和运用方式，又要加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进而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在正确的方法论基础上不断深化、顺利前行。
探索平衡点，就是“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2]68，创新全面深化改革过程的实现方式。探索平衡点，其本身就提出了在新时代创新全面深化改革的实现方式问题。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积极探索改革与发展、发展与稳定、改革与稳定两两之间的平衡点以及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平衡点。改革与发展之间，要在如何增添发展新动力与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体制改革重大难题之间寻找平衡点；发展与稳定之间，要在如何确保发展速度和质量与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间寻找平衡点；改革与稳定之间，要在确保改革成果能够有效推进社会共同富裕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寻找平衡点。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平衡点，就是要在改革中通过抓住主要矛盾、突破体制难题、凝聚改革合力，来实现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系统的、辩证的统一。
寻找结合点，就是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2]68，创新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实现路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服务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就是力求确保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着人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人民的合理合法利益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深入开展，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之中，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1]103。这不仅可以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过程的人民性价值，而且更可以确保全面深化改革成果的公正性价值，让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绝大多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