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得以运行和发挥功能的体制安排，包括政治制度运行的组成体系、功能结构、工作机制和程序安排。政治体制是对政治制度组成体系、功能结构、工作机制和程序安排的系统性调整，是在现实社会不断发展的客观环境下开展的自觉的政治性活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40年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得以发展完善，国家政治运行日益规范化、法治化、民主化，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结合历次党代会报告作出的重大研判，充分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探索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逻辑理路，总结基本规律和策略经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三方面的拨乱反正，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对内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了相应的探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党的十四大，这一阶段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它经历了一个从构想到实践、从局部到全局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出以下四大特点。

第一，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着眼于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政治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对内改革的关键所在，但党中央并没有忽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而是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中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并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保障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全会指出，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在战略构想的层面开始起步。随后，农业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得以废除，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层面也得到了初步发展。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进程中，邓小平也多次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出发，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1986年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1987年党的十三大直接指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二，改革内容上坚持问题导向优先。在政治体制改革初步探索时期，主要回应的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民主法治冲击，因此充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破解原有政治体制的运行弊端，是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在近15年的初步探索中，党中央针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方案，并对存在严重问题的领域进行大胆突破，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特别是在干部队伍建设、行政体制改革和行政工作方法这三个方面。

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任期作出调整，实现干部队伍的优化。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在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2]，特别提出了要有步骤地和稳定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一讲话实际上开启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随后，历届党代会均对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作出部署和安排。党的十二大强调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度，不设中央主席和地方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建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性机构。党的十三大更加突出法治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重要性，指出要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探索实行党政分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初步构想，要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自此，党政不分的现象被打破，党的领导能力日益凸显，行政部门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行政效率与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行政工作方法方面，更加强调民主集中制。党的十二大提出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党的十三大提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而去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这实际上也开启了探索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改革之路。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探索性、风险性和奠基性。改革具有探索性，主要是在没有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的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地以问题为导向探索改革的可行路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重点强调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构想；党的十二大将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将民主法治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十二届六中全会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其设想和内容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有了系统的整体规划；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可见，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不断探索中得以发展的，呈现出由构想到实践、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特点。改革具有风险性，主要是指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受到各种政治思潮的影响。一部分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停止改革，回到原有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运行模式，倡导议会民主、宪政民主，主张走资本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邓小平首先对第一种思潮进行回应，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160。党的十三大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的自我调整，“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改革具有奠基性，是指这一阶段的改革为后续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方向指导，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进入有目标、有步骤的全面配套改革阶段。

第四，改革趋向于推动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推进民主法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党的十三大将民主和法治同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指出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一时期的党中央保持着政治上的绝对清醒，不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我国着力推动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建设，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地位，为民主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在经历了“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之后，党和国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方式进行了调整，实现稳中有进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在理论层面的探讨更具重要意义，如何有效应对国内外重大形势变化，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不致重蹈苏联覆辙，成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回答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促使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对中国国情的深入思考，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因此更加注重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对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强调上升为战略性建构。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十四大更加明确地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十五大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这一要求直接将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任何超越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都是行不通的。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强调，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那就是不走苏联的“民主化”改革道路，而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更加注重民主法治建设，强调民主集中制，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西方的民主政治区别开来。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这一制度自列宁提出以来，就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突出特征。在这一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完善成为改革的关键领域，这既是由于旧有的政治体制本身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脱节的现象，上下级之间的沟通难以通畅进行，同时也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呼唤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党的十四大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入手，重申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指出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等职能，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一方略的提出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同法治建设的现代化要求有机结合，使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更具中国特色，并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这在党的十六大上发展成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三，更加注重行政机构改革。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要求尽快破除原有的行政弊端，因此行政机构改革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四大指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也是深化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4]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内在决定了要更多运用价格、竞争等手段激发市场经济的运行活力，必须将政府机构的职能从管理转向服务，减少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党的十五大同样将“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党的十六大则在依法治国的要求下，规定“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5]，要切实增强行政机构的法定化，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实现行政机构的规范运作，合理设置机构，优化人员结构，更好发挥法律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作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改革的模式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世纪之交的明确指导思想，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宏观认识和全面部署逐渐深入深化，这大大增强了改革的长远性和前瞻性。从十六大到十八大，政治体制改革在明确的改革方案的指引下稳步前进，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就是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层面来认识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理论成果就是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5]，并首次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5]，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重大发展。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明确改革的指导思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加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凸显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将人民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和最大受益者；强调依法治国，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推动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使法律成为政治生活的根本准则。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既体现了对民主法治的深入理解，也充分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党的十七大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着重强调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注重制度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通过完善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给予明确的规范，有助于化“应然”为“实然”，切实增强政治行为的规范性和正当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推动力。这一时期的改革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注重坚持问题导向和人民立场，敢于破除政治体制中的沉疴顽疾，使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新发展。

第一，更加旗帜鲜明地突出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及各项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加强党的领导是十八大以来民主政治建设最为鲜明的特色。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6]，因此必须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工作，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党建工作，切实提高全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党的十九大指出：“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7]十九大再度重申党的领导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根本保证作用，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加凸显，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发力更加持久、方向更加明确。

第二，整合并加强监督体系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密切相连的就是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这是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管理，才能真正发挥权力为人民服务的功能，实现权力的规范化运行。加强监督体系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人民，坚持人民立场是加强权力制约的根本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要求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指出要充分发挥制度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来进行权力制约，他多次强调要扎紧制度的笼子，通过严格的制度规范，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党的十九大对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要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并在2018年新修订的宪法中增写“监察委员会”一节，充分彰显了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提升党和国家的治理能力，实现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现实应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党的全部工作都是发展经济，而是意味着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全面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176纵观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每一个阶段所突出解决的问题都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呼吁的公平、民主、法治、高效的政治环境，需要在不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得以实现。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新常态下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9]39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这就要求政府真正实现“放管服”的有效结合，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和便利。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发展同向同行，着力解决经济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政治发展问题，满足经济发展的现实诉求。

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对于政治体制的发展变革具有本源性的意义，只有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破除原有的政治模式才能成为一种可能。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进程来看，政治体制的变革总是与经济发展程度保持着一定的关联性，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其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改革环境。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也应适应于经济体制变革的历史趋势，而这种物质性的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社会主义”这一维度来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内在要求着在政治上要实现全体人民的民主与平等，人民能够平等地参与劳动、参与劳动成果的分配，能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获得公平公正的对待，能够参与到社会事务之中，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逻辑，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诉求，即实现更高水平的人民民主，使人民能够以社会人的身份参与到国家发展的各项活动之中。从“市场经济”这一维度来看，市场经济所强调的竞争意识、规则意识、法治意识是一种现代性的价值观念，这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因此这种意识也应当存在于政治发展的过程之中。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其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它内在呈现的思维方式也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须遵从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就必须在政治管理模式方面更加注重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维护和对经济行为过程的规范制约，强调民主与法治，强调社会生活的秩序和规范，为市场经济功能的发挥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自党的十六大提出三者有机统一以来，这始终是指导我国政治实践的根本原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遵循；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便是要在三者的动态变化中不断实现更高水平的统一与平衡。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7]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同样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意志转化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实现“党”的方向与“政”的落实高度一致，切实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现实政治实践来看，我国政治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有着重大差别，在我国的政治语境下，“政治—行政”二分的逻辑并不完全适用，行政的有效落实同样需要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陷入西方民主危机的泥淖。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将人民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立场。政治体制改革要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的权利，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实现人权上的平等，实现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要让人民真正参与到政治事务之中，畅通人民的意见表达渠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民主的发展不能与依法治国相脱节，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修改和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还进行了司法制度改革。中国社会逐步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为改革开放营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10]。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就能顺利发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从宏观上来看，这三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有机统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表现；但就微观而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也成为倒逼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重要内在因素。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就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9]289。

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373。政治体制改革同样要有国际视野，既要独具中国特色，也要进行国际比较，充分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增强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积极借鉴的时代选择。纵观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民主化与全球化是两大突出特点。从民主化方面来看，世界各国不断探索民主政体的发展模式，世界各国都将民主与法治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前提，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充分顺应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不断实现政治体制与人民民主的协调发展。同时，西方民主在近年来也遭遇了重重危机，西方民主的合理性与合法化备受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为一大成功案例，受到世界各国政界与学界的关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也是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历史必然。从全球化方面来看，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使我国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也着力总结了西方主导下的民主化进程与全球化发展中暴露出的一系列本质性矛盾，对西方民主的认识愈发清醒，这使得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融入世界，这既是对世界民主趋势的顺应，更是对当今世界民主问题的有效回应。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是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实践动力。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之初，其主要内容就是针对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进行富有针对性的调整，以满足经济建设的发展诉求。随着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发展，党和国家也日益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绝不仅仅是微观层面的局部调整，而是要从宏观层面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党的十六大以后，制度设计与完善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其目的就是破除以往行政过程中缺乏规范性、程序性的现实弊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主要是回应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重重考验，一方面是要对内发挥政治的为人民服务功能，另一方面是要对外应对来自西方势力的政治进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着力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社会越错综复杂，获致和维持政治共同性就更加依赖于政治体制的作用。”^[11]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这一问题时强调：“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方分化陷阱’。”^[12]这实际上指出了如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政治体制改革既要“破”也要“立”，破除原有的不合理因素，不断补充新的富有时代特点的内容；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持”也要“吸收”，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吸收的是其他国家的有益模式和经验借鉴。这不仅是面向时代问题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也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有效路径。

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面向现实的问题解决，更是面向未来的蓝图规划，这种明确的目标导向是增强政治体制发展前瞻性的重要条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也要将这一目标作为主线，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更好地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优越性。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进行了整体部署，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政治方面要实现“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7]；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7]。政治体制改革要牢牢把握这一目标，面对未来进行整体部署，对改革的阶段、条件、困难和路径进行总体分析，立足现实，把握规律，从理论与现实同时出发，构建符合未来发展趋势、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党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党的领导在政治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同样是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政治要求。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势必要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统一，实现党政二者的有机结合。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5]。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地位，要求实现党领导一切，这就要求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党的领导是对内实现思想统一、对外应对外部考验的根本方法，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各种论点层出不穷。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12]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而空谈政治体制改革，则很容易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和“封闭僵化的老路”，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

在新时代条件下，全面加强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党的领导，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功能，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使党真正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核心和推动力量。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这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理路。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从加强党的建设开始，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党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工作，对改革的总体目标进行全面部署，使改革方向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党要密切关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9]69，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真正发挥党的领导功能。

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者是党领导下的各级行政机关，最终受益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将人民利益作为价值追求，让人民在改革中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当家作主的权利。从社会主义的理论要义出发，这种社会制度形式就是要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政治权利，在政治生活中能够更加充分和真实地进行自我表达。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使人民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才能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13]党的性质和宗旨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为中心来进行改革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样才能突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属性，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情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进程始终坚持巩固人民民主，并且突出了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这既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宝贵经验，也是在新时代继续深入推进政治体制不断变革的有益借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立场也是破除政治体制改革中多重困境的有效方式。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利益主体是多方面的，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1]176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坚持人民立场，通过人民民主的形式保障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14]，而不是将维护个体性的利益作为改革的根本要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再度重申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适应扩大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15]反观西方民主的发展进程，其坚持和维护的始终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权力的制衡更多反映的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而忽略了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因此“民主危机”愈演愈烈，使民主陷入了有名无实的悖论之中。这也启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势，通过改革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真正让人民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真正享受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美好生活。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立足现实的政治实践，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调整，实现改革的纵深发展。一元多向是指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提下，通过确立改革试点积累经验，从多个方向开展改革实践，循序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地逐步实现改革的全面推广。一元多向的优势在于：其一，能够在初试时进行大胆创新，敢于试错，有效地将改革构想转化为现实实践，充分积累经验，能够为改革方案的全面推广提供珍贵的现实资料，同时规避了“颠覆性错误”。邓小平指出：“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1]177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也是遵循改革推进的客观规律，因此要“先从微观改革、局部试验、体制外增量改革开始，逐步过渡到宏观改革、全面推广和体制内存量改革”^[16]。其二，试点虽小，但各种方案能够同时多向展开，能够在微观环境下进行充分的实现，有利于增强改革政策之间的协同性，增强改革合力。多点突破是指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并非单向的运动轨迹，不是简单地自上而下由中央政府推动，也不是单纯的由基层和地方政府进行民主实验后再逐步向更大范围推广并逐级向上实行，而是呈现多向多点突破的路径特点，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中间突破向上下两端延伸的良性结合，是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与文化建设并举的发展之路。^[17]多点突破的优势在于有效打破了单向推进的传递障碍，构筑起上下联动、信息交互的改革通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要将“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这更是指明了推进改革的有效路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应对多重问题、力求最大收益的系统性工程，解决系统性问题就要统筹各方力量，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发力、多重困境协调解决，实现应然与实然的有机统一，通过形成改革合力，有效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力来源是现实的诉求和未来的呼唤，因此要将问题解决和目标实现统一起来，在解决现实困境中实现对应然状态的不懈追求。

第一，坚持民主理想。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早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便明确提出：“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3]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人民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需要不断完善民主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要清楚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受益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必须使人民群众能够自觉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尊重人民群众应有的政治权利，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对于民主理想的坚持主要通过完善民主制度来实现，要更加注重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

第二，考虑利益预期。邓小平曾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227这实际上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充分考虑成果受益，要在最大程度上将改革成果做大。这种受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收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向同行，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为优质的政治生态，有效激活经济发展动能，因此要从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构角度出发，不断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收益。从国家角度来看，政治体制改革使各部门各司其职、依法行政，有效实现了国家政局的稳定；从人民角度来看，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和办事能力有所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显著增强，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和认可也随之提升，这也有利于构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关系，实现社会稳定。

第三，树立危机意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既要着眼未来，也要立足当下，切实增强对现实问题的研判，根据实际状况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内容、策略进行及时调整，集中力量破解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是威胁到政治发展的巨大危机。^[18]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的领导者必须站在全局的角度统揽改革事业、协调各方利益，充分认识到当前政治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瓶颈，认识到改革攻坚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善于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形成改革合力，增强改革的实效性，为改革目标的实现做好充足的现实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