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特点和历史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同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多样性和生动性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一般性同特殊性的关系。它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4]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还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宗旨、担当责任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并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所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其中，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和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实践主题是一致的。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问题。
一、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确立的历史前提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文化落后，国弱民穷。面对这一困境，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中国封建王朝对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辱的有效武器，所以先进的中国人在寻找救国救民出路的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在那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目中，“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5]1470，“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5]1469。
近代以来的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积极而虔诚，学习的内容也相当全面，从生产技术到思想文化，再到社会制度，并且逐步深入。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种种努力，特别是学来的救国救民的种种方案，都以失败告终。对此，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5]1513－1514“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5]1470面对这种困境，先进的中国人继续上下求索救国救民之路，并最终引进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引进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既是在其他种种救国方案都行不通的情况下的选择，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有直接的关联。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形式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危机，使不少中国人产生了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怀疑。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必然对中国革命产生深刻影响。它在革命的方向和革命的方法上，给予正在黑暗中摸索苦斗的中国人以榜样力量，也给予先进的中国人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为其送来了革命的精神武装，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进而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及其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5]1471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纷然杂陈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学习研究和反复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开始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命运，来探求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后来的实践证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5]1516“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5]1470
显然，近代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是确立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历史前提。
二、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确立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6]342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将其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在实践中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因而实际上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此，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7]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是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总和。而基本国情则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是当时中国的最大实际和基本国情。认清这一特殊国情，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
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的，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来加以运用的。如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不能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仍然是不可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就不可能完成救亡图存、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这些复杂的问题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基本国情来看，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制度，由此产生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步骤、对象和主要斗争形式等问题。二是从社会阶级力量构成来看，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不多但却具有许多特殊的优点；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两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又具有两面性，即革命性和软弱性。中国的社会力量构成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即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力量又是“中间弱、两头强”，即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力量较弱，而无产阶级战斗力很强，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力量很强，由此产生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和动力问题。三是从革命道路的选择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面对的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人口，以及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根深蒂固的社会影响，又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由此产生了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问题。
上述这些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种种问题，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国情所带来的和所决定的，都是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能否正确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考验。如果不能正确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面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也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而只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积极探索，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制定出一整套能够指引中国革命胜利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探索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既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中国革命道路，也一度发生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要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时，就在客观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在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的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是实现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关键所在。
三、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成功实现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逐步认识到：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演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是造成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祸害的总根源；封建主义是中国最落后最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封闭和落后；封建势力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帝国主义以封建势力为其在中国统治的基础，二者相互勾结还催生了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由此构成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它们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华民族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根本的政治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奠定根本的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只能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5]1254这就明确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步骤和前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在认清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步骤和前途并明确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实践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各种脱离实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探索和回答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在革命道路问题上，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对城市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在革命纲领问题上，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其政治纲领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即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其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其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革命的基本经验总结上，提出和系统阐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并将其作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以及如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苦探索，从理论和实践上正确回答和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从而成功实现了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围绕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所进行的理论创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建国理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实现多方面展开进而达到成熟，并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6]346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又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开始转向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改革开放后开辟和不断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显然，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在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最终确立和成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成功开启和逐步推进的，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同“左”倾教条主义倾向进行斗争并取得全党共识的情况下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进行正确回答的客观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条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推进的主观条件；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条件、必然要求和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必然产生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发展并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完全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