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当代乡村治理研究*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 into Contemporary Rural Governance
编委: 牟世晶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作者简介] 刘月霞,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鲁晨,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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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月霞, 鲁晨.
Liu Yuexia, Lu Chen.
2017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该《意见》指出,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滋养“不虚、不私、不妄”的真情,以古代典籍中的典故、名句讲述治国理政的道理,并要求“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中华传统美德植根于乡土社会,蕴含崇德向善的力量,发挥着伦理教化与道德引领作用,是当代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
一、中华传统美德的乡村治理功能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它以是非、善恶、荣辱等观念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促进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稳定与和谐。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积淀形成的,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孝慈友恭、讲信修睦的人伦规范,厚德载物、自律恕人的包容情怀,贵和持中、崇礼尚义的处事原则,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人合一、仁爱万物的生态智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等等,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蕴含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能够为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和方法借鉴,是当代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具有塑造价值观、调节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功能。
1.价值观塑造功能
乡村治理过程是人与人、人与群体关系的协调过程,这些社会关系的调整是通过社会规范进行的。社会规范由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组成,表现为行为规矩和准则。道德规范反映群体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道德资源。中华传统美德植根于乡土社会,深深烙印于乡规民约,融入家风家训,体现于社会大众广泛认同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之中,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发挥着价值整合与价值观塑造的作用。其特有的信念、向往、追求、情操等文化因子和人文内涵,塑造着广大乡民的价值观,维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引领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当代乡村建设面临着挑战与冲击,激活中华传统美德的价值观塑造功能,是提升当代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当代乡村治理的重要任务。
2.利益调节功能
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乡村治理的过程就是对村民利益诉求的协调过程。不同主体的利益追求不同,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就需要调整个人利益诉求甚至牺牲自我利益。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崇礼尚义、以义制利、重义轻利等美德,倡导人们不计名利得失、关爱他人,以牺牲小我利益成全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是调节利益关系的重要价值取向。在当代乡村治理中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人人践行传统美德,就会少争夺而多祥和,为乡村建设营造向上向善的氛围,提供向上向善的动力之源。
3.矛盾化解功能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部署,为乡村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阶层分化的深化变革,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中的多发性、多样性、复杂性矛盾依然存在。从性质上看,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非对抗性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曾说:“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4]而这些“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其实就是道德的方法,就是用道德的方法去化解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这正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功能。中华传统美德所包含的孝慈友恭、讲信修睦的人伦规范,厚德载物、自律恕人的包容情怀,贵和持中、崇礼尚义的处事原则,等等,可以有效化解矛盾冲突,促进乡村社会的协调发展,助推乡村社会和谐发展。
4.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功能
中华传统美德可以促进乡村经济进步,推进乡村政治建设,保证乡村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华传统美德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华传统美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调节着社会关系,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第二,中华传统美德是乡村政治建设的润滑剂。广大乡民的道德修养影响着他们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和对制度安排的满意度,当他们具有较高的合作意识、责任意识、权利意识、主体意识时,就能将尊重原则、自主原则、宽容原则、适度原则、诚信原则、互助原则等外在道德要求转化为内心的道德法则,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事务,推动乡村治理。第三,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传统美德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发挥的程度、广度,直接关乎乡村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关涉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关系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华传统美德融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
伴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生活空间的扩大,现代性因素的全方位融入,乡村的经济结构与生活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乡村治理面临新挑战。
1.精神家园失落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文化繁荣、道德进步并未同步跟进,乡村传统文化遭到破坏,精神家园失落。第一,作为传统美德载体和呈现符号的古村落、古建筑被现代的钢筋水泥建筑替代,古村落建筑的差异性、丰富性逐渐消失殆尽,蕴含于其中的精神文化不断流失。第二,作为传统美德传承形式的庙会等文化节日,时常充斥着粗俗表演,其所蕴含的庄重的道德内涵渐行渐远。第三,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市场经济模式带来的冲击和生存压力,迫使大量农村青壮年走向城市,出现了“空心村”等现象,“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生活场景渐渐消失。正如赵德余所说:“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优良精神品质正在面临退化的风险,而这种精神生活曾经激励了几代乡村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如今,进取的公共精神弱化的风险对于未来乡土中国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5]
2.生活共同体的解体
在按照血缘和亲情建立的熟人社会中,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乡民们形成了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协调社会关系,维持乡村秩序,追求孝悌仁爱、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形成具有共同文化基础、共同价值追求的生活共同体。而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双重冲击下,乡民的空间流动性增强,乡村生活共同体日渐解体,共同的道德规范逐渐弱化。
3.乡民对现代治理制度的认同度不高
当前,乡民的生活生产方式还保留了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和样态,对中华传统美德在调整社会关系、维护乡村秩序方面的作用具有较高的认同度,但对程序化的现代治理制度的认同度则较低。乡民们更希望通过软性力量约束实现社会善治,对现代制度规范存在抵触情绪。此外,传统社会中的法治建设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任务,因为广大乡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权利意识、法律意识、法治观念还比较薄弱。即使有针对乡村治理的硬性制度规定,也因乡村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利益冲突、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束缚而导致其治理功能大打折扣。
三、中华传统美德融入乡村治理的可行性
尽管中华传统美德在当代乡村治理中遭遇上述困境,但我国社会的乡土特征还很突出,尽管“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以农业的工业技术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为基本内容的乡村社会变迁。但是,这一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乡土特性,乡村仍然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的根基所在”[6]。中华传统美德融入乡村治理,继续发挥价值观塑造、利益调节、矛盾化解、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功能的根基还在。因此,有必要根据乡村实际,促进中华传统美德资源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正如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7]
1.中华传统美德融入乡村治理便于民众接受
乡村治理的主题和根本目的之一是构建乡村的和谐秩序。道德规范作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约束力量,是依靠理想信念、责任感、荣辱观、价值观等作用于人及其对各种关系的自我规范和调整。这种软约束因其突出的以人为本的特征、浓厚的人情味而具有更普遍、更持久、更具亲和力的治理实效。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8]
2.中华传统美德融入乡村治理的成本更低
梁漱溟曾经指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体,中国的文化、法制、礼俗、工商业等,无不“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9]乡村是中华传统美德生发和孕育的根基,也是传统美德不断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域。中华传统美德是维系乡情、寄托乡愁、联结故土的精神纽带,是乡民的精神家园所在,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一直对乡村治理发挥着非制度性规范的作用。在当代乡村,乡土乡情依然“在场”,传统美德融入乡村社会治理更符合中国乡村实际,没有中间环节,更直接,治理成本更低。
3.中华传统美德的治理功能更积极、有效、稳定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在自身的长期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植根于乡村、发展于乡村,是逐步累积下来的宝贵财富,借助于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与内心信念等形式,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种软约束往往因其特有的亲和力更易于被广大乡民接受,具有积极的、持久的、稳定的治理功能。
4.中华传统美德蕴含丰富的治理经验
5.中华传统美德融入乡村治理与当代乡民的心理需求相契合
当代乡民虽然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却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互助,乡情日渐淡薄,其幸福感也因此而大打折扣。尤其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虽然身在城市,但在城市安顿的仅仅是身体。城市提供的仅仅是工作,农民工的精神和心灵则无处安放。中华传统美德融入乡村治理,能够为乡民提供精神归宿和心理支持。
四、中华传统美德融入乡村治理的路径
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当代乡村治理,需要做好道德文化资源的整合、基层干部的道德考评、传播媒介的拓宽、乡规民约的优化、新乡贤的重塑等工作。
1.整合道德文化资源
《礼记·王制》有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张畯、刘晓乾在《黄土地的变迁:以西北边陲种田乡为例》中说:“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在前人所创造的文化模式下开始生活的,没有前人创造的文化即传统文化,个人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人们只有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文化。”[12]乡村有自己独特的道德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民居建筑、地方民俗、传统节日、生活样态等。无论社会进步到何等程度,都需要尊重乡村传统美德并加强对其资源的发掘、整理和保护,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道德文化体系,以继续发挥其价值塑造、利益调节、矛盾化解等作用。具体而言,第一,对历史悠久、特色鲜明、时代价值凸显的道德文化资源,如古村落、古建筑、历史遗迹、传统节日、地方民俗等,制定专门的保护制度,以生动具体、感性直观的形式,延续其对基层民众的教化作用。第二,借鉴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挖掘整理散落在民间的传统美德资源,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当代乡村治理提供精神支持和方向引领。第三,建立科学的道德文化传承人制度,定期举办各种民间特色文化活动,保证传统道德文化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提升地方发展层次,巩固乡村治理成果。
2.完善基层干部的道德评价机制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13]完善基层干部的道德评价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基层干部的考评体系中增设道德考评内容,加大考评体系中道德文化建设所占比重,从质和量两个层面为基层干部自身的道德素质提升以及当地的道德文化建设保驾护航,切实打造一支具有道德引领、行为示范作用的乡村基层干部队伍,加快乡村道德建设。第二,建立对基层干部的教育监督机制,通过经常性教育,把历史和现实中“为政以德”的鲜活事例内化为他们的执政信念,外化为他们的行为指导。同时,还要建立监督机制,使权力的运用合规合理,真正发挥基层干部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头雁作用。
3.拓展媒介传播渠道
根据实际情况,创新符合实际需求的舆论载体,创造有地方特色的善治模式。《功德录》模式便是生动说明。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岗上村,人人都是善行的实践者,又是善行的发现者、记录者。无论是见义勇为的大事,还是义务扫雪等日常生活小事,只要是善举,只要被发现,都会被写进《功德录》,都会被广播。为了铭记模范事迹,在更大范围内表彰善行、传播义举、教育后代,岗上村投资4万余元建了一座“功德碑”,碑上铭刻的是从《功德录》中甄选出的56个先进人物和22件感人事迹;还投资30余万元修建了3个“功德牌坊”,把突出的事迹、先进的典型刻在其上,让老百姓目之所及、耳之所听的都是善行义举、道德楷模,以此发挥好先进典型的辐射、示范、引领作用。
4.优化乡规民约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乡规民约,适应了农村乡土社会的特征,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14]乡规民约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定,具有浓厚的道德意蕴、鲜明的治理特色,成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手段。河北省石家庄市岗上村的实践探索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可参照的样本。岗上村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制定了《岗上村村规民约》,内容涵盖环境整治、家庭和谐、邻里关系、村风民俗、精神文明建设、治安管理等。《岗上村村规民约》注重吸取淳朴善良、勤劳坚韧、尊老爱幼、热情本分、崇尚礼仪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优良风俗习惯,反映了广大村民的良好愿望,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评判行为善恶的标准。如今,遵守《岗上村村规民约》已然成为岗上人的自觉行为。该《村规民约》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村民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意识,形成了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勤俭孝敬的新风尚。
5.重塑新乡贤,形成集能力与道德感召力于一体的乡村治理领军队伍
相对于普通村民而言,乡贤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丰富的人生阅历、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为广大村民所理解、尊重与信赖。他们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个人修养等对村民具有较强的示范引领作用。当代新乡贤一方面具有传统乡贤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又具有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知识、新技能、新思维,是乡村发展的引领者、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培育新乡贤,就需要做好顶层设计:第一,为新乡贤在乡村施展才华搭建平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使其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带动乡村整体发展;第二,打造新乡贤教育平台,不断激发新乡贤的道德感和使命感,使其所具有的文化程度较高、思维较开阔、技能较完善、人格较高尚、责任担当意识较强等优势与治理家乡的热情结合起来,全身心投入美丽家园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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