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为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繁荣明确了共同的价值坐标。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之后，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的辐射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不断加速。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必须"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但着眼现实，我们也不应否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理念向世界各国的准确有效传播任重道远。在其构建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如何进行文化交流，如何理解"他者"又如何被"他者"所理解，如何进行价值观的对话，如何与"他者"建立命运与共的信任，都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就显得更为重要。"从学理上说，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它的'跨文化’"[2]，即研究的主要问题正是我们与"他者"如何平等交流。因此，以跨文化传播的视野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层面的构建，符合国际复杂局势和人类进行平等文化交流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效性。
一、儒释道会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传统文化印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包容、开放、互通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曾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开展同域外民族的交往和文化交流，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新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而向前追溯，这一理念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儒释道三者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共识，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所蕴含的深刻文化印记。
1．儒家文化：宣德怀柔的"天下观"
以儒学为主的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态度曾深刻影响我国对待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与交往形式。其中，宣德怀柔的"天下观"是最典型的话语体系。何为天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既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地理空间的想象，又指理性森严的伦理秩序。"[3]66
宣德怀柔的"天下观"在历史上曾建构了中华文明的共同体认同，很好地处理了中华民族与周边族群的文化差异和对外关系问题，深刻影响着2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文明体系的选择，开创了中国传统社会在长期和平安定中取得繁荣发展的局面。在"天下观"的认知中，文化高于种族、天下高于国家、大同是世界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4]"天下观"强调以中华文化价值体为中心的同心圆世界，以内心的归属和道德的感化为标准，向外无限延展文化空间的范围及容量。所谓"得天下"不是以获得的土地数量为依据，而是指取得了"他者"的文化价值认同，在这一共同的文化认同中，敌人与伙伴、仇视与合作、逐利与共赢等等关系皆可相互转化，最终达至"协和万邦"的境界和"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效果。
儒家的对外政策主张强而好礼、富而不骄，反对掠夺财富、侵占土地，始终本着安边为本、睦邻为贵的原则处理与周边族群的关系，这种兼济天下的思想与近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西方思想截然不同。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以军事为后盾向外扩张的方式有所不同，中华帝国是以文化为中心将四边向内凝聚。"[3]68这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强大的文化包容性的来源。在当前国际局势和世界潮流的新形势下，宣德怀柔的"天下观"也成为为全人类的成果共享、合作共赢、利益共通、命运与共贡献具有中国智慧的新型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2．道家文化：大公无私的"玄同观"
"玄同"是《道德经》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5]10。"玄同"最初是老子对人生、社会发展作出的一个理想规划，代表一种人生境界，也是社会发展的美好状态。道家文化的继承者们都秉承了"玄同"所具有的独到理论价值和老子最初的理念，继续发挥"玄同"的文化精神和内在意涵，在探索中形成了道家文化的一朵"玄同"思想奇葩。
老子倡导的大公无私要求收敛个人意志和欲望、回归无为的本性，做到"天下浑其心"，即天下人都摒弃"我者"和"他者"的私心杂念，回归到质朴与纯粹。"大道行世，天下为公"是道家最基本的理念，《吕氏春秋·贵公》称赞老子的思想为"至公"，非至公，则不足以治理天下。《道德经》明确提出："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5]10能够治天下之人一定视天下如一身，在为天下中忘身无身。玄同境界是没有"我者"和"他者"之别，唯"大公"方可玄同。正如王中江所指出的："道家以'无为’观念为核心的治道，具有历史和传统的渊源，它同所说的作为远古治道而存在的'垂拱之治’具有内在联系。"[6]推而言之，老子治道以无为而治为标识，其实现路径正是大公无私的"玄同观"。"玄同"是解开老子治道的一把钥匙，促进当今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要精神资源。
"玄同观"是为了天下大治，其思想为后人所传承和履践。它既高扬了人类的善性，也传达出国与国之间乃至全人类彼此之间应有的共处之道，描绘了人类"玄同"世界的美好未来。"玄同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智慧渊源。习近平于2015年9月28日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呼吁世界各国遵循合作共赢理念，来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心"一词包含道家所倡导的"为天下浑其心"的"玄同"，高屋建瓴地展现出谋求人类共同发展的博大胸怀。
3．佛学文化：缘起共生的"依存观"
在我国的文化史中，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输入，一次是古代印度佛学的传入，一次是后来的西学东渐。在从汉到唐大约八个世纪的漫长过程中，佛学历经了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冲突与磨合的动态过程，最终完成了融合。
"缘起"是佛学的立论基石。佛学认为，一切生命皆为共同体，万物相依相存，诸法缘起。所有一切法，包括人类在内，都是缘起。佛法认为，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是主因，缘是外缘，指各种各样的外部条件。比如，一棵树，树的种子是因，除树种外，还必须将树种埋在土壤中，在水分、温度、阳光等各种条件的和合之下，才能长成大树。一切法，都在这样因缘和合的条件下被创造出来。《杂阿含经》卷第十中提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有此物方有彼物，这个物消亡，那个物也就不复存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一体关系，就是"我即众生，众生即我"的同体关系，就是要帮助他人"修善"。从这个角度来讲，缘起共生的"依存观"本身正包含着某种意义上"命运共同"的内容。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序言》，以人类命运共存共荣为中国人的崇高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容非常博大，而佛学的整个三藏十二部经典也几乎都在谈论类似问题。佛的第一觉悟就是缘起关系，所有人之间是共生依存的关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应当在保持各自的个性与特殊性、坚持相互尊重和必要的原则的同时，培植和提高人类共同体意识，强调彼此的共性、统一性，推进彼此和平协作、"会通圆融"，以达到共同发展和提高。
儒释道的合一是古代世界与中国的一种跨文化传播，儒释道三家融合共通后构建了信仰与文明共同体的社会实践。佛学由印度传入后，主动适应中国社会并从分裂动荡中找到与儒、道相融互补的空间。道家在其发展成形的过程中受到儒家和佛学思想的深远影响，直至北宋时期，将儒家辅国救世的理念与佛学悲天悯人的情怀融入道家观念之中。在这场历时千年的跨文化融合过程中，无论政权如何更替、社会如何变换，儒释道三者在融通的过程中都建立了彼此间的统一价值。把儒释道会通的传承精神凝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核之中，便不难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拥有跨文化传播的包容性文化基因，可以为世界文明的融合发展贡献出非凡力量。
二、传播互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
党的十八大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追求建立新时代国际政治关系的崭新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国与国之间尚欠缺"命运共同体"意识，特别是文化领域的严重分歧仍阻碍着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共赢。要走出上述困境，就应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以传播互通为基础，遵循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为内核，以最广泛的包容性来汲取优秀外来文化，不断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做到差异共生，进而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新模式。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基本遵循
1．遵循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
"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文化要素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的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解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7]文化传播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该过程既说明不同文化价值的互补性，又说明不同文化之间内容的兼容性，文化传播的过程始终遵循着由表层向深层循序渐进的基本规律，且文化载体对文化的传播有着重大的影响。
文化有不同的层次。概而述之，可分为"道"文化与"器"文化。"器"文化是具体的文化，它是文化的物化形式；"道"文化是抽象的高层次文化，是文化的精神内核。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器"文化往往比"道"文化更早、更易被接受，而纯粹的"道"文化则往往表现出排他性，其文化观念、思维原则和价值观念难以被普遍认同。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过程中，要遵循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以"器"文化的交流为开端，辅之以"物化"的文化载体，先通过影视、纪录片、展览、图书、文体赛事等文化产品开展信息交流与合作，再逐步发展为更为直接的"人化"载体，最后进行思想与精神世界的深度交流融合。
2．立足于独具魅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的输出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出口，要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不断提高、扩大中华民族的世界文化影响力，就必须立足于独具魅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深度挖掘，掌握文化话语的主动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自信不是无根的浮萍，而是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供给和滋养，并融合外来文化传统，因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积淀了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文化理论和价值观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强调始终从中华民族最深沉精神追求的深度看待优秀传统文化，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8]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攻坚期的实际，借鉴吸收并改造融合外来优秀文化，其鲜明的文化成果集中表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往往随社会实践而升华，其中不乏与当代世界共同利益相吻合的价值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共同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首先要与其他国家同频共振、传播互通、吐故纳新，然后在历史进步中推动文化进步，再被全球共同吸收借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彰显无比鲜活的创造力、生命力。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与解读
中国的第一期文化开放融合是儒释道的"会通合一"，第二期文化开放融合是近现代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第三期文化开放融合将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以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模式(下文简称"构建模式")来清晰呈现文化构建的全过程(见图1)：立足于独具魅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儒道释合一的中华优秀文化为精神内核，吸收世界五大洲优秀文明，与其他文明兼容并蓄、传播互通，最终以新型的包容性文化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图1
1．以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汲取全球文明的营养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包容和融合其他文化，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及"协同万邦"的愿景十分契合。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浸润着全人类共同的智慧文化基因，要演绎好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份气势恢宏的"曲谱"，必须以中华传统文化最广阔的包容性汲取全球五大洲文明的营养，在全球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合作意识和融合意识。
跨文化传播与合作是循序渐进的增量过程，也是从量变走向质变的飞跃过程。一方面，传统文化本身的柔韧性在具体实践中得到极大的体现，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实现共通的过程中，从最初的接触上升为包容性传播，从传播深化为沟通理解，从沟通达到融合吸收，继而产生真正的共同体。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独特的包容性具有创新基因，必将推动形成一种新型的文明范式，这种范式既保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兼收并蓄，又呈现出生命力极强的全新面貌。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儒释道三者的会通及现代性的再阐释，挖掘了古代传统思想中蕴含的现代性基因和潜能，并通过包容吸收全球文明的营养，上升为全新的世界发展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构建模式中，各民族文化都处于社会和自然历史双重互动之中，每个民族都期待能够扬长避短、借鉴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发展开放性的自身民族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在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质的同时，吸收和借鉴的应该是外来文化中的适宜部分。"知人"与"审己"、扬弃与吸收要相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同时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要避免文化进化主义，又称文化虚无主义即全盘西化。二是要避免文化部落主义，也可以称为文化复古主义。上述两种文化倾向都是片面对待外来文化和民族自身文化的结果。历史证明，不论是丢弃了自身的文化传统、盲目接受外来文化，还是故步自封，文化发展都会陷入危机而无法自拔。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必须充分保持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特性，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传统的精华，相互协调，合作共赢，有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2．以"对话式思维"扭转"他者"的文化隐喻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存在这样一种论调：西方属于现代，象征着文明、发达、民主；中国属于传统，代表着落后、贫穷、封闭。在这种错误观念的诱导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致力于全人类参与的构建、共享、共赢的价值导向，成为某些西方媒体和学者笔下的"民族主义"和"中国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在西方强烈的固有意识形态中被衍化为作为文化隐喻的"他者"。在此状况下，只有以跨文化传播的视域，以文化互通为考量，以对话式文明思路逐步解决人类不同文化差异化并存的现实问题，才能在根本上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进一步回应建构人类命运共体这一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
在构建模式中，对话式文明的本质就是双方在保留自我特点的同时对"他者"进行吸纳融合，文明可以通过吸收新鲜血液实现自我更新、壮大和发展。首先，在尊重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致力于打造可持续的人类文明对话模式。一方面这需要我们去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明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这也需要世界其他文明理解和尊重中国文化精神。塑造共存、共建、共享的人类共同文化价值观念，逐渐形成超越民族和国家视野的共存共生的现代性文明，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奠定基础。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文明间的对话促进交流与融合。文明是人类自身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产物，由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决定。"文明冲突论"之类的论调忽视了文化之间对话融合的可能，仅仅着眼于因差异带来的对抗和冲突。相应地，只有通过文明间的对话，才会形成避免文明之间对立、对抗和冲突的有效途径，进而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可能。
3．以跨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事实上，伴随着国家间的交往，跨文化传播在多民族地区已经存在了150余年，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互通作为一种历史的、跨文化的现象，打破了国内和国际受众的界限，即形成"内宣的外宣化"。[10]因此，中国的新闻话语体系要吸引的不只是国内受众，还有全球受众。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我国提出的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宏大叙事，其文化构建离不开国际跨文化传播的中国声音。随着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日趋扩大，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直接影响着全人类的共同选择。
在具体实践层面，我们要重视三个问题：当代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共性是什么？不同国家文化价值的内核具有哪些个性？如何完成"走出去"，形成有效的影响力？因此，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应最大限度突破本土文化，将自身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在深入了解相异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首先，要正视全人类的共性，在超越个别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条件的高度上，着眼于价值层面，扩展文化的共性，最终构建起全人类层面上的文化共同性。其次，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就必须考虑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要尊重其他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坚持差异共生的基本准则，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感知度、认可度。最后，要实行针对性的对外传播战略。成功的跨文化传播战略建立在对差异化现状的透彻分析之上，采取因对象而异的方法。在不改变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本质的基础上，借鉴西方传播的话语策略和技巧，在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中既坚持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潮流与标准，实现"中国故事，国际叙述"的传播模式。也就是说，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跨文化传播而言，因地制宜才是最有效果的传播方式。用外国受众可接受、可理解的方式，实现中华文化内容的有效表达，促使中国文化以多样化的话语思维和表达习惯全面贴近全球受众。
1795年，哲学家康德写下了《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他在书中坚信日益密集的跨文化交流有潜力创建一种新的世界性情感，这种情感建立在相互理解、包容和尊重的基础上。构建模式中最终呈现的包容性文化，正印证了康德笔下的新的世界共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构建形成了文化根基。
三、回溯、当下、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现实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新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其文化构建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对现存文化霸权与国家霸权主义的重新审视和坚决抵制，是对当下不同文明冲突矛盾的有效调和，更是对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前瞻性预判。在吸收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宝藏的基础之上，要以回溯历史、着眼当下、展望未来三个维度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现实价值。
1．回溯：彻底颠覆西方惯有的霸权思想
霸权主义的思维模式几乎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文化霸权作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变种，实质上是霸权主义在文化领域的突出反映。文化霸权主要指在国际交往中，一些国家利用自身优势进行文化扩张，把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别国，从文化上完成对别国的控制。
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获取世界霸主地位，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等以"普世"之名推向世界。这实质上还是从西方的视角、以霸权的思维解决全球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纷争。在这种视野下，西方文明成为标准和中心，中国的和平崛起被看作新一轮的霸权侵略，被看成世界和平发展的威胁。长久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站在"人权高于主权"的道德制高点上，在意识形态的偏见的驱动下，利用国际话语霸权贬损和攻击中国，将我国的行为举止透过"变色镜"进行审视，恶意丑化污蔑中华文明。
中国在联合国发言中明确表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11]在人类不同文明交流与碰撞过程中，西方国家要放弃文化帝国主义心态，各民族都要抛弃各自的"文化中心主义"主张。这是一种超越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全球价值观"，是对西方"单一中心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超越，是对现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坚决抵制，并将最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的事实击溃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及其蜚语恶言。
2．当下：有效调和当代文明冲突与国家矛盾
事实上，差异存在于任何事物之间。文化作为一个差异性与多元性延伸并存的有机体，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惯常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形态中固有差异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出现互斥和不相适应的问题。但西方文明一贯以带有歧视的优越性看待文明差异，主张"化异为己"，即把异质文明同质化。在此过程中，西方世界甚至错误地采用暴力手段打压异己，给世界文明的大发展乃至世界和平带来阻碍和动荡。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多种文明如何相处，关键在于究竟以何种文明观作为基础建立国际秩序。
3．展望：做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选择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16]历史反复证明，文化霸权无法解决文化间因差异而产生的问题，更不能给人类文明带来发展。"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8]58作为对中国文明观和交往观的重大宣示和深刻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的发展理念契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正义的思想，以超拔的理想高度和深厚的现实基础将全人类的命运紧密地连接起来。它站在人类命运与人类解放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索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之路。以文化入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构建平等包容性世界文化秩序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尊重世界各国多样性，倡导包容平等、合作共赢的发展，跨越民族界限，超越意识形态樊篱。这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作出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8]11当代中国人在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的同时，更应该站在全球发展战略角度，思考跨文化传播在国际大环境中的全新定位，对人类共同选择的内涵和外延有更深入的把握，为今后文化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思路和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