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视觉文化的哲学研究渐趋成为时尚。视觉文化的核心范畴为“视觉”和“图像”，它是以现代媒体和互联网为技术支撑与传输平台，围绕图像来表达、生成和建构意义的价值实践活动。伴随当代影视文化的快速发展与高度繁荣，大众的精神生活日趋丰富多彩且呈现出对于视觉化、图像化作品的高度依赖。在生活世界日益图像化的背景下，作为传播符号的图像的功能也随之不断更新、不断拓展，超越甚至取代文本而成为价值传播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手段。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内，批判性地反思和评价图像的价值传播功能，明确图像传播与文本传播之间的复杂关联，把握图像在价值传播方面的独到优势及其不足之处，对于新时代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扩展、充实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努力提升各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说，图像主要涵盖图画、影像和景象三种基本类型。^[1]所谓图画就是用线条或色彩描绘出来的特定形象，如人们常见的素描、油画或版画等。影像主要是借助绘画或拍摄的方式保留下来的人或物的形象，既有静态的黑白或彩色相片，也包括动态的影视故事或历史资料。景象多指自然景色(景观)或对于特定场景的空间描述。按照叙事学的阐释框架，图像被归入叙事学的范畴，称为图像叙事。图像叙事同文本叙事一样，乃是作为表达、传播、确定乃至创造文化价值的媒介，是一种特定的意义符号系统。任何“叙事”都是讲故事，故事之所以被“讲述”，目的是要获得听众对特定事件的了解、对某种价值理念的理解和认同。这里的“讲述”就是传播过程。文本是一种特定的符号系统，作为沟通思想感情和价值传承的载体，用以表达(讲述)人类的所思所想。图像同样是特殊的信息符号系统，发挥着类似于语言文字的某种“讲述”功能。不过图像叙事较之文本叙事的优势在于，它祛除了文本的严肃、刻板、抽象的冷峻面孔，代之以轻松、活泼、丰富的视觉元素，在娱乐状态下持续刺激受众的思维，激活其视觉快感和瞬间体验，引发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创新思维，通过调动视觉和触觉的全方位认知，消除“讲述者”与“受众”之间的理解鸿沟，引导受众身临其境般对故事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和体验。

考古研究发现，图画(图形)是比文字更早的信息符号。例如，在我国古老的《易经》文化中，先民用阳爻(——)和阳爻(— —)及其不同的组合，建立起八卦模型和六十四卦全景图，即以“象”“图像”“图形”等简洁形式，揭示对日常生活和宇宙规律的领悟。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洞穴壁画，均以直观具体、生动形象的特点反映和记录着人类的早期生活。图画(图形)中的点、线、面、颜色及其结构样式，人物、景象、动作等视觉元素，隐藏着以形象思维所表达的“道”和“理”，向受众(观看者)传递特定的信息内涵。后来，随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升以及文字的普遍应用，文本叙事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导工具。在米尔佐夫看来，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形成了一种凸显文本叙事、贬抑乃至否定图像叙事的理性主义传统。当今世界，后现代文化对图像的重新关注和重视与信息技术和影视文化的突飞猛进是分不开的，这无疑是对以往理性主义偏执的纠正和超越。^[2]就人类认知规律来看，必定是先接触有形的、可见的、可触及的物质世界，看到实物及其外形之后，才能真正学会分辨万物，而后在读书学习中逐渐领悟抽象思维的意义。承认文本思想的深刻性和价值内涵，也就必须肯定图像存在的先决性和基础性，承认图像的价值承载能力和价值导向性。二者是人类认知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存在。

与图画不同，影像侧重图形的动态变化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人类精神生活，都具有变动不居的“动态有机性”特征。影像不仅接近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且以真假互动、虚实结合、远近呼应的艺术化处理方式，满足观看者“求真”“求新”的心理诉求、对未来世界远景的理想与殷切期盼。如果说图画仅仅调动了视觉活力的浅层要素，那么，流变中的影像则趋向挖掘生活的深层内涵，与受众对信息的全面了解和透彻把握的愿望相衔接。电影、电视等新的影像工具的发明，使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体验和认知获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如今以图像和视觉文化为主的电视、网络直播、动态影像等，已经成为比文字更受大众欢迎的、直观方便的价值传播媒介。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公共场所，图像文化的存在及其冲击力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对思想的入侵和渗透随时都在发生，以至于人们对图像的关注大大超越对真实性的关心。“20世纪的图像复制和流通手段的大发展，把表现推向文化舞台的中心。由于真实已经隐退到我们文化的、不间断的图像背后，19世纪对再现真实的关注也随着消失。相比之下，图像比它们所代表的现实更清楚、更有影响力。”^[3]167－168图像和视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甚至造就了“图像霸权”的历史新景观。

景象有自然和人文之分。自然景象指大自然巧夺天工的造化物，如雄伟的高山和挺拔的白杨、奔流的江河和广袤的土地、凶猛的狮子和忠诚的鬣狗等，当它介入人的生活世界并与人的存在发生某种关联时，便会产生深刻的文化隐喻和崇高的价值意蕴。正如达比所说：“当风景与民族、本土、自然相联系，这个词也就具有了‘隐喻的、意识形态的效力’。”^[4]人文景观侧重“人为”，即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建造的、实现观赏与教育于一体的景观，例如雕塑、假山、公园、造型等，每一处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承载着社会的价值诉求、理想远景和审美趣味。人文景象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将信仰、价值观汇聚起来，成为一种“此在”的存在者，在期待与观众的视觉交流中，持续不断地释放出意义并获得理解。按照法国学者居伊·德波的说法，现代社会是景观社会。^[5]随处可见的广告、变幻不定的影视、各种消费展览橱窗，矗立在都市和村镇的中心、路旁，构筑起后现代时期特有的文化景观。景观是一种视觉符号，设计者在其中渗透特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它与当代人释放身心压力的精神诉求合拍，因而具有某种心理暗示和诱导功能。景观的价值传递过程是在注视者与景观相遇，在注视景观的“看”的实践中相互交融、不断强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诉求相遇，生成不同的价值话语和意义场景，满足主体“百闻不如一见”的心理诉求。观众的“看”是心理满足与意义获得的双重过程。

图像之所以能够传播价值，因为它本身就拥有某种价值，不过图像本身的价值与其传播的价值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图像本身侧重艺术的审美的价值，其传播侧重思想的道德的价值，就市场交易来看图像还有经济价值。因此，考察图像作为传播价值的有效载体，需要研究图像诸方面价值之间的关系，重视其价值传播的实现过程及复杂影响。

价值表达的方式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按照后现代文化的理解，在理性主义主导的时代，价值表达主要采取文本叙事或理论宣讲的方式。在当今读图时代，人们更愿意以静态或动态图像来阐释和表达。比如，街头巷尾墙壁上的宣传画、广告图片和持续滚动播出的视频，在不经意间赫然呈现在受众的眼前。目睹这些清新醒目、富有震撼力的视觉图像，大众能够在短时间内领悟其内涵，实现价值普及的最直接目的。在社会大众中普及价值理论，引导更多的人去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首先要考虑大众的认知特点和接受规律，能看懂无疑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发挥图像和视觉文化通俗易懂的特点，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形式，加强对价值内涵的形象阐释和趣味解读，提升大众理解和认知的效率。在价值阐释方面，图像和视频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超越年龄、性别、学历、习惯、信仰、地域等诸多限制，面向绝大多数的受众群体传递其知识和价值，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有机结合起来，强化人们的记忆和回忆联想能力。

必须承认，“语言并不适合于表达人们脑海中的一切东西，这一思想或许比高山还要古老了，但它却明显地体现了在词语记录视觉经验的相对能力方面的现代危机。”^[6]142现代人之所以钟情于图像，把视觉化图像作为认知活动的首选，主要是由技术时代的叙事潮流所决定的，当然这也是仅凭个人意愿和能力无法改变的事实。其中，既包括对以往理性话语和言说方式过度化的反叛和逆转，也有直面巨大社会压力时的无奈，以及个人渴望在视觉世界里获得不良情绪的有效排遣。个体内在自觉与读图时代大趋势的合拍，造就了图像视频之史无前例的广泛影响力。当然，图像阐释并非排斥文本叙事，因为图像和文本各有其优点和不足，二者相互结合、相得益彰才是实施价值阐释的最优途径。问题仅仅在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的选择。在价值规范的宣传和表达方式上，究竟是以文本为主还是以图像为主，抑或是二者并重，则需要根据价值规范的特点和诉求灵活处理，切忌一概而论。

理念是价值观的深层次积淀，属于其精神内核和理论精髓，具有某种语言上的“不可表达性”。维特根斯坦曾告诫我们，对于那些“不可说的”应当保持沉默。其实对于那些“不可说的”，我们何尝不能换个新的说法，即改文本叙事为图像叙事，实现叙事方式上的根本转向以实现其目的。价值理念内蕴的思想精髓，可以借助图像的直观性、生动性与可视性，逐层拆解开来并展示为丰富多彩的形象，然后由无数图像的相互叠加和接续延伸，汇聚成价值理念的“文化形象库”，以强化大众的可接受性和直观理解，形成直击心灵深处的“目睹效应”。图像能够让人“亲眼所睹，哪怕看到的是虚构的东西，其中也有某种用语言表达的叙事中所没有的权威性的东西。”^[6]4比如“一看就是个老实人”的结论，也许比无数的语言表达更直观、更有说服力，它能通过“看”的方式一下子就击中问题的要害，获得比单纯文本叙事更为强劲的震撼力。

当今碎片化时代的图像阅读，个性需求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个人经历和实践范围的不同，致使受众对图像的解读见仁见智，实现价值整合就显得异常迫切。在某种意义上，图像叙事是一种新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它以强烈的视觉刺激和丰富的视觉元素来吸引和抓住读者，牵引其走进图像娱乐和审美的世界，使读者在沉溺欣赏的过程中获得并积累共同的经验和视觉体验，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其价值和文化熏染。观众与视觉对象的对接、碰撞、交流过程，实质是图像与观众之间相互映照、相互激发的感性实践活动。借助艺术化处理的图像而走进大众，实现价值理念向受众自觉性的有机转换，逐步消解不同个体在图像阅读上的差异，引领其价值理念和社会思潮的变迁。受众自发融入图像所描绘的共同世界里，与主导价值理念结成互不分离的整体，即个体缩短自身与图像之间的心理距离，实现对价值理念的切身认同并提升自我境界的过程。

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可归结为价值选择及其实现过程。在这方面，图像毫无争议地发挥着价值观的引领、指导和评价功能。经验证明，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多数人都是在故事书(连环画)中找到自己景仰的英雄、学习的楷模，作为今后人生道路上的价值坐标。在这些英雄模范事迹的持续激励和鼓舞下，个人能够廓清思想中的混沌和迷雾，不断战胜来自方方面面的艰难险阻，坚定自己对所选择的价值的信仰，并且义无反顾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影视文化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观赏动画片几乎成为每个少年儿童的必修课，看到让他们流连忘返的童话故事，发现更为奇妙的想象中的世界，从娱乐中感受到生活的无穷乐趣，影视世界就是他们成长的一所学校。这些图像记忆在他们身心发育和健康成长的道路上发挥着价值航标灯的作用。

对于成人而言，故事书中的偶像已经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以其鲜明的故事性、趣味性和可视性，在历史的积淀中成为永恒的价值坐标。面对急剧变革的当代社会，在不同思想观念的交锋与激烈冲突中，每当发生思想困惑与矛盾纠葛时，仍然可以把传统记忆中的优秀价值观、革命英雄主义时代的价值标杆作为澄清个人的价值选择和明确未来发展方向的鲜明指针。因为这些优秀的价值观是历经千百万次实践磨炼的、大浪淘沙的结晶，是坚定的人生意志、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的体现。个体的价值选择即使发生了暂时的偏差或失误、迷茫或动摇、厌倦或痛苦，这些优秀的价值观都能及时帮助个体廓清迷雾、甄别善恶、重拾信心，给予个体明确而坚实的价值遵循，引导个体进行自我纠正和自我完善，从而回归正确的人生航道。

按照巴什拉“认识论的决裂”的认知方法，无论文本符号还是图像符号都不具有绝对的意义，必须在不断否定中获得新的理解和实践空间。对各类视觉化符号及其传播价值的理解，也必须突破原有思维和知识框架的局限，形成新的理解和新的认知模式。读图时代的图像和视觉文化，不是对原有图像叙事的简单回归，而是基于新的时代诉求重塑体验的新价值，一种创造新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实践的过程。在巴什拉看来，“原先的知识不是被拒绝而是通过一种重新的排列而被改变。在这种重新排列中，新的知识领域被开启出来，迫使对于原先不加反思地接受的东西进行重新评价”^[7]。以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考察，21世纪大众对图像文化的重新认同及其文化实践，不仅仅是适应影视文化大潮进步的客观需要，而且是一种叙事模式中的“再否定”和“再创造”，是对原始图像文化的更高层次的超越。

因此，当下图像文化意义上的价值传播，也不能被简单视为价值观的“搬运”或“移植”，而是以新的环境和技术载体为平台，不断转换形式并创造新价值的实践活动。它不仅改变了原有的价值生态，实现了文本叙事向图像叙事的转换、理性内蕴向体验实践的飞跃，而且塑造了新的价值实践主体，并赋予实践主体以巨大的能动创造力量。大众在明确价值理念之优越性的基础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准确的决断并付诸实践。只有在群众性的价值实践过程中，才能使个体从价值理解和解释的边缘地带逐步进入价值生活的中心。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创造，首先是价值思维的完善和创新，是旧的价值规范和理念退场、新价值理念走向舞台中央的过程，其次才是新的价值理念付诸行动的过程。用新的价值理念改造旧理念旧思想，就是新的价值理念的形成和价值实践的实现过程。

发挥图像和视觉文化的价值传播功能，必须坚持运用辩证思维的科学方法，清醒地认识图像传播的利与弊，努力做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将图像传播的优越性发挥到最佳程度。图像在价值传播中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获得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强化个体对价值观的记忆和认同。伴随社会生活的不断变革，大众对精神生活的诉求日益迫切，运用图像传播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其心理支撑就是大众对生活娱乐化、审美化的诉求。随着现代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视觉文化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主导力量，它不仅极大丰富了社会精神生活，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文化追求，也催生了价值传播方式的根本性转向，即以图像这种崭新的平台呈现社会价值观，充分发挥形象思维的独特优势，不断强化个体对价值观的认知和记忆。商业社会紧紧把握大众文化潮流的新趋势，把生产、传播和消费图像视为新的利润增长点。读图时代的到来，为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传播提供了宏观场域，推动价值观教育在思维、情感、取向方面实现全方位的转向。

第二，诉诸情感的巨大力量，激发个体的崇高情怀和倾心向往。如今极富个性化的、丰富多样的影视节目，无时无刻不在塑造人们的观念和思想世界，给人以强烈的临场感觉和视觉震撼，一幅幅直击心灵的画面、一幕幕扣动人心的故事和情节，甚至一个眼神、一个举动，都牵动着亿万观众的心，比文字蕴含更大的信息量和“在场”感，甚至铭刻在人们心中成为永久的历史回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教育和熏陶，借助无限多样的媒体宣传和电视节目，逐渐渗透并进入人们的内心深处，持续塑造个体的人格和信仰追求。人们生活在图像和视频的世界里，能够真切感受到“世界被把握为图像”(海德格尔语)的事实以及新的价值传播方式的独特魅力。

第三，争取更多受众的喜爱，提升价值传播的效率和质量。图像不仅能迅速抓住受众，激发其积极思维的活跃度，而且还能由时间叙事转向空间叙事，立体逼真地再现宏观场景，在图像中还原真实的生活，使受众从原先的“旁观者”转换为“参与者”。在电视剧情节中，观众往往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似乎自己就进入了某种角色，成为剧中的主人公或参与者，与剧中的主角同喜同悲，成为影视“虚拟实践”中的重要成员。这种临场感有助于强化个人的主体意识和道德自觉，获得对价值理念的丰富体验。在“要我做”变为“我要做”的思维转型中，学会设身处地地为他人思考，实现价值理论与价值实践的辩证统一。读图在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提升了价值传播的效率和质量。

第四，实现自身困惑的内在调适，强化共同价值目标的凝聚力。影视文化为大众展示的是多样性的价值观，其内容大多良莠不齐、真假难辨。不同角色所代表的迥异的价值观在影视剧中相互博弈、相互激荡，彼此都在努力争夺自己的受众，导致观众在价值选择中形成诸多困惑。只有那些极富正能量的影视角色，才能够全方位调动和激发受众的积极情感，整合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冲突，协调个人内在自我的矛盾纠结，引导个体在不断解决自我与内心、自我与社会、自我与环境的矛盾过程中，逐步调适自己的情感投向和思考维度，在求同存异的价值选择实践中强化个体对共同价值目标的理解和认同，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价值共同体。

图像在价值传播中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图像主要开发人的视觉和欲望，容易使人失去独立自主的辨析能力。影视呈现给观众的是感性欲望的世界，在图像和视觉元素的反复冲击面前，人们感觉到的世界是“支离破碎的、矛盾的，而且五花八门，(从而)对经验世界的统一性提出了质疑”^[3]167－168。当真实被解读为一种图像时，真实与虚拟、正确与错误、善与恶的界限就会被弱化、虚化，正确的价值坐标遭受质疑和否定，诱使个人萌发出游戏人生的消极态度和价值取向。面对眼花缭乱的影像世界、碎片化的人物情节和电视场景，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辨析能力面临着巨大挑战。一些观众为剧中情节所同化，为其爱所爱、为其恨所恨，被电视剧牵着鼻子走，失去了独立判断能力和完整自我。无节制的欲望宣泄瓦解传统优秀价值观，甚至传播错误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为不良欲望的泛滥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二，拒斥深度思维和理性能力，为非理性主义泛滥打开了缺口。无所不在的图像和影像视频装点了大众丰富多彩的生活氛围，使生活平添了更多娱乐化元素，也使得艺术能够有效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由于一些人热衷于欣赏图像而轻视文字，忽视思想的深刻性和理性诉求的意义，很容易导致思维的平庸化、娱乐性和绝对化的发展。读图原本属于浅层阅读和蜻蜓点水式思维，如果人们宁愿品尝“图像快餐”而不愿读书，不仅会抵消文字的魅力和实际影响力，而且使个人体验到欲望的苍白无力和某种虚无感。生命不是单纯的欲望之流，直觉作为创造力的火花有其实用价值，然而却不能主导生活的发展方向。失去理性调控的欲望必定会成为盲从和狂热。因此不可一味夸大图像和视觉文化的功能，单纯的非理性注定是缺乏生命力的。

第三，图像对于价值传播的跨文化优势，为国外不良思潮传播提供了可能性。在全球经济文化频繁互动的时代，图像或视觉文化能够利用自己的优势，超越语言文字障碍和地理空间的界限，直接辐射到无限多的受众之中，而不必顾及对方的性别、年龄、信仰、地域、习惯。对于文本描述中隐藏的潜在威胁，读者尚且有着较强的心理防御能力，然而，对于图像背后隐含的不良社会思潮，却无法一下子就能领悟和识破。图像瞬间就能抓住人的眼球，吸引观众去尽情阅读和消费，此时的观众是没有任何心理防范准备的。这种即时传播中的“延迟理解”效应，使得错误思潮借助图像瞬间得以流行，在观众尚未来得及分辨之前侵害就已然发生了。因此，图像在价值传播中的跨文化优势，会在无形中加剧不良图像文化的危害，威胁到其他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第四，图像本身的放大和美化效应，使人们对价值观的判断失真失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影像世界都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而是现实世界的美化、放大甚至某种扭曲。对于涉世未深、理性不足、判断力低的观众来说，在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之前，就已经进入影视娱乐的视觉狂欢之中，他们往往会形成先入为主的认知偏差，陷入虚幻的世界而不知所云，将影视本身所呈现的审美和善恶，误以为生活本身的固有逻辑，当作自己判断善恶是非的固定标准。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一些人受制于影视图像思维的局限，对有缺陷的、不完美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现实，提出各种各样的不满和挑剔，最终导向偏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