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正式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10这一科学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石，也是我们学习掌握这一科学思想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历史起点、基本特征是什么？在历史方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为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仍然没有改变？如何理解描述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历史交汇期”？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建军教授。
访谈人：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起点应该从哪儿算起呢？我看到专家们有些不同看法，也听说您有自己特定的观点。您可以分享一下吗？
刘建军：其实，这里的“新时代”有其特定含义。它并不是相对于“旧时代”而言的，更不是对“旧时代”的破除和扭转，而是相对于“新时期”而言的，是“新时期”的发展，可以说：“新时期长大了，就成了新时代。”
至于新时代从哪儿开始，我倒有些自己的思考，当然也未必准确。我认为，从我们党原来的战略规划和实现步骤来说，新时代到来的起点应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也就是2020年底或2021年初。它作为我们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历史目标的节点，也应该是一个新的时期或时代的开始。它也是我们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时间，具有突出的标志性意义，体现了我们党一百年奋斗所取得的成果，并以感性形象的方式体现出来。如果是站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宣布新时代开始的话，是很容易理解的，特别是与原来的思路和时间感相吻合。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完全是按照既定的步骤和脚本来行进的。由于当今中国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的变化，新时代到来的起点提前了。之所以会提前，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看，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五年来的强力推进，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决胜全面小康已基本没有悬念。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开始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从主观方面看，由于上述变化，特别是由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展现出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新风格新气象，我国人民的民气大伸、人气大涨，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极大增强，社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国民心理已经完全不是过去那种状态了。
这种提前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节奏加快的必然和自然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其中，前两步战略目标，也就是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到20世纪末期已经提前实现。从跨入21世纪开始，我国就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加快了的节奏一直在持续，并被赋予了加速度。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各项工作推进幅度之大，工作节奏之快前所未有。在这五年的强力推进下，党的十九大宣布新时代到来。党的十九大对实现全面小康之后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战略步骤的新设计，也都明确地体现了建设节奏的加快。党的十九大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比原来的设计和设想提前了十五年，这是一个很大的幅度。而到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不知道提前了多少年了，因为我们以前并没有对这个更高的目标提出时间设定。但可以设想，这个更高目标的实现，所提前的时间幅度很可能是更大的。在这样一种总体来说是不断加快的建设节奏和发展节奏的作用下，新时代的提前到来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访谈人：您是说从2020年提前到十九大吗？
刘建军：党的十九大宣布了新时代的到来，这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前了三年。这样，十九大就成为我们进入新时代的标志性年份和重要的历史节点。这首先是因为，十九大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次标志性的大会，它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1]1其次，正是在这次大会上，由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大会报告中正式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从抽象理论上讲，新时代的到来和宣布新时代的到来并不是一回事，到来而不宣布，或宣布而不到来，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二者毕竟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我们党具有高度历史自觉，对新时代到来的把握和宣布是自觉进行的，是与新时代到来的客观进程相符合的。因此，新时代到来的宣告本身，就是标志这个时代到来的重要历史节点。
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化地以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的起点，那也是有局限的，从理论上来讲也是不完善的。首先，这样就会把习近平总书记执政的时期分成两段，前面的一段即五年时间，被排斥在新时代之外，这明显是不妥当的。从理论上全面地讲，过去的五年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五年各项事业的强力推进和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才有新时代的提前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五年是在新时代到来之前，并作为新时代到来的历史原因而存在的。因而，可以说是它不属于新时代。但是，另一方面，这五年的强力推进和历史性成就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气息，也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的五年又是属于新时代的。在这两个方面中，我们往往注意到第一个方面，而忽略第二个方面，但其实正是这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才是决定性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领导是一个战略的总体，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个整体分成两个不相干的部分。而且，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可以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起来的，我们不能把这一最新理论成果说成是新时代之前的产物。因此，新时代的起点还应该再提前，也就是提前到党的十八大。现在大家的理解，也都比较公认新时代是从党的十八大开始的。
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开始，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里有一个小的技术问题：如果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新时代的标志，那就意味着党的十八大报告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我们回头再看看由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所做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尽管里面有许多新的思想并对后来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其中并没有作出新阶段或新时代到来的判断，也没有这样的提示或暗示。这也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党的指导思想。很显然，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思想应该还是属于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而不是属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范畴。其实，当大家以党的十八大为新时代到来标志的时候，主要是着眼于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形成起点，着眼于过去五年的历史成就。因此，从技术上来处理这个问题，新时代到来的起点就不应简单地说是党的十八大，而应该更准确地说是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
这样，新时代的开始就有了三个历史节点：一是十八届一中全会，二是十九大，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
访谈人：为什么会有三个不同的起点呢？究竟哪一个才是对的呢？
刘建军：三个都是对的。因为我国进入新时代有一个过程。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都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或长或短，但都不可能是时间线上某个唯一的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时代是标志人类社会中历史性转变的宏大概念，它或者标志整个人类历史的重要变化，或者标志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性转变，但它都是重大的转变，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而所有这些社会内容的变化，绝不可能是某一个时间点上的整齐划一的突变，而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是一个时间段。如果不是这样，那新时代也就不可能是内涵极为丰富的那种历史时代了。
在这个时代转变过程中，当然会包括多个不同的时间节点。好比一块木板从中间折断，就会发现并不存在一个光滑的断面，而是两边都有参差不齐的若干个点。这是因为，一个社会中的不同部分在发生变化的时候，由于其性质、特点和运动节奏的差异，并不会完全同步。有的部分提前一点，有的滞后一点，这都是正常的。而且，只有这样才符合历史的真实。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我们可以找到1949年10月1日这样一个明确的历史节点，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个历史节点之前，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根据地和解放区已经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和新的制度，具有了与旧社会不同的性质；而在这个历史节点之后，尽管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但南方一些地方还没有解放，还是属于旧中国的性质。这是历史的复杂性，也是历史的丰富性。
因此，这三个主要的历史节点都是合理的历史节点，它们共同构成一个“进入期”，其中十八届一中全会是“起点”，十九大是“标志点”，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日则是“完成点”。这些是从学理上讲的，而在大众宣传方面，我们不一定弄得这样复杂，只是笼统地说“十八大以来”就可以了，只是不要省略“以来”二字。
访谈人：那么，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什么？除了十九大报告中讲的以外，您还有更具体的认识吗？
刘建军：我对新时代的特征作了四个方面的概括，认为新时代是“走进富强的美好时代、发起冲刺的关键时代、充满风险的危急时代、团结奋进的拼搏时代”。
新时代是走进富强的美好时代。一方面，新时代已经呈现出美好的状态。物质层面，经济发展迅猛，教育、就业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社会保障、医疗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精神层面，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强调文化自信。人民的精神文明面貌焕然一新，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达到了新的高度。另一方面，理解“走进富强的美好时代”这一特征，还要看到“走进富强”的动态发展过程。十九大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体验的客观实在和主观感受的统一，成为党在新时代的重要任务。
新时代是发起冲刺的关键时代。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到了发起冲刺的最后时刻。从现实情况来看，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现精准脱贫、防治环境污染这三大攻坚战，任务依旧艰巨。尤其是在2020年初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情况下，局势更加紧张。另一方面，整个新时代都具有冲刺的性质。2020年关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能否取得决定性成果，关涉“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能否成功交汇，关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进程能否顺利推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要保持冲刺的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
新时代是充满风险的危急时代。新时代的风险多种多样、交织叠加，需要我们时刻保持风险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揭示了新时代面临的重大风险。内部风险方面，当前我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国防安全等风险压力不断增加。同时，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有威胁党的执政之基的风险。外部风险方面，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加大，地缘政治冲突时有发生，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重大传染病等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击日益强劲。2020年，我国不但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内部传播和外部输入的双重挑战，还要应对某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歪曲事实的舆论风险。这正是新时代要应对各种风险，困难重重的体现。
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拼搏时代。中华民族历来有团结拼搏的优良传统品质。中华文明存续到现在，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和拼搏向前。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无论面临何种困难，都埋头苦干、砥砺前进，才铸就了新时代的繁荣景象。面对新冠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中华儿女都团结一心，投入抗疫斗争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展望未来，我们要看到，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的持续团结和努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就是空谈。此外，人类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新时代也是世界人民团结奋进的时代。要实现伟大梦想，中国人民就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与世界人民一起，同心同德，继续拼搏。
访谈人：既然我们进入了新时代，为什么又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仍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到什么时候结束呢？2050年会结束吗？
刘建军：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长期性。在我们党的文献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候，经常使用“长期”“漫长”这样的修饰语，而且还形成了固定的用语：“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一再重申这样一种判断。这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是共识。
这些认识和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大致说来，主要是由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历史起点所决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里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二是十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从这两个方面看，我国的初级阶段都不会是短暂的。同时，这个结论也是我们党总结以往所犯超越历史阶段错误的经验教训的结果。这个历史教训既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包括苏联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超越历史阶段的问题。这些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做法，给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损失。因此，基于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我们党在判定自己的历史方位时，以及在展望未来发展时，都是着眼于长期性，尽力避免短期行为和急躁冒进；甚至还宁愿把时间说得长一些，认为这样更为主动。
访谈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长期性，请问在您看来这个“长期”的时间跨度究竟有多大？
刘建军：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短，是由其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只有在完成了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会结束。如果重新梳理和思考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就会发现它本身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也就是说：从最初设想的承担一个历史任务，发展到将来要承担两个历史任务。第一个历史任务，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低起点的历史课题，也就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需要“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问题，使我国社会主义从“不合格”到“合格”；第二个历史任务，是在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之后，从“合格的”社会主义起点上向前走，初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不仅取决于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所需要的时间，而且也取决于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所需要的时间。总起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主要地取决于接力完成这两个历史任务所需要的时间之和。
在我国，解决经济文化不发达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是通过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来实现的。通过“三步走”战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把经济文化发展的短板补上，就站在“合格”的社会主义的起点上了。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历史起点。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个“补短板”任务的完成，应该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就原来的发展战略目标来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在本世纪中叶，也就是说初级阶段的结束最早应在本世纪中叶。
如果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初的百年设想来说，具体而言是在2056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到2056年，正好是一百年。这个目标应该说与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大体重合，略有差异。其实，为了更好地理解初级阶段的一百年时间节点，可以把它的起点从1956年提前到1949年。因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和相应政治制度已经建立，虽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尚未建立，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而且，看待初级阶段的历史起点，不必过于具体，而要与大的历史节点相一致。这样的话，初级阶段的一百年就与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年，实现了重合。新中国成立百年之日，也正是百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时。这样，既符合我们党原来对初级阶段历史跨度的设想，又符合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设定。
当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加速发展，特别是由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前所未有的迅猛推进，按照十九大报告，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日期提前了15年，提前到2035年。也就是说，就完成原来设计的第一个历史任务来说，到2035年就算完成了。因此，如果往早一点说，那么在2035年就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而往迟一点说，还是到本世纪中叶，即我们全面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如何也该终结了。
但在我看来，从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态来看，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党也未必会宣布初级阶段结束。十九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态很值得注意。本来，十九大的节奏是一个加速和加快的节奏，是一个强调新变化的节奏，它宣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又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变化，并把未来的目标实现期提前了，但是在初级阶段的态度上，却丝毫没有松动。其中提出了“三个牢牢”，表达了十分明确的态度：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访谈人：为什么到2050年“初级阶段”还不会宣告结束呢？
刘建军：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时结束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判断，而在没有形成新判断的情况下当然不能随便改变提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国情，它是我们采取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总依据，因而不能轻易地去改变这个基本判断。至少在阶段性特征极其明确地表明这一点之前，在我们党对此深入研究和深思熟虑之前，是不会作出这一变动的。而且，我们党原来就设想初级阶段“至少一百年”，至多呢？没有说。因为是一个大概的估计，而导向就是要说得长一些。同时还要考虑到，“初级阶段”的理论设计，为我们党提供了极大的政策空间，使我们党在制定方针政策时能够立于战略主动的地位，使我们党可以在作决策时完全从实际出发，掌握了战略的主动。但如果我们因为自己已经有所发展而轻易地改变和放弃这一基本依据，就等于缩小了我们的决策空间，失去了决策上的战略主动性，容易陷入被动。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初级阶段在其历史使命上，在第一个历史任务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历史任务：即站在合格社会主义的起点上，经过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初步巩固和发展。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必须经历的起始阶段。而相比之下，以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即“补短板”任务为历史使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一个特殊的“初级阶段”，只是中国自己的初级阶段。可以说，从2035年到2050年是一个转变时期，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历史任务向第二个历史任务转变。
这样，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就出现了两个“初级阶段”，一是以回头“补短板”为使命的“初级阶段”，二是以在自身基础上向前发展为使命的“初级阶段”。那么，如何处理这两个“初级阶段”的关系？前面那个阶段已经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后面这个阶段如果还是这样命名，那就是简单的重复，也会造成理论混乱。但也不能说前面的是“初级阶段Ⅰ”，后面是“初级阶段Ⅱ”。所以，最简便而合理的办法，就是把两个“初级阶段”打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随着历史的演进，已经改变或扩大了它的任务范畴，从而也在实际上拉长了它的历史跨度。
社会主义社会，就其正常行程而言，可以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其中，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其自身基础上初级的巩固和发展，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也必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时期。所以，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的终点究竟在哪里，还是有很大空间和余地的，现在也不易推测。
因此，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党不会宣布初级阶段结束；再过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也不会宣布初级阶段结束；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很可能不会宣布初级阶段结束，但可以也应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新的解释，以表明此后开始的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新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会延伸到21世纪末。最后，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日，就是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启动之时。
访谈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这样漫长，那么它内部包含的多样性就可能太大了。涵盖太多，就会显得杂乱，或者内部可以分出不同的时期？
刘建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大跨度历史性概念，其内容完全可以也应该进行一定的分期。我认为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准备期：1949—1956年，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为我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准备。虽然是“准备期”，但也不宜简单地把它排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外。这既是理论模型完整性的需要，也有其一定的客观原因。
探索期：1956—1978年，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个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走了些弯路。这段时期事实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没有从理论上对这一点进行论述和确认。
展开期：1978—2050年，改革开放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设计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可以大体上将这个历史时期分为上半段和下半段，上半段从改革开放启动到党的十八大，下半段从十八大到本世纪中叶。前半段可以称之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半段可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阶段都是在建设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后半段实现了一个历史性跃升。
延伸期：2050—2100年，这是在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后，继续向前的延伸时期。其目标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在世界的前列。其实，所谓“延伸期”，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说的，而如果站在2050年及其以后的时期来说，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延伸”，而是真正全面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开端，是真正具有时代主体性的一个时期。那时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在生产力和科技发展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就社会关系来说会更彰显社会主义属性。
访谈人：十九大报告中有一个十分醒目的新概念“历史交汇期”，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方位概念。对此应如何理解？
刘建军：虽然从工作任务的角度去理解时并不复杂，无非是说做好承前启后的转换工作，但从理论上去理解，就觉得相当复杂，不容易理清思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涉及两个时间坐标系：一是由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所构成的坐标系，二是由党的两次代表大会所构成的坐标系。而这两个坐标系的叠加，就构成了十九大报告中“历史交汇期”的语境。
从两个百年目标所构成的坐标系来看，它是两个历史阶段及其目标的交接和转换。第一个百年目标，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目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2021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我们处在为第一个百年目标而奋斗的历史阶段；而在此后则进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而奋斗的历史阶段。这两个历史阶段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点为界，实现历史阶段的交接和转换，即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汇。
从我党两次代表大会构成的时间坐标系来看，它有泛指和特指两种情况。从泛指来说，它指的是五年一次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间系列和时间节奏。从特指来说，它指的是一段特定的时间，即从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到2022年召开的二十大之间的五年时间。十九大报告中“历史交汇期”就是从特指来讲的，当然它以泛指为背景。那么，为什么要单单拿出这五年时间来特别关注呢？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五年时间确定为“历史交汇期”呢？简单说来是因为我们党是立足于十九大这个历史节点的，站在十九大的历史方位上看，最紧要的当然就是即将到来的五年。我们党要在十九大上规划好这五年，以便利用好这五年把党和国家事业极大地推向前进，迎接党的二十大到来。
以上这两个时间坐标系都是简明清晰的，可是当我们把这两个时间坐标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们的时间节点并不完全重合。党在2017年召开十九大的时间和2022年召开二十大的时间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2021年不相重合，也就是说，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之年恰好处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这就造成一种小小的错位和历史的复杂性。假如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之年，恰好正是党的某次全国代表大会(比如十九大)召开之年，那么事情就简单得多。全国代表大会后五年的工作任务就很单一而明确，也就是部署为第二个百年目标而奋斗的工作。但由于事实并非如此，那么两个历史阶段就需要在十九大之后的五年之间发生交接和转换，因此它就成为两个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这样一个历史定位，就使这五年的历史任务明晰起来了。即十九大之后的五年，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要为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而奋斗；另一方面，又要开始为第二个百年目标而奋斗。所以，这样一个“历史交汇期”是很特殊也很重要的。
